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第十五课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一、作者简介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获奖理由是，“在文学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的真实优美的天才”，发展了俄罗斯古典散文传统的严谨的艺术。

好像，蒲宁拥有尘世里的人所想要的生活中的一切:长寿，天才，容貌，荣誉。

薄宁1870年10月22日生于一个衰败没落的贵族家庭。童年在农村，在“庄稼、绿草、鲜花的海洋里”度过。家里很拮据，生活迫使他早早地进入社会。

蒲宁的第一首诗《乡村乞丐》1887年发表在《祖国》杂志上。这年起，蒲宁开始定期在《星期》、《俄罗斯财富》、《新作品》等杂志上发表作品。

1891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

1903年，蒲宁与高尔基结下了友好的私人和创作关系，蒲宁很多著名的作品都发表在《知识》文集里。献给高尔基的诗集《落叶》使蒲宁获得了普希金奖。

爱好旅游是蒲宁的主要兴趣。他游遍俄罗斯，游遍欧洲和近东，到过亚洲的许多地方，结果，他创作了许多游记和短篇小说，其中有《从旧金山来的先生》(1915年)。

1915—1916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生活的遭遇》，《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在这些年的小说里作家拓宽了对世界生活的悲剧性，对现代文明相互残杀必然毁灭的认知。这个时期作者的创作主题是死亡，命运，机遇。冲突通常以死亡而了结。现代世界惟一的价值，作家认为是爱、美和大自然的生命力。但是，蒲宁主人公们的爱被染上悲剧色彩，通常是注定要失败的(《爱的语法》)。爱与死交织的主题，使爱的情感显出极端的尖锐和紧张，也成为蒲宁晚年创作生涯的一大特色。

作为天才的作家，蒲宁在俄罗斯诗坛上留下了显著的印记。在现代主义流派和潮流的嘈杂声中，他却坚守着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传统。1919年，他流亡国外。

在侨居时期，蒲宁与俄侨名人们的关系很糟糕，而蒲宁也不善于同别人交往。

1933年他成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俄罗斯作家。

由于生活贫困，蒲宁停止了自己作品的出版。尽管他重病缠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还是写了一部回忆录，致力于《论契诃夫》一书的写作。死后在纽约出版(1955年)。

1945年，蒲宁一家回到巴黎。死后，他被安葬在巴黎附近的俄罗斯人的“圣-热涅夫耶夫-德-布阿”墓地里。

二、作品概述

1．事件背景

11月末，著名的，像一个设备齐全的大饭店一样的“阿特兰提斯”号起航了。船上的生活有条不紊:清早起床，喝咖啡、可可、巧克力，洗澡，做体操，在甲板上散步刺激食欲;然后去吃第一次早餐，早餐后读报，安静地去吃第二次早餐;下面两个小时是休息，整个甲板摆满长芦苇椅，游客们裹着方格毛毯躺在上面，观赏云天;然后喝茶吃点心，黄昏时是宴会。

当船到达那波利，从旧金山来的一位先生和全家决定下船，去卡普里，“大家都说”，那里暖和。蒲宁没有指出，假如这先生留在“阿特兰提斯”号上，他的悲剧还会不会是先天注定的呢。当乘坐小船游向卡普里岛时，这位先生感觉自己完全是一个老头，非常激动地想着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意大利。

到达卡普里的日子是这先生命运里“美好的”一天。他预感到与著名美女共度夜晚的快乐，但是，在穿衣服时，他不由自主地嘟噜道:“哦，这太可怕啦!”他克制自己，在阅览室等待妻子，读着报纸，“突然，一行行的字在他眼前闪闪发光，他脖子僵硬，两眼鼓出，夹鼻眼镜也从鼻子上跌落下来，头耷拉在肩上，整个身体扭曲着慢慢滑落到地板”。

这位先生死前的痛苦挣扎被描写得很理性和冷静，但是这死和豪华旅馆的生活方式不协调。这位先生“顽强地与死亡作斗争”，他是“在最小、最差、最冷和最潮湿的、一层顶头的”客房里死去。十五分钟后，船上一切恢复正常，但提及这死亡的话却“完全毁了这场晚会”。

2．主要内容

在小说里“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一次也没有被提及姓名，因为，作家指出，他的姓名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卡普里，谁也没有记住。这位先生携妻带女去旧大陆住两年，以便消遣和旅行。他很勤奋，现在十分富有，足够让自己享受这种休息。

出色的乐队优雅而卖力地在大厅里演奏着，船板外大海的可怕巨浪呼啸地拍打着。但是，袒胸露背的女士和穿着燕尾服的男士们不在乎这些。

终于，船抵达那波利。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一家下榻在豪华旅馆里，这里的生活同样井井有条:清早，早餐，随后参观博物馆和教堂，第二次早餐，喝茶，然后晚上是丰富多彩的宴会。然而，今年那不勒斯的十二月份阴雨绵绵:大风、大雨、满街泥泞。这先生一家决定去卡普里岛，那儿温暖，阳光，柠檬花开。

一只小船在波浪里左右摇晃，掀得这位先生一家在卡普里岛害海洋病。缆车把他们送到山顶上一个石头小城里，他们住在宾馆，受到热情接待。

晕船后他完全恢复，比妻子和女儿早穿好衣服，这位先生就去旅馆的舒适、宁静的阅览室，刚打开报纸，突然，一行行的字在他眼前晃动，夹鼻眼镜也从鼻子跌落下来，头耷拉在肩上，整个身体扭曲着慢慢滑落到地板。

这时，住在旅馆的一个常客大喊着冲进餐厅，众人才从位子上跳起来，老板试图安静众人，但晚会已经不可挽回地给毁了。

这先生被抬到一间最小、最差的客房里，妻子、女儿和仆人站在一旁看着他。他们等待和担心的事发生了:他要死了。这位先生的妻子请求老板允许把他的尸体放到他们的套房里去，但是老板拒绝了:老板太珍惜这些客房了，游客也开始在躲避他们，因为，整个卡普里岛很快都知道所发生的事了。这里弄不到棺木，但老板可以提供一个装苏打水瓶子的长箱子。

黎明时分，搬运工把这位先生的尸体搬到码头，小船再运到那不勒斯湾，仍然是那艘“阿特兰提斯”号，当时风光地送他抵达旧大陆，而现在却载着他——一个死人，在浸透树脂的棺材里，藏在最低层的底舱里，远离活人。同时，甲板上继续着往日的欢乐生活，人们照样吃早餐，吃午饭，船舱外面汹涌的波涛依然吓人。

