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种主观的思考产物对吗

一

我的祖籍河北大名，是北宋王朝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民众间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习俗。祖父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集在场院里，几杆旱烟袋，一壶糊米茶，“李唐赵宋”、“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的深深爱好。一般地说，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四书五经”，左史庄骚，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曰“文史不分家”，一曰“六经皆史”，都显现出华夏民族特殊发达的史学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足够的“想象空间”，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青灯独对或者沧桑看云，我常常设想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奇华异采。数十年来，读史、述史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动选择。

不过，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去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

二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后世读者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二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三是在读人、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著名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在《一则故事，两种写法》这篇文章中谈到，在《今古奇观》与《隋唐演义》这两部书中，使用的是同样的题材，前者名为《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后者题作《李谪仙应诏答蛮书》。《今古奇观》里说：玄宗接到渤海国“蛮书”后，唐朝君臣慌张得很。这样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故事作者似乎根本忘了那时唐朝国势的强盛。按当时情形说，唐朝君臣应该是瞧不起这种“小邦”以及它的使臣的，决不至于因一封番书而着急担忧。之所以这样写，原因是《三言二拍》成书于明季，明朝国势积弱，边疆多故，那时说书的人也许很能了解这种番邦来书的可怕，于是就把自己的情绪渲染进去。而《隋唐演义》作者褚人获是在康熙年间写成此书的，他的心态大不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学识丰俭、技巧高下之分），君臣上下要从容得多。可见，读书过程中“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确是十分必要的。

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做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三

读史，我总是采用苏东坡提出的“八面受敌法”，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层层递进，渐次深入。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以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问置疑。“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来势汹汹，过程奇诡，而兰因絮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并非罕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与写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四

看得出来，同是读史，写作者与一般人的立足点不尽相同。就是说，面对历史资源，除了着眼于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之外，作家还有一个以历史为题材写成作品，以观照世界、解悟人生的考量。此其一；其二，“文学是人学”，作家最为钟情、着意的是历史人物，这个人物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关键是要具备典型性；其三，由于作品属于文学体裁，还需借鉴象征、隐喻、通感、联想、意象组合、虚实相间、时空切换等艺术表现手法。我在历史文化散文的人物描写中就曾作过多方面的尝试，这里只举一个事例。

那年我到浙江金华去，在八咏楼看到了一尊李清照的塑像。我站在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对着她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苍凉身世和饱蕴着凄清之美的词章的神髓。回来后写了一篇名为《终古凝眉》的散文，集中写晚年李清照的愁苦。从前有人说：“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含愁。”愁，是《漱玉词》中一个关键词。“薄雾浓云愁永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发现，悲凉愁苦根植于易安居士的本性之中，弥漫于她的整个生命历程。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词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由于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些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必然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

在写法上，我借鉴了外国电影《戈雅在波尔多》和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它们都是想象、联想的范本。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晚年住在波尔多，整部电影就是通过他的回忆展现其壮阔的一生的。伍尔夫在小说中，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个蜗牛。而我写李清照，也是从她的一对凝眉写起。如同《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以历史为题材写作散文，最遭人诟病的是缺乏主体意识，通篇罗列事实，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我很认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说法：“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然，强调主体意识，绝不是说可以异想天开，胡编乱造。我写的人物、事件，都有准确的史实依据，只是在个别细节上，加进了合理想象。由于合乎人物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点，看不出什么破绽。反正是我不能证实，别人也无法证伪。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