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学教育的先行者

程福秀　电机学教育的先行者

◎陈育才

程福秀教授

程福秀（1907—1998），字毓山，山西稷山人，中国电工界的著名元老与电机设计先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电机工程系。1936年留学德国，1939年获渤伦瑞克工业大学特许工程师学位，1942年获得斯图加特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后任柏林通用电气公司（AEG）设计工程师、斯图加特工业大学科学助教。1948年回国，历任同济大学教授、电机系代系主任。交通大学电工器材制造系副主任兼电机教研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主任，机械电工部电工技术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辞海》编委会电学分科主编，上海电机工程学会第二、三、四、五届副理事长，上海市第五届人大代表等。20世纪50年代初，程福秀翻译出版了多本电机设计专著。主编第一本全国统编电机设计计教材，开拓了中国电机设计事业。

上下求索　留学德国

程福秀于1907年出生，家在山西稷山县，其父程德忠，少时家贫寒，遂至甘肃兰州当学徒谋生，后艰苦创业，经营杂货，其母黄春秀一直在老家务农，夫妇夙兴夜寐，家境渐丰。程德忠生有4子，程福秀排行老三，兄弟中最为聪慧。程德忠望子成龙，寄希望于后代。程福秀8岁入私塾，后进国民小学。不负父母厚望，成绩一直优秀。然他学尚未成，14岁时父即过世，4年后又不幸丧母。他牢记父母遗训，15岁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19岁进入大学预科，22岁就读于山西大学工学院特班（电气班），1933年获工学士学位毕业。经人介绍，到五台县河边村川至中学任数学老师。这河边村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川至中学和另一所进山中学都是阎在老家办的私立学校，校名均取自阎锡山的名号（阎锡山字百川），教师待遇自然不菲。但程福秀志不在此，1935年他又考取山西经济建设委员会的留德名额。1936年3月，于上海乘“胜利号”赴德，并在柏林洪堡大学补习德语。9月正式就读于渤伦瑞克工业大学，1939年获特许工程师学位毕业。按说他此时可以归国授以要职了，但程福秀期望拿到更高的学位，他改变计划，先进入柏林通用电气公司任设计工程师，从事变压器和高压电开关的设计制造。一年后又师从斯图加特高等工业学校电力设备教研组莱昂哈特教授攻读博士。他仅用17个月即以《藉助过渡函数测定调节过程的实用方法》论文，通过了答辩而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作为莱昂哈特的得意门生，他被留在学校任科学助教，成为莱昂哈特的得力助手，并指导学生试验。他在德国上下求索，终于学有所成，还娶了一位德国太太程道丽斯，在德国生下了2个女儿。

他身在异邦，却时刻心系祖国。1936年他赴德时，正是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之后，承认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占领，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危急，他的家乡山西也笼罩在日寇铁蹄的阴影之中。赴德后，他始终和国内保持着联系，是留德学生中知道国内消息比较多的一个。他不时参加柏林留德进步学生的聚会，1937年寒假，他还和一些左派同学举行庆祝平型关大捷的活动。他生性耿直，爱国之情不时流露。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他对德国仇华亲日的政策十分不满，为此和房东（纳粹警察）争得面红耳赤；1941年又因中日战争问题和斯图加特高工的事务主任激烈争辩，致使对方怀恨在心，密谋陷害。

程福秀在德国和爱女在一起

刚直不阿　大义凛然

二战后，德国被同盟国苏美英法4国分别占领，他所在的南德是美军占领区。时西方美英法三国和苏联均派驻重兵，把守边界，东、西德俨然似两个国家，德国居民也不能自由来往，更不用说他这样的中国人了，但要返回祖国，就必须到苏占区柏林去找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当时中国领事馆尚未建立，职责由该代表团代行。1946年6月，他探听到在英占区有个车站可以“过渡”，便决意冒险，“瞎子摸鱼”似的跟着一些德国居民过境，竟然顺利进入了柏林，找到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并在那儿遇到了在德国留学的老同学郭如屏，听郭说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成立了资源委员会，从事工业建设，急需一批专家，军事代表团要留德生物色人才。他欣闻国家开始工业建设，又发现被物色的留德生中没有学电的。遂向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写了一封自荐信，表示愿在德国电工界物色一些专家教授。桂永清接信后，即对郭说，你也参加这一工作吧！在留德生招待会上，他又听到桂永清大讲利用战败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为战胜国服务的讲话，于是他便自贴车资，自耗精力和时间，在西门子物色了几位高级工程师，又在南德物色了几位专家、教授，其中还有慕尼黑的高工。由于德国专家彼此相传，愿赴中国的人愈来愈多，甚至还有医学教授。在柏林，程福秀还受导师莱昂哈特教授所托，约见了斯密特教授。得知苏联派了许多专家来德，高价搜集科技成果的信息，莱昂哈特教授即写了一份有关电压和速度调节的科学报告，其内容不少来自程福秀的博士论文。与此同时，他还在南德考察了5、6个水电站，记录了不少技术数据，积极准备返回祖国。