3．主要人物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在小说一开始并没有名姓，理由是这些“谁也没记住”。先生“到旧大陆去整整两年，携妻带女，只是为了散心”。他坚信，他完全有权休息、享受，做最好的旅行。他的这种坚信是有理由的，第一，他富有，第二，他刚投入生活，虽然他已58岁了。

蒲宁详细描述预定的旅行路线:南意大利—尼斯—蒙特卡洛—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巴黎—塞维利亚—雅典—巴勒斯坦—埃及，“甚至日本，当然，那已经是返程了”。“刚开始什么都很顺意”，但在这个冷冰冰的线路里，可以听出“命运的敲击声”了。

先生是“阿特兰提斯”号大船上的众多乘客之一。海洋在世界文学中早已成为生活中变幻莫测、恐怖和突变的象征，“它是那么可怕，但人们并不在意它”。“汽笛”是世界混乱的象征，“音乐”是宁静和谐的象征。这些题旨的重复对比确定着小说的修辞基调。

蒲宁给主人公画像:“瘦瘦的，不高，长得不怎么样，但挺结实。他发黄的脸上，长着修剪的灰白胡须，有点蒙古相，他粗大的牙齿闪着金光，他厚实的秃头顶像一块旧象牙。”还有一个欺骗性的细节很重要:“晚礼服和浆硬的衬衣”让他显得非常年轻。

在圣诞夜，“死老头的”尸体，装在“装英格兰苏打水瓶子的长箱子里”，“经过多次侮辱，多次人为的怠慢”后，送回家乡。但尸体瞒着船里的活人们，在舱底。出现一个魔鬼的幻影，监视着这艘“多层多烟囱的船，即由一个长着旧心脏的新人傲慢创造的船”。

在小说结尾，蒲宁重复描写了船上乘客们快乐而轻松的生活，特别是租用的情侣配对舞会:伪装得谁也不知道各自的秘密和疲倦，谁也不知道这位先生的尸体“在黑暗的舱底，与船的昏暗而燥热内部相邻，克服着黑暗，大海，风暴……”这个结尾可以释解为对死亡的胜利，同时对存在的永恒圈(生—死)的屈从。可以把它与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相媲美。

三、研究综述

蒲宁的《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好像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法则，靠近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对现实生活的逼真描写获得了对生活概括观察的特征。这是按照体裁的所有规律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醒世警句。

作家试图用“阿特兰提斯”号船的形象象征人类社会的结构。“著名的‘阿特兰提斯’号像一个设备齐全的巨大旅馆，有夜吧，东方浴池，自己的报纸，船上的生活过得相当从容”。

“阿特兰提斯”号船旨在安抚往返于新大陆与旧大陆的人们。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富人们的快乐与舒适。几千个服务人员忙碌，劳作，就是为了满意的乘客从旅途获得最大限度的享受。周围一派豪华，舒适，安静。锅炉，机器都深藏在底舱，为了不打扰这种和谐与美丽。美妙的弦乐压倒了海雾中的汽笛声。满意的乘客们也尽量不在意那些破坏舒适的烦人的“小事”。

这些人虔诚地相信这船的结实，船长的技术。他们无暇顾及那无底的深渊，无忧无虑地前行着。但作家警示:不是一切都如想像的那样顺利而顺遂。“阿特兰提斯”号可不是徒有其名。曾经有一个同名的美丽而富裕的岛屿沉入了大海的深渊，而这艘船嘛，也不过是大海波涛中的一颗渺小的沙子。

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蒲宁善于用自己篇幅不大，但容量极其丰富的作品展示它，向善于思考、沉着镇定的读者揭开他的秘密。

四、艺术特色

在许多作品里，蒲宁都追求广阔的艺术概括。他分析人类爱情的本质，揭示生死的奥秘。在描写具体类型的人时，作家也不局限于俄罗斯人。作家的思绪经常是世界范围的，因为除了民族性，人类也有许多共性。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著名小说《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中。

在这篇“微型长篇小说”里，蒲宁讲述了一类人的生活，表面上看，金钱给了他们世界上所有的快乐和满足。渐渐地，一步步地，作家让我们得出一个思想:这种生活充满了粉饰和虚假。在这种生活里没有想象，因为人人都知道应该如何做才能符合上流社会。“阿特兰提斯”号船的乘客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沿着固定的程式走着，穿着一样的服装，小说中几乎没有对主人公同伴的肖像进行过刻画。实际上，蒲宁没有说出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名字，也没有说出他的妻子、女儿的名字。他们也就是世界上千百万不同国家的同类人中的一员，他们的生活没有差别。

蒲宁只用几根线条就足以表现美国百万富翁的整个一生。这个人曾经给自己选定了一个榜样，他想达到的高度，经过多年的紧张奋斗后，他明白他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一切。他富了。于是，主人公认定，他能够享受生活的全部快乐的时刻到了，而且他有钱做这些事了。

他周围的人们去旧大陆(欧洲)休养，他也去那里。他的计划很庞大。他定的目标是享受生活，他也在尽情地享受，准确地说，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狂吃海喝。金钱帮助他在自己周围拉起了一幅幅布景，阻隔一切他不想看到的东西。然而不是在布景背后进行着一种生气蓬勃的生活，一种他从没见过，也永远不可能见到的生活。

小说的高潮是主人公的突然死亡。这种死亡的突然性隐含着最深刻的哲学意义。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把自己的生活推到日后，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在这尘世上有多少时间是我们的。生命无法用金钱购买。小说主人公为了未来抽象的幸福而把青春献给了挣钱的祭坛，但是他也没有发现，他的一生多么平庸地度过了。与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这个可怜的富人相对立的是船夫洛伦佐的次要形象，这个富有的穷人，“无忧无虑的浪荡汉和美男子”，漠视金钱的快活人，充满生活乐趣。生命，感情，大自然的美，按蒲宁的看法，才是重要的价值，而把金钱视为目的的人是痛苦的。

蒲宁把爱情主题引进小说不是偶然的，因为甚至爱情，这最高尚的情感，在富人们的世界里也是造作的，就是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也不能为女儿买到爱情。她体验着与东方王子约会时的激动，不是因为他英俊，使春心荡漾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流着“不平凡的血”，因为他富有，身世显贵，出身名门。

最高级别的庸俗爱情是一对恋人，他们令“阿特兰提斯”号船的乘客们惊叹自己都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但对这种爱情只有船长一个人知道，这是“由劳埃德保险社用高薪雇来表演爱情的，他俩早就一会在这个船上，一会在另一艘船上表演，飘泊了”。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没有改变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小说第二部分准确地重复了第一部分。由于命运的嘲弄，主人公在同一“阿特兰提斯”号船底里返回故乡。但是无论是船上按部就班地生活着的乘客，还是船主们都对他不感兴趣了，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能给他们的账房留下钱了。

