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本回译的参照因素与终极范本

翻译的特殊性在于译作始终以原作为参照和终极范本，这从翻译与创作的区别上可以明显体现出来：“翻译之不同于创作，在于翻译始终有一个原作可以作为终极范本与译作相对照。”（王宏印，2001：277）回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包括原文本、原译文本和回译文本之间的转化，翻译的本质决定了回译不可能回到翻译的原点，即回到原文本或原作。但是，它始终有两个参照：一个是原作，另一个则是原译文本。然而，无本回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在原作和原译都缺失的情况下，将以何为参照，又要译向何方？它的终极范本又是什么呢？本节将对这些内容进行探讨。

一、无本回译的参照因素

无本回译作为一种翻译类型，在具体的翻译操作过程中，原本和原译都缺失的情况下，将参照哪些因素进行翻译？下面以Moment in Peking的无本回译为例，讨论其回译的参照因素，先看下面的例子：

原文：The German Minister had been fallen upon and murdered by Manchu soldiers.（Lin Yutang，1939：9）

郑译：德国公使被甘肃士兵袭击而刺杀了。（郑陀，应元杰译，2010：8）

张译：德国公使克林德为董福祥的甘军所杀。（张振玉译，2009：18）

郁译：甘军董福祥的士兵杀害了德国公使克林德。（郁飞译，1994：12）

此处的译文其翻译质量与翻译效果与背景信息的增加有关。就译文中增加或者改换的信息而言，张译和郁译中多出了克林德、董福祥，而且“Manchu soldiers”没有被相应的译为“清兵”或“满族的士兵”，而是译为“甘肃士兵”或“甘军”，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先看一下这部小说发生的历史背景。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是“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清早”（郁飞译，1991：1），这句话便把小说放入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处于被列国瓜分、民族危亡的关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农民起义。此时的西北武装军——董福祥的甘军已被清廷调入北京，保卫京畿。董福祥率领的甘军曾与义和团合作共同抗击外敌。1900年，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出兵北京，不断寻衅滋事，德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军士兵伏击杀死，酿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线。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之后，再看这三个译文的效果。郑译中的“甘肃士兵”正是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张译和郁译在信息量上是等同的，只不过一个是被动句，一个为主动句。下面再看一 例：

原文：These things，containing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Chinese writing and now well-known because of their importance，were then just beginning to appear from an eroded river bank in Honan，at the site of the old Shang capital，and only a few collectors took an interest in them.（Lin Yutang，2009：41）

郑译：这等东西上面镌刻着中国最初形象，现在因其重要，已著称于世，但当那时还刚刚从河南古代商都地方的冲毁河滨发现出来，仅有少数收藏家热心考据。（郑陀，应元杰译，2010：47）

张译：因为这些上面刻有中国远古时代的甲骨文字，现在是因其重要性而为人所熟知了，当时刚从河南安阳小屯溪，古代的殷墟出现，只有少数收藏家对这种东西有兴趣。（张振玉译，2009：40—41）

郁译：这种东西上面有中国最古的文字，现在因其重要意义而闻名于世了，当时还刚从河南商代古都废墟被侵蚀的河岸上出土，只有少数收藏家感兴趣。（郁飞译，1994：43）

张译根据中国的历史实际情况，增加了原文本中没有的信息“安阳小屯溪”，使得译文更加具体化。其他两个译文没有增加应有的信息使之明晰化，且郑、应译本的翻译痕迹太重。

如果说以上两例中的译文，在回归中国文化过程中存在程度差异，那么下面两例则在回归中则无此差异。例如对小说原文中的“The seat of the Spirit of Chang Silverscreen of Ningpo”，三个译文分别为“宁波张银屏之神位”（郑译），“宁波张银屏之灵位”（张译，郁译）。在这个例子中，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在翻译时不约而同的准确地回归到中国文化之中。再如原文中对小说人物珊瑚（姚思安的干女儿）的外貌描写中提到“She had small feet.”（Lin Yutang，1939：4），三位译者均不约而同地将“small feet”译为“纤纤金莲”，还原出中国古代妇女的小脚形象，反映出中国妇女裹脚以迎合男人审美趣味和妇女在男权社会中的社会地位等深层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无本回译除了以原著作为参照因素之外，还需参照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由于英语原文的读者对象是美国等西方读者，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事物等只是做大体的介绍，而在还原成中文时，这种介绍或无必要或太浮于表面，因此，需要译文省略或者更加具体化。这样，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除了具备基本的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功底之外，更要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以及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具体到Moment in Peking而言，则还需要熟悉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以及北京方言 等。