程福秀的上述举动，引起了美在德情报机构的注意，加之一些早就对他怀恨在心的纳粹信徒的暗中告密，特务们开始对他监视，一次甚至直接闯入程家探看。1947年，他准备回国，带着妻女到柏林向岳父母告别。在返回斯图加特车站时，特务们将他逮捕到美特务机关。他们自认为抓住了他的“把柄”，对他进行多次审讯。特务手执皮鞭，百般威吓，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并从事间谍活动，证据是他有苏军颁发的通行证，他的钱包中有百元美钞通行券，从他家搜得的他和德国专家通信及日记中的大量技术数据。程福秀沉着应对，并逐一驳斥：“我从柏林回来，当然要取得苏军的许可，这是出入苏占区的必要条件，你们美占区不是有同样的规定吗！况且，这张通行证已经过期无效了；美钞通行券是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发给每个留德生的救济金……；我是学电机工程的，参观发电厂后当然有权记录他们介绍的一些技术数据……”程福秀还义正辞严地说：“报纸上不是公开登载有240多位科学家到美国去了吗？我们抗战8年，也是同盟国战胜国之一，为什么就不可以有十几个科学家到中国工作呢？”特务们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说什么你一人远离中国，举目无亲，如果供认，可以从宽处理，他终不为所动。特务们虽软硬兼施，但抓不到证据，毫无所获，便把他交给巴克南美军政府，借从他家搜出治霍乱的针药里有毒品为由，开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该药是医生在他被捕前邮寄到他家中的，法庭不由分辩，就判他有期徒刑2年或立即离开德国。他当庭大声表示抗议，不服判决，要求上诉。美军政府随即把他送进路德维希堡监狱。不久，斯图加特设立了中国领事馆，吴仲尧领事来到监狱探望，他要求吴领事设法营救。他在德的老同学也十分关心。1947年11月，经领事馆与美军政府多次交涉，他终获营救，吴领事和董维翰等老同学接他出狱，但美军仍然命令他必须离开德国。

程福秀刚直不阿。“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把交大电机系程福秀等一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赶到操场列队训话，程福秀始终不肯低头，红卫兵问他为什么不低头认罪。他大声回答：“我没有罪，低什么头！”几个红卫兵硬将他的头按下，但一松手他的头又抬起，如此再三，就是不从。一些在场的青年教工和红卫兵也不由暗中称赞。

钟情教育　辛勤耕耘

1948年2月，横遭迫害的程福秀携妻带女，转经法国马赛候轮回国，途中历经波折，至6月方到广州。程福秀只身先行登岸，在广州、南京、上海寻找立身安家之地。南昌中正大学和一些内地企业重金邀请他去工作，南京海军部更许以上校军衔和待遇。程福秀几经选择，1948年8月，到同济大学任教。同济大学是与德国有着特殊关系的名校，不仅可以施展他的才华，而且能为太太程道丽斯选择一个较为适宜的环境，逐渐适应在中国居住的生活。这次选择决定程福秀教书育人，辛勤耕耘半个世纪，他再也离不开他钟情的教育事业。

1948年的上海金融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的工资哪能担负一家4口的生活，他不得不变卖一些电表补贴家用，艰难度日。这些电表是他们夫妇在德购置的。生活虽难，但程福秀对教育矢志不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长期生活在海外的程福秀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但解放后，他却看到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国家强大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与他的希望“人人有事做，有饭吃，不要阶级相差太甚，工作有保障，疾病有医治”的政治主张十分相合。因而他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还当上了工会委员，热心为群众工作。在同济，他教授“交流电机”、“电机设计”、“高压工程”、“电动机的运用”等课程，他编译了大量教材，有的公开出版。程福秀上课从不缺席，言行一致，乐于助人，很快在该系建立起威望，1952年6月，年富力强的程福秀代理同济大学电机系主任一职。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交通大学电机系汇集交大、同济、大同等7校的师资力量，教授云集，人才济济，程福秀出任新的电工器材制造系副主任兼电机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他作为中国电机工业的教育家、电工系主任钟兆琳教授的得力助手，共创了电机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辉煌。1955年，在全国首招电机专业研究生。1956年经高教部批准，交大招收全国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班，8名研究生中，电工系就有3名，以程福秀、曾继铎、刘美荫3位教授领衔的电制专业独占其二，该年电制专业又招收两名外国留学生。同年交大电工系还受高教部委托，编制电制、绝缘专业的全国统一教学计划，足见交通大学电工系在我国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

1958年，交通大学电力、电工两系合并，他出任交大上海部分电机系负责人，1959年正式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他呕心沥血，倾注全力，待人诚恳，知人善用，使上海交大电机系成为专业设置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实验设备完善，教学独具特色的全国重点高校的主要院系，继承和发扬了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电机系还完成了筹建无线电系的重任。