意大利的生活仍在继续着，但小说主人公已经看不到群山的美丽，大海的碧波了。而且这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他就是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见过呀。金钱抽干了他身上的美感，迷惑了他。所以，他，这个百万富翁，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此时正躺在船底的苏打水箱子里。船后跟随着直布罗陀悬崖来的魔鬼，而“在蒙特-索良罗的岩石墙洞里，浑身披着阳光”，站着圣母，这个“罪恶而美好的世界里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的”保护神。

五、翻译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一个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他的名字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卡普里岛，谁也没有记住——正乘船前往旧大陆去住满两年，带着妻子和女儿，好好消遣消遣。

他坚信，他有充分的权利休息、享受，做一次方方面面都很棒的旅行。他这么深信，是有如下理由的，第一，他很有钱。其次，他才刚刚开始生活，尽管他已经58岁了。在此之前，他没有真正地生活过，而只是活过。的确，生活过得不错，但仍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他曾不倦地工作过，他雇佣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最后，他发现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几乎可以与自己曾引以为榜样的人相比，于是，决定喘口气。他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到欧洲、印度、埃及旅游，开始享受生活。他也决定这样做。当然，他首先想为多年的辛勤劳动犒劳一下自己。但也很乐意犒劳一下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对旅游从来没有特别的印象，但所有上了年纪的美国人都是旅游迷。至于女儿，正值花季的姑娘，经常生病，旅游对她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暂不说旅游对她的健康有好处，在旅游中幸福的奇遇不也是常有的吗?说不定，还可以和亿万富翁一起同桌吃饭，观赏壁画呢。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选择的旅游线路丰富多彩。在十二月份和一月份，他希望享受南意大利的阳光，欣赏那里的古迹，民间舞蹈，流浪歌手的小夜曲，享受在他这个年龄的人们感受特别细腻的东西，即年轻的那不勒斯女郎的爱情。尽管他们的爱情并不完全是无私的;他想在尼斯，蒙特卡洛度狂欢节，每年的这个时候，上等社会的人都会云集到这里来，其中一些人会对汽车和帆船比赛很着迷，另一些人对轮盘赌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喜欢那种东西，通常称之为调情，也有一些人热衷于猎鸽，这些白鸽从笼子飞起，在碧绿的草坪上空，在毋忘我草一样颜色的大海的背景里，美丽地盘旋着，并立即像一个个白色的小团撞到地面上;三月初，他想用于佛罗伦萨的旅游，在基督受难日前来到罗马，去聆听忏悔祈祷;进入他的计划还有威尼斯，巴黎，塞维利亚的斗牛，去英格兰群岛游泳;还有雅典，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和埃及，甚至还有日本——当然，这都是返回的途中的事了……因此，一切进行得都很美好。

现在是十一月底，到直布罗陀海峡附近，轮船都不得不要么在冰山的雾气中航行，要么在潮湿的暴风雨中航行，但航行非常顺利。这是一艘著名的“阿特兰提斯”号轮船，乘客很多——就像一个设施齐全的大旅馆，不仅有夜总会，东方式的浴室，还有自己的报纸。轮船上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清晨起床，伴着喇叭声，这喇叭声在走廊上，在这晨曦朦胧的时刻刺耳地响着，天色在如同灰绿色的荒原一样的、在浓雾中起伏不定的水面上慢慢地，不情愿地亮了起来。人们披上法兰绒的睡袍，喝着咖啡和可可，吃一点巧克力，然后洗澡，做体操。引起了食欲，自我感觉良好，梳妆打扮好以后，就去吃早餐;直到11点，游客们都精神饱满地在甲板上散步，呼吸海洋上寒冷的新鲜空气，或者去玩丢木盘，或者玩其他能引起新的食欲的游戏，在11点，吃点火腿，喝点汤，增强点力气，提提神以后，就愉快地读读报，静静地等待比第一餐更有营养、更丰盛的第二餐。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专门用于休闲，甲板上摆满了长长的藤椅，旅客们披着方格毛毯躺在藤椅上，或仰望云天，或看着船外飞逝的、泡沫飞溅似的浪峰，或甜蜜地打着盹。在4点多钟，他们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喝着浓香的茶，吃着甜点。在7点钟，喇叭的信号响了，这声信号构成整个人生的最高目的，像是一场结婚典礼……于是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就急匆匆回到自己豪华的船舱去换衣服。

