东汉后期管理思想概述

第一节　东汉后期管理思想概述

东汉后期,宦官集团垄断了国家权力。宦官政治作为专制主义政体、皇权的腐朽、宦官的变态心理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中国地主阶级政治中的毒瘤,他们营私结党、卖官鬻爵、鱼肉民众、穷凶极恶。宦官管理下的东汉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本节先论述东汉后期管理思想的发展,然后介绍本时期管理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最后概括本时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东汉后期管理思想的发展

从东汉中期开始,外戚、宦官轮流党政。宦官当权,不仅同外戚集团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一些世族豪门及其他文人也强烈不满。他们不仅鄙视宦官出身污贱、不学无术,不屑于在他们手下为官,更痛恨宦官攫取、侵占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最主要的是因为宦官的亲属抢占了大量的地方官职,影响了地主阶级各阶层读书人的出仕之路,他们因此强烈仇恨宦官。一些世族豪门、士人与外戚集团也有矛盾,对外戚用人唯亲表示不满。同时,这些人看到外戚与宦官走马灯似的交替专权,对地主阶级政权的稳定不利。因此,宦官、外戚、世族豪门、士人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桓帝时宦官势力膨胀,激起了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的强烈不满,出现了以豪族大官僚李膺、陈蕃为首领,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对宦官的斗争。先是司隶校尉李膺逮捕了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并将其处死,之后又捕杀了与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的儿子。宦官集团于是趁机指使张成的弟子控告李膺等人,说他们营私结党、讪谤朝廷。桓帝屈于宦官的压力,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后虽由窦皇后之父窦武出面营救,其中大部分人被赦免,但遭到终生禁锢。这就是东汉后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重新起用李膺等人,重用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集团先发制人,收捕窦武。窦武举兵反抗,兵败自杀。宦官集团于是大肆逮捕党人,杀死李膺、虞放、杜密、范滂等100余人,禁锢、迁徙数百人。这就是东汉后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从此,国家权力完全被宦官控制。

在宦官集团垄断国家权力的情况下,灵帝成了宦官的掌中玩物,灵帝经常说中常侍张让是他的父亲,另一中常侍赵忠是他的母亲,国家管理更加腐败不堪。灵帝为了聚敛钱财公开卖官,并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文武官职的价格,造成了做官靠贿赂的腐败局面。灵帝和宦官集团穷奢极欲,残酷剥削百姓,赋役更重。地主、商人也趁机搜刮。在东汉政权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下,人民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面对东汉后期危亡的管理局面,一些思想家、政论家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挽救危亡局面的管理思想。

二、东汉后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

东汉后期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荀悦和仲长统。

(一)荀悦

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后期政论家、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阅读过目不忘,12岁便能讲解《春秋》。灵帝时宦官专权,荀悦隐居不出。献帝时,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不久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东汉末年,政归曹操,献帝成为傀儡。荀悦谋无所用,乃作《申鉴》,其辩论通达政体,认为为政管理之术,先去“四患”(伪、私、放、奢),再崇“五政”(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深为献帝嘉赏。献帝以《汉书》文繁难懂,命荀悦用编年体改写。荀悦于是依《左传》体裁写成《汉纪》(为与东晋袁宏《后汉纪》区别,又称《前汉纪》)30篇。其目的是究“天人之际,事物之宜”,从历史事实中学会明确认识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方法;不仅供献帝看,也可以给其他统治者治国理政提供借鉴。时人称其“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另著有《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

(二)仲长统

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东汉末年政论家、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长于文辞。20余岁时便游学青、徐、并、冀州之间。才华过人,性情卓异豪爽,洒脱不拘,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称为狂生。凡州郡召他为官,皆称疾不就。献帝时,尚书令荀彧举荐其为尚书郎,之后曾参与曹操军事,但未得到曹操重用,不久便又回任尚书郎。其思想集中体现在《昌言》中。在汉末大动乱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仲长统,年轻时就目睹民生凋敝、战火纷飞的社会现状,在《昌言》中提出一些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他十分重视考察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注重“人事”,否定“天命”、“上帝”的主宰作用;他对社会危机的根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形成和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享乐腐化和对民众的压迫剥削;他还认为管理上采取何种措施,要依据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时代有利和对现实生活有效的就必须坚持。

三、东汉后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东汉后期,民不堪命,生计危殆,以荀悦和仲长统为代表的政论家提出国家管理首先要重民养民,其次要法教兼用的指导思想。

首先,重民养民。在荀悦的管理思想中,“重民”思想显得极为重要。荀悦长期生活在下层,了解民众疾苦,其本人少年时期就“家贫无书”(《荀悦传》)^[1]黄巾起义给了他思想很大的冲击。他认为民众作为国家的根本,提出“民作基”的观点(《申鉴》)。^[2]他还云:“昔者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前汉纪》)^[3]并把“恤民”作为五政之一。《申鉴》还云:“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谓养生。”^[4]认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重民养民,以民众的利益为重。他所说的“先丰民财,以定其志”,认为应该先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把人们的经济生活作为思想意识的基础,也较有见地。

仲长统也认为国家管理应该务在重民,君主应该“和万邦,蕃黎民”,“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昌言》)。^[5]在农业作为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产业的时代,他认为重民养民主要体现为重农,他在《齐民要术序》多次言及管理者要重农以养民,“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坟之势可知”,“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完,垣墙不平,埽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6]

其次,德刑并用。荀悦认为道德教化和刑罚都是管理国家的重要方法。《申鉴》云:“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夫中人之伦,则刑礼兼焉。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是谓章化。”^[7]礼教荣辱即道德教化是适用于君子的;桎梏鞭朴各种刑罚是适用于小人的;中人之伦则需要刑礼兼用,即道德教化和刑罚兼用。在德与罚的关系上,荀悦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前汉纪》云:“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义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彊,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8]

仲长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为要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也必须礼法兼用、德刑并举。《昌言》云:“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9]他认为如果不规范和限制人们的情欲,任由“人情之纵横驰骋”,就可能使社会秩序混乱,所以必须礼法并用,即德教和刑罚并用来限制人们的情欲,保障社会的稳定。在德教与刑罚的关系上,仲长统认为一般情况下是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互为补充。《昌言》云:“德敎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寔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10]德教与刑罚二者要根据时势不同而有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