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商品交换历史中的产物对吗

希腊在公元前11—前19世纪是荷马时代。这个时期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私有制已完全确立（农具、耕畜、土地等都归各家庭长期使用）。在私有制下，土地的兼并、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必然导致产生财产不平等和贫富差别。穷人常因债务而变为奴隶，即债务奴隶。另外，部落战争中的大量俘虏，是奴隶的另一来源，也是主要来源。希腊社会开始分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为了镇压奴隶起义和保护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主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遂由此而产生。

古希腊的国家很小，一个城市（及其所属农村）就是一个国家，或者由几个农村组成一个国家。这个时期，希腊由几十个国家组成，互相对立。其中最主要、最强盛的两个对立的奴隶主国家是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是希腊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公元前6—前4世纪期间，是历史上有名的希腊古典奴隶制时期。这是一个史学家研究得最多、创造了光辉的文化传统的时期，也是希腊奴隶制最发达的时期。这个时期以雅典为代表所产生的文化，对后来整个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78页。">

在雅典，奴隶在矿山和大的手工作坊里劳动。此外，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有时也使用几个奴隶。到公元前4世纪末，在45万雅典人中，除外籍人外，奴隶的人数占一大半。当时雅典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但是货币商品关系已有显著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货币信用、银钱兑换业务已开始流行；商业资本在交换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高利贷资本也很活跃。由此产生了一批不是氏族贵族出身的富裕商人，他们也使用奴隶。这批新兴的商人对奴隶主贵族的专制不满意，因为特权贵族的专制政治妨碍了他们的工商业的发展（比如，限制他们使用奴隶的数量，战费负担很重，贸易的税捐也很重，等等）。于是，他们同平民联合起来向贵族展开了斗争，政权逐渐由贵族手中移转到市民手中，政权行使由全民会议所选出的执政官掌握，但实际上是操纵在工商奴隶主阶级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这个民主政治的真正主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在希腊几十个国家当中，从政治形式说，雅典是一个比较民主的城市共和国。

当时，由于少数执掌政权的集团竭力鼓励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使大量小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变为贫民，甚至沦为债务奴隶。结果不仅加剧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自由民之间穷人和富人的斗争，因此，发生了贫民与奴隶联合起来的起义。不断的起义削弱了奴隶主国家的力量，招致外部的威胁。

斯巴达是一个寡头贵族专政的国家，它经常发动侵略战争。这个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代表贵族的长老会议手里。虽然形式上也有选举制度、国民会议、宪法等，但只是徒有其名，形同虚设。斯巴达的文化和经济都比较落后，长期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商业和手工业都不发达，但武力强盛，讲求武士道精神，经常保持强大的军事组织，随时准备对外征伐和镇压奴隶起义。它非常害怕雅典的力量比它强大，因为斯巴达和雅典一样抱有统治希腊的野心。

雅典和斯巴达代表两个集团：一个代表民主集团；一个代表寡头集团，各拥有若干国家为其卫星国。双方为了争夺霸权，形成两个阵营，互相对峙。以雅典为首的叫提洛斯联盟；以斯巴达为首的叫伯罗奔尼撒联盟。这两个联盟终于在公元前431—前404年展开了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结果，虽然斯巴达取得胜利，但实际上是两败俱伤。雅典的文明及其民主制度随着这次战争而崩溃，进入了历久不息的动荡时期。

从整个希腊来说，长期战争，奴隶大规模逃亡和暴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而贵族专权，横行无忌，土地兼并，高利贷盛行，以致财产迅速集中在少数奴隶主手中，穷富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奴隶反对奴隶主、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不断高涨。希腊各城邦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也就是奴隶制出现了濒于崩溃的危机。这种情况驱使奴隶主的思想家竭力去寻找和创立维护奴隶制度的理论根据，由此产生了捍卫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学说。其中心思想是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为保存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而辩护。由于当时希腊的商品货币经济相当发达，这些学说除了分析自然经济外，也考察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有价值的见解，马克思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们仅介绍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家的经济思想。

（一）色诺芬

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1—前354年）是古代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经济思想家。他出生于雅典富有的奴隶主家庭，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曾长期在国外当雇佣军首领，参加外国战争，写过许多著作，其中专门论述经济的著作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他是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人。他所说的经济是指家庭经济，《经济论》就是研究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庄园财产，也就是如何对奴隶进行更多的剥削，使财富不断增加的。