每到晚上，“阿特兰提斯”号的各层楼舱都在黑暗中睁开无数火光融融的眼睛。大量服务人员在厨房里，洗碗间及酒窖里忙碌着。船外奔流的海洋是可怕的，但谁也没有想到它的存在，因为，坚信船长能够降伏它。这位船长，一头棕红色头发，出奇的高大、肥胖，总是睡眼惺忪的样子，像一个穿着一件镶有宽边金色条带制服的巨型偶像，很少从他神秘的内室降临人间;前甲板上，汽笛一刻不停地，极其忧郁地，震耳欲聋地吼叫起来，疯狂凶狠地尖叫着，但用午餐的人中很少有人听到汽笛声——它被优美的弦乐队演奏乐曲声压住了，弦乐队在有上下两排窗户的大厅里，悠扬地、不知疲倦地演奏着，大厅里洒满五颜六色的节日灯光，挤满了袒胸露背的女士们和身穿燕尾服和晚礼服的先生们，匀称整齐的侍从和彬彬有礼的领班，这群人中，有一个专门接受葡萄酒定制的领班，甚至脖子上还戴着项链。倒像一位大城市的市长。晚礼服和浆硬的衬衣使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显得很年轻。他瘦瘦的身材，并不很高，衣服的做工虽然不行，但还算结实，他坐在这座闪烁着珠光宝气的华丽大厅里，喝着一瓶葡萄酒，旁边摆着精致的玻璃高脚酒杯，还有一束枝繁叶茂的风信子。在他蓄着被修剪过的灰白色胡须的，有些发黄的脸上，有着某种蒙古人的气质。他镶补过的一口金色大牙在闪闪发光。他结实的秃头像一块老象牙。雍容华贵，穿戴与年龄相称的他的妻子，是个个子高大的女人，肩宽背厚，冷静安详;他那穿着繁杂，轻盈白净，天真无邪的女儿，高挑的个儿，清秀敏感，一头秀发，收拾的十分迷人，散发着一股紫罗兰口香糖的馥郁的芳香气息，嘴唇边和肩胛之间有几粒非常柔媚细小的玫瑰色的朱砂痣，肩胛薄施过脂粉……午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午餐后，舞厅里舞会开始了。在此期间男士们——当然也包括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迈步来到舞厅跳舞。在酒吧里他们由身穿红背心，眼球好像剥了壳的熟鸡蛋似的黑人侍候。抽着哈瓦那雪茄，喝着甜酒，他们喝醉了，脸熏得像马林果一样红。轮船外，海洋波涛翻滚，驶过一座座黑色的山峰，暴风雪在沉甸甸的缆索上呼啸着，整个船都在颤抖，轮船冒着暴风雪，迎着排空而来的浪蜂向前行驶着，像匹犁似的把一个又一个起伏不定、时而沸腾咆哮，高高地翘起泡沫四溅的尾巴的巨浪翻向两边，被浓雾窒息的汽笛，怀着死一般的忧郁痛楚地呻吟着;嘹望塔上的看守员在冰天雪地中冻得发僵，由于注意力过于紧张和集中而昏头昏脑，轮船内部在水面以下的部分就像阴森而狂热的地狱核心，地狱的最后一层，即第九层——在船的内部，巨大的炉膛咯咯地低声地嘶鸣着，用自己炽热的大口，贪婪地吞进一堆一堆的煤，这些煤是被浑身流着腐蚀性的臭汗的，齐腰地光着身子的，被火焰照得通红的人们喂进其中的;而这时，在酒吧间里，人们却无忧无虑地把脚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呷着白兰地和甜酒，在香味浓烈的浪潮中漂浮着;在舞厅里，一切喜气洋洋，洒下光明、温暖和欢快，一对对舞伴，一会儿在华尔兹舞里旋转着，一会儿又在探戈舞里弯着身子，——于是乐队也卖力地用甜腻腻、色迷迷、情生生的舞曲一直诱导着什么，始终诱导着那件事……在这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群中，有一位大富豪，脸刮得光光的，身材很高，穿一件旧式的燕尾服;有一位杰出的西班牙大作家;一位享誉全球的美女;还有一对优美雅致的热恋情侣，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注视着他俩，而他俩也不掩饰自己的幸福:他始终只同她跳舞，因此他俩的一切就显得很神秘、迷人，只有船长一个人知道，这对情侣是由劳埃德保险社用高薪雇来表演爱情的，而且他俩很早就不是在这条船上，就在那条船上表演，飘泊了。

在直布罗陀，阳光使大家心情愉快，好像在早春时节。“阿特兰提斯”号的船上又来了一位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的新客人，——他是一位亚洲国家的王子，化名旅行者。他个子不大，整个人木头似的，宽脸膀，细眼睛，戴一副金边眼镜。他那像死人脸上的上唇的大胡子使人感到有点令人讨厌。但总的来说，还是个可爱，朴素，谦虚的人。在地中海，波澜壮阔，五彩缤纷，好像孔雀的尾巴。在阳光灿烂、明媚的天空，迎面刮来的越山风愉快地，猛烈地掀起波浪……接着，第二天，天空变得苍白了，地平线模糊不清了，接近陆地了，伊斯基亚岛和卡普里岛隐约可见了，用望远镜可以看见在瓦蓝色的那波利的山脚下有什么东西像糖块似的撒落在那里……许多夫人和绅士穿上了轻便的、翻毛的皮大衣。总在小声说着话儿的中国仆役，——几个罗圈腿的少年，乌黑油亮的发辫直到脚后跟，长着少女般的浓密的睫毛。他们慢慢地将方格毛毯、手杖、皮箱、梳妆盒搬到楼梯口……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女儿和王子一起站在甲板上，昨天晚上，由于幸运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王子。现在她假装聚精会神的样子望着王子指向的远方，王子在给她解释着什么，讲得很快，声音很小。由于他的个子使他在其他人中显得像个小孩。他自己长得一点也不好看，还有点怪怪的，戴着眼镜和圆顶礼帽，穿着英国式的大衣，他那稀疏的胡须活像是马鬃。扁平的脸上黝黑细腻的皮肤仿佛绷得很紧，又仿佛被轻轻地涂上了一层油漆。——但是这位姑娘还是在听他讲，由于激动，没听懂他在讲什么，在他面前，由于莫名其妙的喜悦，她的心跳得很厉害。他身上的一切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如他那干瘪的双手，他那洁净的皮肤，以及那皮肤下流淌的古代帝王的血液，甚至是那身虽然简朴，但十分整洁的欧洲式的西服隐藏着一种无法解释的魅力。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自己也穿了一双系有保暖鞋罩的皮靴。眼睛一直盯着站在他身旁的有名的美人，身材高挑，她的眼睛按照巴黎时髦的样子描过，一头漂亮的金发使她更加美丽动人。手里牵着一条用银链子拴着的拱着背、脱了毛的小狗，还不停地和小狗说话，而先生的女儿却觉得有些不自在，尽量不去注意父亲。

他一路上相当的慷慨，因而他完全相信所有的人会关心他，侍候他吃喝，哪怕是他最小的愿望，他们都会为他奔忙，保持他的清洁和安静，帮他搬东西，那些搬运工人，把他的大箱子送到旅馆。所到之处都是如此，在船上如此，在那波利也应当如此。那波利城在渐渐变大，也越来越近了，乐师已经在甲板上集合了，铜制的吹奏乐器在闪闪发光。突然，进行曲的庄严的声音把大家震得发聋，大个子船长穿着礼服，出现在舰桥上，就像一尊仁慈的多神教的神，亲切地向旅客们挥手致敬。当“阿特兰提斯”号客船最终驶进港口后，就把自己多层的满载乘客的巨型身躯靠到岸边，于是跳板开始隆隆地响起来了——多少旅馆的揽客人员和他们的助手戴着金边便帽的，多少各种各样的经纪人，多少流浪小孩和身体强壮的流浪汉手里拿着一叠叠彩色明信片，迎头涌上来，想给他提供各种服务!而他对这群衣衫褴褛的人得意地笑笑，朝着那家大旅馆的小车走去，这里王子都可能下榻的，并不露牙齿地，不慌不忙地说着，一会用英语，一会用意大利语:

“走开!”