1978年，年逾古稀的程福秀又一次挑起重担，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主任，他主张强电、弱电学科交叉，互相渗透，全力支持计算机制动控制，图像处理等新兴科学发展，呼吁国家和学校重视传统科学，并在电力、电机、高电压等传统科学中引进计算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等新技术，使老树开出新花。

1981年，程福秀退居二线，任系顾问。他除指导研究生外，更着力于培养后起之秀，并领衔主持了“卫星姿态控制反作用飞轮”、“原子核加速器用单相永磁同步发电机”、“角动量飞轮磁悬浮”等科研，他79岁时仍在严寒中亲赴北京参加反作用飞轮的环境模拟实验。

林栋梁副校长（中）在德国拜访程福秀（左）

精心编译　成绩斐然

程福秀通晓多种外文，不仅德语十分熟练，英语也能笔译和会话，建国后又自学俄语，加之他有良好的国学功底、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组织能力，一生中，他编译了不少专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科技文化财富。

建国初，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高潮到来，但国内急需的电机设计著作还是空白。他就主译了《变压器设计》、《异步电机原理与设计》，1951年由上海龙门书局出版。1953年他又主译了《电机设计与计算》，仍由龙门书局继续出版。这3本译著，在我国电机工业由仿制进入自行设计的关键时刻，应时而出，十分重要。至今，上海电机厂的一些老工程师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看着程福秀主译的书，开始电机设计的。”

1956年，程福秀受聘任机械工业部电机与电器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编《电机设计》，他组织交大电机专业教师，完成了这本结合我国国情的国内第一本电机设计统编教材，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为国内多所院校采用，受到欢迎。可惜其下册变压器设计部分编好之后，却因“文革”之故未能出版。

1957年，有关方面决定重新修订旧版《辞海》，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上海。1959年，《辞海》编委会成立，程福秀受聘担任编委、电学分科主编。这一任务十分严肃，也十分繁重，至1979年正式出版时已历时20余年，第一、二任编委舒新城、陈望道先后逝世，从《辞海》（试行本）到《辞海》（未定稿），最后到《辞海》（三卷本），程福秀一直参与其中。他严谨的学风，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杰出的组织能力，获得了同行的称道。《辞海》（三卷本）首版即达80000余套，是我国图书出版和文化界的重大成果。

20世纪80年代，程福秀先后担任《船舶工程辞典》编委、副总编辑，并参与大型工具书《电机工程手册》的编写。1982年，又担任高等工业学校电工技术类专业教材编写委员会副主任，继续为我国高校的这一重要的基本建设出谋划策。

友好使者　美名永传

1978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代表团成功访美，一举打开我国高校对外开放窗口，对高校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几乎和这次访美的同时，程福秀和一批交大留德回国的学者静悄悄地敲开德国和欧洲门户，默默地开展学术交流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交大即和柏林工业大学等建立联系，并和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签订学校交流计划。作为电工和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的程福秀为保证后继有人，他先后推荐选送白同朔、潘祖善、倪倬、陈立人等一批教师出国深造，培养后起之秀，这些人归国后均担任要职或成为学科带头人。

鉴于程福秀在中德的交流与贡献，1983年德国洪堡基金会出资盛邀程福秀夫妇访问德国。他抓住良机，和学校商定后，请林栋梁副校长同行。他们在德国访问了多所院校，由于他熟知德国，又通过导师、导师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大大扩展了交大与德国的联系，有的还结成姐妹学校。

在他的牵线搭桥下，原柏林工业大学电机研究所所长哈里斯教授、斯蒂伯勤教授、电气传动研究所劳林教授先后来华并到上海交大访问。斯图加特大学电机研究所固特教授、大功率电子和设备研究所贝林格教授来校讲学。经他介绍赴德访问学者和攻读学位的人达数十人之多。他不仅为他们选择学校，更根据科技发展选择主攻方向。为使电机专业跟上时代，他指导电机系金如麟、谭茀娃选择大功率电子与电机控制，为改造电机专业打下基础。由于程福秀打下良好基础，至今电气工程系与德国，与欧盟仍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1983年后，程道丽斯和程福秀在德国出生的两个女儿程秀琼、程秀英，均恢复德国国籍，并定居德国。按理他也可以入籍德国颐养天年，但他却始终不肯放弃中国国籍。晚年的程福秀仍不断来往中德之间，充当着友好的使者。

每年岁末，程福秀教授总是邀请上海交大留德人员汇聚他的斯图加特家中，共度圣诞佳节。桌上放着他烤制的大火鸡，而席上每年都会重复他的叮嘱：“国家培养你们不容易，学成，你们一定要归国啊！”

程福秀的学生向他献花祝福

1991年11月15日，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为程福秀颁发“元老杯”。

1996年交大百年华诞，学校盛邀程福秀参加庆典，程福秀欣然为闵行电机实验大楼题铭，校党委书记王宗光为他献花，电机系也为他90大寿庆贺。

1998年身体尚健的程福秀不慎在睡眠中从床上滚落地上，头颅受到重伤。12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92岁。人们在吊唁中，对这位中国电机先驱深表惋惜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