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奴隶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他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认为人类的幸福只是依赖于农业，农业是最愉快和最有益于健康的生产部门，是一切经济部门的基础。他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他是西方最早初步揭示国民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的第一个人，后来法国重农学派发展了这个观点。

（2）强调对外贸易。同农业比较，他虽然贬低商品经济，但是他深知奴隶主是需要市场的，国家要靠税收来维持，从而承认商业和商人存在的必要性；他希望国外“有更多的人和我们贸易”，主张把“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他称外国商人为高级公民，他把雅典描写为吸引外国人的商业中心。他尊重外国人，是因为外国人是最好的课税对象，是收入的最好的源泉，给国家带来了财富。这样，他做了各种鼓励外国商人来雅典活动的宣传：比如宣传雅典的气候一年四季都是极为温暖的，土地肥沃，有部分土地藏有白银，地理位置两面临海，接连大陆；保障外人利益，外商售货所得可以带走白银，等等。

（3）重视奴隶劳动。这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

第一，他主张把国有的六万奴隶出租给市民开采银矿，由租用奴隶的市民提供国家以适当报酬，这样，不但国库可赖以充实，国家的社会开支也将因之减轻。

第二，他认为农业虽然是最愉快和最有益于健康的部门，但自由公民在农业中不应该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只应当监督和检查奴隶的劳动。

（4）价值观念及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色诺芬认为“价值就是人们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换句话说，他认为凡是有用的，即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有价值。这是从物的效用（使用价值）来了解价值，但是他深知物品有直接使用和用作交换两种用途。他说：“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价值”，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来说，只有在“卖掉它时是价值”。此外他还看到商品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认为供求变动会使价格波动，商品生产过多，价格就会下降；反过来，供给过少，价格就会上升。

（5）分工观点——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他的分工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他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考察分工。他强调分工会扩大物品的效用，会制造出更精美的物品，即增加使用价值的品质。他说，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不仅是一种荣誉，而且因为厨房中有几十个厨师实行广泛的分工，每个厨师只做一两种操作，结果做出来的菜就更精美也更可口。

第二，他认识到社会分工的粗细依存于市场范围的大小。他说，一切手艺都是在大城市中最完善，在小市镇上则较差，因为在小市镇上同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而在大城市中，每一种职业可以找到许多购买者，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足以谋生了；有时甚至还不用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做床的只生产床就行了，做犁的只生产犁就行了。后来，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于分工程度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色诺芬的影响的。

第三，他还谈到手工作坊的内部分工和协作。他以制鞋业为例：在手工作坊内，一个人把鞋料切好，而由另一个人接着把它钉好；也可以一个人专做男鞋，另一个人专做女鞋；又如做衣服，一个人把衣服裁好，另一个人把各个部分缝起来。总之，只做一件简单工作的人，会无条件地把工作做得更好。由此可见，他不仅考察了社会分工，而且还考察了工场内部分工。所以马克思赞扬说：“他用他的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更精密的注意工场内部的分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3页。">

色诺芬所谈的分工，是出于使用价值的考虑。这种思想是古代经济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它和现代分工的见解形成最严格的对立。因为现代分工所着重的是量与交换价值，力图用同量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并把这种生产看成是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6）货币的两种职能。色诺芬十分赞扬雅典的货币制度，认为雅典的货币比别国的货币好，银币的质量高，不会丧失它的价值，所以深受人们欢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由此说明开采银矿的重要性。他还论述了货币作为货币（流通手段）与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认为货币与其他商品不同，可以随时用来购买商品，所以人们不会嫌其多，多了可以贮藏起来；又说人们贮藏货币不亚于喜欢使用货币。这样，他既了解到货币的两种不同的职能，又指出了两者的联系，货币超过流通需要量时，会转入贮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货币流通量；换句话说，也调节着物价的波动。