在那波利的生活马上按照上了发条的程序开始了。一大早就到昏暗的餐厅用早餐，多云的天空，几乎没有晴朗的希望，前厅的门口有一群导游，温暖淡红的太阳露出最初的微笑时，从高悬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到从顶到山麓都被发光的晨雾笼罩的维苏威火山。欣赏海湾那泛着银珠光的鳞波和地平线上卡普里岛的清晰的轮廓，俯视沿岸街上拉着双轮车奔跑的小毛驴和在军乐声中向什么地方行进的雄赳赳，气昂昂的渺小的士兵队伍。然后，走出旅馆，坐上汽车，慢慢地行驶在拥挤的，狭窄而灰暗的走廊似的街道上，街道两旁都是高高的、多窗户的楼房，——去参观博物馆:博物馆好像光线灰暗洁净，令人愉快，然而单调，像被雪光照耀着，或者去参观那些冰冷的、散发着蜡烛味的教堂，里面千篇一律:雄伟庄严的大门，门口挂着沉甸甸的皮门帘，而里面空旷、肃穆。在教堂的深处铺花边的祭台上放着一支可插七支蜡烛的枝形烛台，蜡烛闪着幽幽的红光，一个老太太孤零零地坐在一排排深色的木桌子中间，脚下是光滑的做墓碑用的石板，墙上挂着一定是出自某人之手的《从十字架上取下基督》，不一定是名家之作。中午一点，在圣马丁诺山上吃午餐，中午总是有不少显贵到山上来，有一次，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女儿几乎昏过去了。她仿佛看见王子坐在餐厅里，虽然她从报纸上知道他现在已经在罗马。五点钟——喝茶，在旅馆富丽堂皇的沙龙里，这里由于铺着地毯，烧着壁炉而十分暖和;午饭也是在那里准备的。庄严宏亮的锣声再一次响遍所有楼层，又是鱼贯而入的，下楼时弄得绫罗绸缎沙沙作响的，在镜子里映照出她们袒胸露背身影的小姐太太们，又是宽敞而好客地敞开了大门的富丽堂皇的餐厅，以及舞台上穿着红色上衣的乐师们，黑压压的一大群围着他们领班的侍役，这领班以高超的技艺将淡红色的浓汤舀到碗碟里……午餐又是那么丰盛:美味的菜肴，各色美酒，矿泉水，甜食甜点，水果……以致到晚上十一点钟之前，侍女们得把热水袋送到各个房间去，让旅客们暖暖胃。

但是十二月的天气“显得”不那么好:看门人，只要和他们谈起天气，他们就会耸耸肩，抱歉地嘟囔着说，他们不记得哪一年的天气像今年这样糟糕，虽然已经不是第一年不得不嘟囔这种天气，并引证，到处都是一样的糟糕呢:如，在里维埃拉是前所未有倾盆大雨和暴风雨，雅典却遭遇大雪，埃特纳火山也被大雪封盖，一到晚上就闪闪发光。在巴勒莫，旅客都被冻跑了……每天早晨的太阳都具有欺骗性，一到中午天就变得灰蒙蒙的，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天气越来越冷。这时旅馆大门口的棕榈树闪烁着白铁似的光;城市显得特别的肮脏和拥挤，博物馆也显得过于单调乏味;肥胖的马车夫抽着雪茄的烟头，散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身上披的橡皮斗篷像翅膀一样迎风飘舞，他们在细脖子的驽马头上使劲地挥舞长鞭，不过是装装样子;正在打扫电车轨道的男士们的鞋子破烂不堪;而女人们没戴帽子，露出黑发，冒着雨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她们的短腿很不美观。至于天气的潮湿，海岸边漂浮的腐烂鱼的臭味就更不用说了。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和他的太太每天早晨都要争吵，而他们的女儿一会儿由于头疼，脸色苍白，一会儿又很活泼，对什么都赞叹不已，这时她是既可爱、又美丽:美丽的是她那温柔而复杂的情感，她与那位其貌不扬，但身上流着不同寻常血液的人的相遇而激起的这种情感。因为，要知道，最终，究竟是什么打动了少女的心扉——金钱、荣誉，还是显赫的门第，这已经不重要了……大家都担保说，索伦托和卡普里岛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气候温暖，阳光明媚，柠檬树花盛开，风气好一些，酒也纯正一些。所以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一家决定带着自己的全部行装到卡普里岛去领略那里的风光，凭吊提庇留皇宫遗址，参观“蓝色洞天”那童话般的石窟，倾听阿布鲁齐风笛手的演奏，在圣诞节前整整一个月，乐师们要环游全岛，歌唱圣母玛利亚的赞歌，然后在索伦托住下。

出发的那一天，——对从旧金山来的一家人来说是十分难忘的日子!——甚至一大早起就没有太阳。浓雾弥漫了整个维苏威火山，灰蒙蒙地低垂在灰色的微波起伏的海面上。完全看不见卡普里岛——仿佛这个岛在世界上不曾存在过。一艘轮船朝这个岛驶去，颠簸摇晃得很厉害，以致从旧金山来的一家人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躺在这艘船简陋的集体休息室的沙发上，用方格毛毯包裹着腿，由于头晕而闭着眼睛。那位太太觉得比谁都难受，已经呕吐了好几次了，以为很快就要死了。侍女端着水盆跑过来，她日复一日，无论严寒酷暑，都在这风浪上颠沛流离，却不知疲倦，见到这种情景，只觉得好笑。小姐脸色苍白，嘴里含着一片柠檬，先生穿着一件宽大的外套，头戴一顶男式便帽，一路上紧闭着嘴唇，脸色发黑，唇髭发白，头疼得厉害，由于近来天气不好，每天晚上他喝了太多的酒，又多次逛妓院。雨水打着窗玻璃震得当啷啷响，又从玻璃溅到沙发上，风呼啸着压着桅杆，有时由于骤然刮起的风浪会使轮船完全倾斜。这时就有什么东西在底舱轰隆隆地滚动。当船在卡斯特拉马累和索伦托靠岸时，情况稍好了一些，但是又立刻剧烈摇晃起来。整个凹凸不平的海岸连同岸上的悬崖峭壁，花园、笠松、玫瑰红和雪白的旅馆，云雾缭绕的青山都在窗外上下飞舞，仿佛荡着秋千。许多小船碰撞着大船壁，潮湿的海风吹进船舱里，在一直摇晃的平底船上飘着一“皇家饭店”的旗子，发音不准的小男孩在旗子下面招徕旅客，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正像他应当感觉的那样——自己完全老了。他一想到那些贪婪的、身上发出一股大蒜味的所谓的意大利人就感到厌烦和愤恨。有一次，当船靠岸时，他睁开双眼，稍稍从沙发上欠起身来，看见垂直的悬崖下面紧挨着水边有一些如此简陋的、完全长满霉班的石头房子挤在一起。附近停靠着一些小船、周围晾晒着一些破衣烂衫，地上乱扔着罐头盒子，墙上挂着棕色的鱼网，以致他忽然想起，这就是他要来享受生活的真正的意大利，不由得大失所望……终于，在暮色苍茫中，黑色的卡普里岛逼近了，在山脚下，仿佛红色的灯火照透了这个岛屿，风变得温和多了，暖和多了，充满了芬芳。码头上的灯光犹如一条条金色的蟒蛇，像黑色的油光漂浮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然后，机器开始轰鸣，锚扑通一声被扔进了水里。小船上船夫们争先恐后的喊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感到心里轻松多了，集体休息室里的灯光好像更亮了。他开始想吃东西，想喝水，想抽烟，想走动走动了……十分钟后，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一家坐上了一条大平底船，又过了十五分钟，他们就踏上了堤岸的石路，随后坐进明亮的车厢，缆车飕飕地沿着斜坡向上行驶，沿途，一些用几乎倒塌的石头围墙围起来的葡萄园，那些用草簾遮盖的潮湿、弯曲多节的橙子树，还有那些闪闪发光的橙黄色的果子，向下低垂的肥厚光滑的树叶，都在缆车敞开的窗外，一掠而过……在意大利，雨后的大地散发着泥土的香甜味，而且，每一个岛屿都有自己独特的香味!