同样是描写中国历史和事件，反映中国历史传统和悠久文化的中国公案小说《大唐狄公案》，也是用流畅的、轻松的现代英语写成。同时，还带有几分诙谐笔调，融合了中国公案小说和现代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这是一部用英文创作的关于中国古代传统生活的人物传记。作者为荷兰人高罗佩，集学者、外交官和艺术家于一身。由陈来元、胡明等译为中文。把这种典型的中国古代历史题材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时，译者是如何操作、又有何翻译认识呢？

“《大唐狄公案》的翻译难度很大。翻译它不比翻译一般外国小说，译者只要能看懂外文、现代汉语好一点就行。因为此书属于中国公案小说，而作者又是用现代英语写的，故翻译起来难度是相当大的。这实际上存在两次翻译的问题，即先读懂英文的意思，再将读懂的中文意思按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要求进行再加工或再翻译。故翻译此书的难点不只是否能读懂外文上，而是在读懂后进行‘再加工’或‘再翻译’上。这就不仅要求译者对我国唐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要有比较扎实的古汉语、古诗词功底，才有可能将此书译成具有中国古典小说风格的、雅俗共赏的一部作品，而不至于译得不伦不类或白开水一杯。”（陈来元，2011：译者前言（一）：17）

从此处的前言可以看出，汉译这种中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难度很大，甚至要经过两次“翻译”。即，在理解透彻原文之后，需要用中国公案小说的文体和相应的语言形式复原狄公的形象，当然还要“力求原著的精神生趣”（胡明，2011：译者前言（二）：21）。这样在翻译时，译者朝着回归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和语言习惯的方向努力，必要时需对原作中较为现代、西化的地方做一些删动，以便较好地再现唐代神探狄公的艺术形象。因此，译者需要对唐朝社会极为了解，因为该书“涉及唐代的司法、政治、刑律、吏治、行政、外交、工商、教育、文化、宗教、风俗、民情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陈来元，2011：译者前言（一）：14），同时译者的古汉语和古诗词等语言文学功底要扎实，因为原著“均译仿宋元话本体裁写成”（同上），译文应再现中国公案小说的文学样式。

由此可以归纳出无本回译的参照因素，即：原著、中国历史、文化、民俗、文学样式等，据此还原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现实。如果作者是本国的双语作家，则要了解其本族语创作的文体风格，尽量还原假设作者若用本族语创作时的语言和韵味，这一点在本研究的第三章第四节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如果原著中可以发现其典型的中国文学样式，比如公案小说，还要在体裁、语言上朝向这个方向努力并在译文中加以再现，即无本回译一开始就应该进入中国的文体和文类。

二、无本回译的终极范本

翻译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译作始终以原作为参照和终极范本。无本回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语言文字上的原本以及译本缺失的情况下，其终极范本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终极范本，无本回译将译向何方，岂不失去了翻译努力的方向？

还是以Moment in Peking的无本回译为例进行探讨。通过本文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创作的特殊性，以及从叙事学、修辞学、文体学、文学形象学和互文性对原著和三个译本进行多角度、综合性的分析，对原著和译本得出以下认识。

首先，对于小说原著的认识：

（1）小说的创作方式属于异语写作，其中包含着“英文写作+部分翻译”；

（2）小说内容上体现着“红楼梦+庄子+其 他”；

（3）小说艺术形式上具有诸多中国古典小说的特 质；

（4）作者进行英文创作时头脑中有一个中文文本作为腹稿。

无论是其中来自《红楼梦》的人物形象，还是来自老北京平民生活的风俗、方言等，总之，该文本是各种中国元素的融合，是其英文创作的模型，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文本，这也可以看作是译者无本回译的终极文本。

其次，通过对郑陀、应元杰，张振玉和郁飞三个中译本的分析，得出以下认识：

（1）三个译本都在努力还原中国历史文化现实；

（2）译者对作者林语堂及其原著有很好的理解或者有一定的研究，均有意识地再现人物京话，体现作者本人散文化的文体风格；

（3）郑译和郁译接近原著的语言形式，而张译从语言到结构具有较强的创造性，体现出回归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意识，有一种“复古”的倾向；

（4）无论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与手段，语言上如何受到时代等因素的限制，几位译者均依据原著和中国文化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汉语译本的复写或改写，以复原小说故事生活场景和中国历史文化原貌。

通过以上对Moment in Peking和不同译本的讨论，我们认识到：无本回译的终极范本就是本民族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可以看作是历史文本，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心中始终怀有这个文化文本，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一个努力方向和评判翻译效果的一个尺度。既然本族文化文本是无本回译的终极文本，那么各个译本及其原著一起便可看作是它的子文本，或者说是派生文本。文化文本并未付诸文字，因而是不固定的，然而本民族人民却耳熟能详，原著及其各个译本则从不同的侧面共同指向这一文化文本，这些子文本或者派生文本一起共同阐释着本族历史文化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