从以上可以看出，色诺芬虽然是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但又不忽视商品货币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必要性，他甚至为发财致富辩护。可以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奴隶主阶级的功利主义者。这一点成为他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二）柏拉图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是古希腊三大师之一，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他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曾创办学院，讲授唯心主义哲学，竭力论证奴隶主贵族政治对维护奴隶制度的重要性。他为了想当国王希拉古斯的导师和顾问，从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出发，写了一本名著《理想国》，向国王献策。另外，还写了与经济思想有关的著作《法律论》。在这两本书中涉及经济思想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理想国”的组织。柏拉图反对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在那个制度下，由于商品经济过分发展，引起阶级分化，造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结果是贫穷、腐化、堕落与不安定。所以，财富和穷困是社会上的两大罪恶，前者是“奢侈放纵的父母”，后者是“卑鄙龌龊的双亲”。两者都是不安分的根源。他又指出，由穷人和富人组成的国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即富人的国家和穷人的国家，两者放在一起，永无太平之日。他斥责穷人，同时也憎恨富人，说穷人没有安于贫贱，因此，国家不应该给穷人以补助；说富人过分占有财富，而财富与美德是不相容的，两者的关系就像天平一样，一端升起，另一端必下降。（这个财富与美德不相容的论点和中国儒家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观点相类似。）

柏拉图虽然拥护奴隶主贵族专政，但对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体也不满意，认为那里充满了暴君虐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也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追求金银财富，讲求骄奢淫逸，将来也必然导致同雅典一样的结果。

考察了两种制度后，他提出了“理想国”的组织计划。认为只有实行他的主张，才能解决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笼罩着希腊的危机。

柏拉图的“理想国”，由三个自由民阶层或等级组成。第一等级是执政者。他们是有理性、有知识的哲学家，专门研究学问，制定法律，管理国家，教育后代，从中选出“哲王”为“国王”。第二等级是战士。负责执行法律，捍卫国家和从事对外扩张；平时则锻炼身体，学习武术。以上第一、二等级构成监护者阶层，即统治阶级。第三等级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专门从事生产和商业活动，提供生活资料。柏拉图认为他们没有思考和参与政治的能力，是自由民的最下层。奴隶不是公民，在三个等级之外，专门从事体力劳动。

（2）分工学说。柏拉图的分工学说是“理想国”的理论根据，所以是按照他的国家组织原理来展开的。他认为社会分工起源于人的天性，人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而个人的欲望和需要则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每个人固定一种职业，大家联合起来实行分工和互助。分工则每人精专一业，不但生产容易，产量增加，而且使物品精美；互助则促使人们结成团体，由此形成国家。认为在社会分工中，各人从事的行业和职务乃是先天决定的。有些人是上帝用金质或银质把他们制造出来，适宜于做国家管理工作，是天生的统治者；有些人是上帝用铜质或铁质把他们制造出来，只适于从事生产和劳务活动，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这些被统治者，有的做农民、有的做工匠，有的当商人，奴隶则只能从事艰苦的劳作。换句话说，脑力劳动是奴隶主贵族的天然职能，体力劳动是农民、工匠和奴隶的天然职能。这样，整个社会按职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或阶层，国家由此而形成。所以分工是城市国家的自然基础。柏拉图的这个见解，马克思赞扬说：“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

柏拉图不懂得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把它说成是导源于人的不同的天赋，这是一种唯心论的先验论观点，它与中国儒家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天命论如出一辙，都是把剥削阶级说成是天生的统治者，把劳动人民说成是天生的被统治者。实际上，刚好相反，智慧本来与劳动和勤奋分不开，因为人的智力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的才能的高低主要在于后天的实践（包括教育与学习），在于参加实践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在于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不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所以能表现出无比的聪明与才智，都是因为在后天的实践中掌握了事物发展规律的结果。

作为奴隶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在社会分工中，柏拉图强调农业应成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手工业和商业则受到他的轻视，但肯定它们的必要性，认为只能让外国人和野蛮人去干，而不能让希腊人去从事这些职业。

（3）货币观点。柏拉图认为实行社会分工，人们必须进行交换，这就需要货币，此外，为了支付工资，为了支付开拓殖民地的旅行、远征以及外国使馆的开支，也都需要货币。但是货币的职能只应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他反对把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因为他认为这会导致财富的积累。他主张禁止贷款取息，特别是禁止高利贷，但是允许把利息作为延期支付的罚款。