卡普里岛潮湿而昏暗，在这天晚上。他暂时有了生机，有个地方闪烁着灯光。在山顶，缆车站台上，已经又站着一大群人在那里等候，他们的责任就是热忱地接待这位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一同来的还有其他客人，但不值得关注——其中几个是住在卡普里岛的俄罗斯人，邋里邋遢，懒懒散散，戴着眼镜，蓄着大胡子，穿着竖领的旧式大衣，还有一伙长腿，圆脑袋的德国小伙子，穿着蒂罗尔地方服饰，肩上背着粗麻布包，他们不需要任何人为他们效劳，完全不是那种喜欢花钱的人。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悄悄地避开他们，但很快引起了注意，人们赶紧过来搀扶他和他的太太、小姐下车，跑在前面为他们引路，他又被一些孩子和强壮的妇女围住，她们的头上顶着贵客的箱笼包裹，走在小得像歌剧院舞台的广场上，木屐发出咯哒咯哒的脚步声，广场上悬挂的球形电灯，被潮湿的海风吹得东摇西摆，小孩子们像小鸟似地打着唿哨，翻着斤斗。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仿佛登上了舞台，在孩子和妇女们的簇拥下，朝着连成一体的房屋下的中世纪拱门走去，拱门外是一条能发出回声的斜坡小街，一直通往灯火辉煌的旅馆大门。小街的左边，棕榈树的宽大叶子遮盖着平坦的屋顶，小街的前方漆黑的夜空上闪烁着蓝色的星星，这里的一切都像是专门为了欢迎从旧金山来的客人，地中海中这个悬崖峭壁的岛屿上，整个潮湿的小石城活跃了起来，正是他们使旅馆的老板变得如此幸福和殷勤。那面中国锣似乎只在等待他们，他们刚一迈进旅馆大厅，各个楼层就响起了吃午饭的钟声。

彬彬有礼地、温文尔雅地鞠着躬的旅馆老板，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光临表示欢迎，这位老板刹那间使这位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惊呆了:他忽然想起，昨晚上在梦中包围他的另一个混乱中他梦到的正是这个绅士，丝毫不差地和这个人，一模一样，也穿着这样的常礼服，梳的也是这像镜子一样光滑的头发。他惊讶得几乎停下脚步。不过，在他心里早就没有一丁点某种所谓的神秘感了。于是，他的惊讶马上消失了。当他走到旅馆的走廊时，他开玩笑似的把这个梦与现实奇怪的巧合告诉了妻子和女儿。但是，这时女儿惶恐不安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忧愁得心都揪在了一起，在异国他乡，漆黑的岛上，有一种可怕的孤独感……

刚刚离开卡普里岛的是一位在此住过的大人物——赖斯十七世，所以，从旧金山来的客人们就被安排在他住过的那套公寓房间里。旅馆给他们派来了最漂亮、最能干的比利时女仆，由于紧束了腰，腰身显得纤细挺拔，头上戴一顶桨硬的包发帽，形状像小小的齿状皇冠;另一个最出色的男仆，是西西里人，像炭一样黑，两眼炯炯有神;还有一个最机灵的服务员，身材矮小而肥胖的路易斯，他一生做这样的工作，换过许多地方。不一会儿，餐厅服务员领班，一个法国人，来敲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房门，想问一下，刚到的先生太太们是否要去用晚餐，如果得到肯定的回答，当然，毫无疑问，他将报告说，今天晚餐有:龙虾、牛排、龙须菜，野鸡等等。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觉得脚下的地板还在摇晃——这艘意大利破船摇得他想吐，但他不慌不忙，虽然有点不习惯，不太灵活地亲手关上了由于领班进来时被风啪的一声打开的窗子，远处厨房的菜肴的香味和花园里湿润鲜花的香味从窗户弥漫进来。他慢慢地、清晰地回答说，他们要用晚餐，为他们准备的餐桌要放在离门口远一点，在餐厅的最里边。他们要喝本地的葡萄酒，他说的每一句话，领班都有不同的、而且能够表达他所说的那个意思的语调连声说是，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愿望无疑而且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的所有吩咐都将认真地完成，最后，领班鞠了个躬，客客气气地问:

“就这些吩咐吧，先生?”

当领班听到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慢慢地回答:“是的”之后，便补充说，今晚在他们的旅馆前庭有塔兰台拉舞表演，表演者是卡尔梅和朱塞佩，他们是整个意大利和“旅游界”著名的舞蹈家。

“我在明信片上见过她，”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淡淡地说，“这位朱塞佩是她的丈夫吗?”

“是表兄，先生。”领班回答说。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迟疑了一下，稍做沉思，什么也没说，点点头就让他走了。

然后，他又像准备结婚似的开始打扮起来:打开所有的电灯，所有的镜子都映衬着荧荧的灯光，家具和打开的箱子。他开始刮胡子，洗脸，并且不时地摁铃呼叫，这时另一种急促的声音从他妻子和女儿的房间传出，整个走廊都能听到，而且不时地打断他的声音。路易斯系着红围裙，以许多胖人所特有的灵活，做了个可怕的鬼脸，朝铃声传来的地方飞快地跑去，逗得从他身边经过的、手里拿着瓷罐的侍女们笑得眼泪流，用指关节敲门后，假装胆怯的样子，以极其恭敬的口吻问道:

“是你按的铃吗，先生?”

门里传出了慢条斯理的、尖溜溜的、客气得让人难受的声音，说:

“是的，进来……”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在这个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晚上有些什么感觉，什么想法呢?他和所有的饱经了海上颠簸的人一样，只是很想吃东西，享受地去幻想着第一勺汤，第一口酒的美味，就连习以为常的梳妆打扮也使他有些兴奋。所以，他无暇顾及感觉和思索了。

他刮完胡子，洗完脸，熟练地安上假牙，照着镜子，用一把镶了银边的刷子蘸上点水，梳理了黑黄色头顶周围那几缕珍珠色的头发，把一件奶油色的丝织内衣紧绷在老年人结实的身上，由于不断加强营养腰部发胖了。把一双黑色的丝袜和舞鞋穿到他那干枯的平底脚上。往下蹲了蹲，拉了拉被丝背带高高吊起的黑色裤子，扯了扯胸部鼓起的雪白色衬衣。扣好袖口上的扣子，然后，又遭罪似的摸索着扣上硬衣领颈口上的那颗扣子。他脚下的地板还在晃动，手指尖扣得好疼。颈口上的那颗扣子有时死死地咬住喉结下凹进去的松弛的皮肤。但他很固执，由于用力过度，疼得他两眼直冒金星，由于过紧的衣领卡住了他的喉咙，使他脸色发紫，他终于还是把纽扣扣上了，但人已筋疲力尽地瘫软地坐在壁镜前，壁镜和其他镜子都映衬着他的整个身影。

“啊，太可怕了!”他低下他那结实的秃头，喃喃地说。他也不想去弄清楚，不想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太可怕了。然后，他习惯地、认真地端详着由于患关节炎而变硬了的短短的手指和宽大的、凸起的杏仁色的手指甲，坚定地重复说:“太可怕了……”

正在这时，旅馆里又响起了响亮的锣声，仿佛在多神教教堂里。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急忙地站起来，用领带把衣领系得更紧了，用敞开的男式西装背心把肚子箍紧，穿上晚礼服，弄好衣袖口，又照了一下镜子……这个卡尔梅，黑黝黝的皮肤，水灵灵的眼睛，像混血儿一样，穿一身橙色的花衣服，他想，舞一定跳得非常好。他兴致勃勃地走出自己的房间，踩着地毯来到隔壁妻子的房门口，大声地问她们，是不是快打扮好了。

“还得五分钟，”房门里传出少女的声音，响亮而欢快。

“太好了，”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说。

于是，他慢慢地沿着铺有红地毯的走廊和楼梯来到下面寻找阅览室，迎面走来的侍从紧靠墙站着，给他让路，他似乎没看见他们，径直往前走。一个吃饭迟到了的老太太，背有点驼，乳白色的头发，还穿着袒胸露背的、浅灰色的丝绸衣服，像个母鸡似的、一个劲儿地急匆匆地朝前走，十分可笑，他轻松地超过了她。在餐厅的玻璃门旁，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并且开始吃饭了，他在摆满了一盒盒不带纸嘴的香烟和埃及带纸嘴的雪茄烟的柜台前停了下来，他拿了一支大的马尼拉雪茄，往柜台上扔了三个里拉。在装有玻璃为了冬天御寒的外廊上，他朝打开的窗户看去，夜幕中一股柔和的轻风朝他吹来，仿佛可以看到老棕榈树的树顶，棕榈树的叶子在星空下伸展开来，显得非常巨大。从远处传来平静的海涛声……阅览室里舒适、宁静，只有桌子上亮着灯光，一个头发花白的德国人，长得象易卜生，戴一副银边的圆圆的眼镜，一双疯子似的、惊讶的眼睛，站在那里沙沙作响地翻阅着报纸。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便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深深的皮沙发上，沙发旁有一盏绿色灯罩的落地台灯，戴上夹鼻眼镜，他伸了伸由于衣领紧而勒得呼吸困难的脖子，然后，翻开一张报纸把自己整个人都遮住了。他飞快地浏览了几篇文章的标题，读了几行关于从未停火的巴尔干战争的新闻，以习惯的动作翻遍了报纸，突然，那一行行的字在他眼前闪闪发光，脖子僵硬，两眼鼓出，夹鼻眼镜也从鼻子上跌落下来……他猛力一挣，想吸口气——结果却发出嘶哑的怪叫声，他的下巴脱臼了，满嘴的假牙闪着金光，头耷拉在肩上，摇晃起来，衬衫的胸部像个箩筐似地鼓了起来，整个身子扭曲着，鞋跟蹬得地毯都翘起来了，身子慢慢滑到地板上，好像在和人拼命一样。

如果阅览室要不是有那位德国人，旅馆会迅速而不动声色地掩盖所发生的这桩可怕的事情。他们就会偷偷地拖着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头和脚，迅速地把他拉得远远的。一个旅客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个德国人尖叫着冲出阅览室，惊动了整个旅馆，整个餐厅。一些人吓得从餐桌跳起来就跑，另一些人吓得脸色苍白，朝阅览室跑去，听到人们用不同的语言问:“什么事?出什么事啦?”——谁也回答不清楚，谁也弄不明白，因为，直到现在，他们最为惊讶的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死亡。旅馆老板一会儿奔向这个旅客，一会儿奔向那个旅客，试图想阻止奔跑的旅客，并安定人心的申明说，没什么大事儿，一位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晕倒了……但是，谁也不听他的话，许多人看见侍从和茶房从这位先生身上扯下领带，脱下背心和揉皱了晚礼服，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还从他穿着黑丝袜的平脚上脱下那双舞会上穿的皮鞋。他还在抽搐，顽强地与死神抗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向这突如其来地、粗鲁地向他袭来的死神屈服。他摇着头，像要被宰杀一样发出嘶哑的声音，像醉汉一样翻着白眼……当人们把他抬到四十三号房间——这是底层走廊尽头一间最小、最差、最潮湿、最阴冷的房间，把他放到床上，他的女儿跑来了，披头散发，由于束着胸衣，裸露出高隆的胸脯，随后他的妻子也来了，她身材高大，已经打扮好了准备用餐，由于惊恐，嘴巴张得圆圆的……但是，这时他的头已经不再摇动了。