（4）共产主义。这是他的“理想国”的一部分。他认为私有财产和家庭养成人们的自私观念，造成贫富悬殊，引起社会危机。因此，他主张除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阶层可以拥有私有财产和保持家庭外，执政者和战士即监护者阶层都不应该拥有私有财产，这样才能使他们把国家的利益看成就是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人的财富私有，亦规定数量限制；个人所有，不许少于一份，也不许多于四份。他不仅主张在监护者阶层中消灭财产私有（包括房屋、食品以及其他消费品等），而且还主张实行妻子、儿女公有，从而达到消灭家庭。认为这样才可以减少嫉妒，消弭争端，又可改良种族，便利公民教育。

可见，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是奴隶主统治阶层的“共产主义”。首先，他不是想通过消灭阶级和剥削来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在保存奴隶制和剥削奴隶劳动的基础上，仅在奴隶主统治阶级间实行集体私有制，试图消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冲突，防止监护者阶层的阶级分化，让奴隶制度万古长存。其次，他的“共产主义”是从消费方面，在统治阶级中实行有组织的特权阶层的特殊消费，所以只是一种局部的保证统治阶级高额消费的“共产主义”。显而易见，这种“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以上柏拉图的经济学说，主要是为贵族奴隶主统治阶级寻找理论根据，想通过局部改良来克服当时存在的社会危机，使贵族奴隶主阶级顺利地进行统治。他的共产主义也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不是如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憧憬过去的原始共产社会，想变相的复古”。马克思曾指出：“他（柏拉图）的共和国不过是埃及世袭阶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但是他能够从阶级矛盾去寻找社会动荡的根源，并主张缩小贫富差别，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他能在分工和阶级结构的基础上来说明国家的起源和组织，比起后来那些“契约论”“神权说”的主张者高明多了。

（三）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是古希腊杰出的思想家，生于希腊殖民地色雷斯，后来迁居雅典。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的御医。亚里士多德十七岁开始在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了二十年。公元前343年被聘为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即太傅（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5年征服希腊，即位为希腊—马其顿联邦的皇帝）。他后来重返雅典，专门从事讲学和著书活动，并创立逍遥学派。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占显著地位，他的思想对后来西方许多科学部门的发展都有影响，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有关经济思想的主要著作是《伦理学》及《政治学》.主要论点如下：

（1）经济学与牟利学。他继承柏拉图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它是人的行为包括法律行为的准绳。由此出发，他将经济现象分为合乎自然的与不合乎自然的两种。以研究合乎自然的经济活动为对象的，称为经济学；以研究不合乎自然的经济活动为对象的，称为牟利学，又称货殖学。合乎自然的经济活动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交换（为买而卖的交换）、消费和贮藏财富等，目的是取得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属于这个范畴的经济行为有：农业、牧畜、狩猎和渔业等。不合乎自然的经济活动是：牟利（货殖）活动，以及为卖而买的交换活动。属于这个范畴的经济行为有：零售商业、大商业和高利贷等。亚里士多德赞同自然行为，反对非自然行为。认为前者所需要的财富是有限的，消费就是界限；而后者所需要的财富则是无限的，是贪得无厌的追求。

这种区分实际上已经区分了货币和资本。因为亚里士多德说的是自然交换（为买而卖），是简单的商品流通，流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所说的非自然交换（为卖而买），是货币增殖过程的流通，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流通过程就是货币增殖过程。这样，他发现了两种货币流通的不同形式：当作货币的货币（简单商品流通中的货币），它执行着单纯的流通手段的职能；当作资本的货币（货币增殖过程中的货币），它执行着货币资本的机能。并且，他还从这种最早期的资本活动中，初步揭露了资本的实质及其追逐利润的无休止的掠夺性。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贡献。

（2）价值学说。把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奠基于亚里士多德。他举例说明，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后者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这里他已初步认识到鞋的使用价值是鞋固有的自然属性；而鞋用来交换则不是鞋的自然属性，换句话说，鞋用来交换是鞋的社会属性。所以，实际上他已初步认识到商品具有二重性能：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他说得还不确切，但已经有了这种区分的萌芽。

既然商品具有交换的属性，它的交换价值怎样表现出来呢？这是一个价值表现形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他是分析价值形态的第一个人。他发现在价值形态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种基本价值形态：简单价值形态和货币价值形态。并且指出，货币价值形态不过是简单价值形态进一步发展的姿态，它是为了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他说，五张床等于一间屋和五张床等于五个明尼（货币名称）是一个意思。由于床和屋之间以及床和货币之间在本质上有等同性，交换便体现了两者的均等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已论证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因为他已指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它能把一切商品的价值形态表现出来。这个观点，对于货币学说富有重要意义，因为价值尺度是货币的基本职能。

之后，他又进一步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交换中两者属性不同的东西（商品和商品或商品和货币交换）何以会均等和相等？两者能够交换，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等一性和可公约性。他说没有等一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公约性，就不能相等。至于什么是“等一性”和“可公约性”呢？他无力解答这个问题，认为那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同种类的物是不能公约的。既不能从物的本身即商品的自然属性去找到这种等一性，那就只有在物的真实性之外去寻找。他找到的是“人的欲望”（交换当事人的欲望）。他认为“人的欲望”使交换平等，因为只有交换双方当事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才会达成交换；而这种交换的均等关系，又是由商品与货币的交换体现出来。于是他的最后答案是：货币使商品相同和相等。这样，问题的解答又回到问题的提出上。

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是他更明确地表述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一切商品的价值必须由货币来衡量。

亚里士多德不能找到人类一般劳动即抽象劳动这个等一性，受到历史的限制和阶级立场的限制。这因为他生活的奴隶社会是以人间的不平等和人类劳动力的不平等作为自然基础；而且，这种人间的不平等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既没有实质上的平等关系，也没有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建立，实质上的不平等才表现为形式上的平等，人与人都以商品所有者相对待，交换是等价的，这时，才有可能发现一切劳动都是人类劳动一般这个等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能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一种均等关系，这是他的天才的闪耀”。

货币所表现的双方当事人欲望的均等关系，究竟是否在客观上公平呢？由此，亚里士多德探讨了“正当价格”问题。认为“正当价格”是一种不盈利不亏损的中间价格，它体现了双方在交换前或交换后各自所有的数量仍然相等。他说的数量就是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工作量，这里已揭示按劳动量进行等价交换的萌芽。工作量如何计算呢？他认为必须考察到做这一工作的阶级差别，比如，一个农民和一个医生的工作量计算是不同的，同一时间的工作量后者大于前者。这个观点后来成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公平价格”的基础。

（3）货币学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的起源是由于交换的发达。最初的交换是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后来商业日益发展，物物交换困难愈多，货币才形成共同承认的交易媒介（流通工具），才成为价值的尺度。跟着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就随之产生。这个看法，基本上为后来经济学家所接受。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述了货币的性质，指出货币不同于财富；货币是饥不能食，渴不能饮的；而财富却能满足人类的欲望。尽管如此，货币仍然是不可缺少，因为必须用它来做流通工具和价值尺度，所以货币的天然职能就是交换的媒介手段。他反对用货币去营利赚钱，按照他的解释：“货币是不孕的，货币不能产生货币。”他反对放债取息，因为是以货币繁殖货币，是违反自然的行为；而且，贷款是为了消费的需要，它本身并不产生可以支付利息的收益。所以，他极力反对高利贷和大商业，把它们看作是最不自然的货殖活动。

亚里士多德不知道：货币是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

（4）对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反对其师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尤其反对妻子及儿女共有的制度。理由是：这种制度会产生不良的动机，又会造成劳逸不均。他不承认柏拉图所指出的私有制的种种罪恶，认为私有观念早已成为人类的天性，是一种自然的制度；但过度的财产私有也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对社会会带来重大的危险。因此，他主张在某种限度以外的财产归公有，某种限度以内的财产归私有。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他提出三种所有制作比较：第一种是私有公用，即土地私有，其生产品在某种限度以上由公共蓄积，供公共消费；第二种是公有私用，即土地公有，共同耕种，其产品则按参加劳动多寡分配给个人私有和使用；第三种是公有公用，即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他指出第三种所有制绝不可实行，因为会出现多劳少获或少劳多获现象，必然引起争端。前两者可以参酌采用。

从以上古希腊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古希腊的经济思想主要是维护自然经济，为奴隶制辩护。但由于当时商品货币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所以在研究商品经济方面，他们曾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马克思指出：“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的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同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