一刻钟后，旅馆的次序大概已经恢复正常，但这个美好的夜晚却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有些客人又回到餐厅接着把饭吃完，但默不作声，一脸的委屈。旅馆老板走到一个个客人跟前，以一种无可奈何地、又不失分寸地愤怒耸耸肩，感到自己无辜受罚，要大家相信，他非常能够理解，“这是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并保证，他将采取一切他能够采取的措施，消除一切不愉快的现象，塔兰台拉舞不得不取消，多余的电灯都关掉，大部分的客人都到城里去喝啤酒了，旅馆里是如此的安静，以致可以清晰地听到前厅挂钟的滴答声，那里只有一只鹦鹉呆板地在嘟哝着什么，睡觉之前还要在它的樊笼里乱闹一会儿。它竟然一只爪子抓着上面的架竿以这种怪诞的姿势睡着了。从旧金山来的先生躺在一张简陋的铁床上，盖着几条粗毛毯，一盏瓦斯灯从天花板照到毛毯上，湿漉漉而冰冷的前额上放着一只冰袋，他那瓦灰色的、毫无表情的脸渐渐地僵硬了，从他张开的闪着金牙的嘴里发出的嘶哑的、咕噜咕噜的声音越来越弱。这已不是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的嘶哑声了——不会再有他了，这是其他什么人的声音。他的妻子、女儿、大夫、侍女都站在一旁看着他。突然，他们期待、但又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嘶哑声停止了。大家亲眼看到，死者脸上的苍白慢慢地、慢慢地扩散开来，于是，他脸上的轮廓开始变得更加分明，更加清晰……

旅馆老板进来，大夫小声说:“已经死了。”老板冷静地耸耸肩，太太的面颊上静静地流着泪水，走到老板跟前，胆怯地说:“现在应该把死者抬回到他的房间里。”

“噢，不，夫人，”老板赶忙礼貌地说，但已经丝毫没有了先前的殷勤好客的态度，并且不用英语，而是用法语反对说。老板对从旧金山来的客人所付的那点小钱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他说:“夫人，这绝对不行，”并补充解释道:他非常珍惜那套房间，如果他满足了她的愿望，那么整个卡普里岛都会知道这件事情，游客就不会再到这套房间里住了。

小姐一直惊讶地看着老板，听他这么一说，瘫坐到椅子上，用手绢捂住嘴，痛哭起来。太太的眼泪立刻干了，满脸通红，她提高声调，开始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提出要求，她仍不敢相信，原有的对他们的尊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老板以一种礼貌的、极有尊严的口吻打断她的话:如果太太不喜欢本店的规矩，我决不敢挽留太太，并且断然地说，在天亮之前必须把尸体运走，已经通知了警方，他们会派人来办理相关的必要手续。太太又问:是否能在卡普里岛弄一口棺材，哪怕差点，但是现成的。很遗憾，没有，无论如何也弄不到，现在做又来不及，不得不另想办法……比如，他购买的英国苏打水是用又大又长的木箱子运来的……箱子的隔板可以拿出来……

夜里，旅馆的人都入睡了，茶房进来打开了四十三号房间的窗户，窗户对着花园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堵石砌围墙，围墙上插着碎玻璃，墙下有一棵蔫了的芭蕉树。——然后，关掉电灯，锁上门就离开了。死者被独自留在黑暗中，只有蓝色的星星从遥远的天空望着他。墙上一只蟋蟀抑郁地无忧无虑地唱着歌……在灯光灰暗的走廊上，两个侍女坐在窗台下织补东西，路易斯穿着便鞋，手里拿着一堆衣服，走过来。

“准备好了吗?”他眼睛望着走廊尽头那扇可怖的房门，用响亮的耳语关切地问。他一边轻松地朝那边挥舞着那只空着的手，以便小声说:“出发!”就像发送一列火车，在意大利的火车站，当发车时，通常都要这么喊。两个侍女不出声地笑得喘不过气来，一同把头栽到对方的肩膀上。

然后，他轻盈地一蹦一跳地跑到门跟前，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歪着头，小声地、恭恭敬敬地问:

“是您按的铃吗，先生?”

于是，一个人压低了声音，伸出下巴，声音尖溜溜地，慢条斯理地、令人忧伤地，好像从门里边对自己回答说:

“是的，进来!”

而到黎明时分，当四十三号房间的窗外泛白了，一股湿润的晨风吹动着芭蕉树的破叶子的时候，当卡普里岛上空飘起并伸展出一片的清晨蔚蓝的天空，洁净而清晰的索里罗亚山峰迎着太阳而闪着金光，这太阳从意大利遥远的群山背后冉冉升起的时候，当在岛上为游客清理小路的石匠去上班的时候，——人们把装苏打水用过的长箱子抬到了四十三号房间的门口。很快，这口箱子开始变很沉了，死死地压住了旅馆年轻茶房的双膝，他迅速驾驶一辆单驾马车，运送着木箱子，沿着一条白色的公路，或前或后地在卡普里岛山坡上，在石砌的围墙和葡萄园之间，蜿蜒而行，一直往下，往下，直到海边。马车夫，一个萎靡不振的人，眼睛红红的，穿一件旧短袖上衣和一双歪鞋子，醉后不舒服，——昨晚一晚上他都在饭店里掷骰子，——一直不停地抽打着他的强壮的马，马是按照西西里风俗打扮的，不停地让各色各样小铃铛叮当直响，这些铃铛安在扎着彩色毛绒球的笼头上和高高的黄铜鞍韂上，一俄尺长的鸟的羽毛插在修剪平整的马的额鬃上，随着马车的奔跑颠簸而舞动着。马车夫一句话也不说，他还在为自己的不理智和恶习而感到沮丧，昨晚他竟然输光了自己身上最后一个铜钱，但是，早晨的空气是如此清新，他置身于这种空气之中、大海之间，早晨的天空之下，醉意随即消失了，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状态，而且这笔意外的收入也使马车夫感到莫大的安慰。这是那位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给他的，他僵死的脑袋还在他身后的长木箱子摇来晃去……在远处的山脚下，一艘轮船像只甲虫似的漂浮在充溢了那波利湾的轻柔、明亮蔚蓝的海面上。轮船已经鸣响了最后的汽笛声——回声响彻整个岛屿。岛上每一处弯曲的地方，每一个山脊，每一块石头，到处都清晰可见。仿佛完全没有空气阻隔似的。在码头附近，年长的门房驾驶着坐有太太小姐的汽车赶上了门房小厮，太太和小姐脸色苍白，由于哭泣和彻夜未眠，眼窝都凹陷下去了。十分钟后，轮船重又哗哗地冲破海水，朝索伦托和卡斯特拉雷方向驶去。载着从旧金山来的一家人，使他们永远离开了卡普里岛……卡普里岛又恢复了昔日的和平和宁静。

在这个岛上，两千年前，曾有一个人生活过，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而特别的卑鄙，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拥有了对几百万人实施超越极限的残酷行为的权利，因此，人类将永远记得他，以致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想到这里来看看他所住过的石屋的遗址，这座石屋就在这个岛屿最险峻的山坡上。在这个美妙的早晨，正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卡普里岛的游客，还在各个旅馆酣睡着，但几匹背上搭着红色鞍子的灰色小毛驴已经被牵到旅馆门口。过一会儿，那些美国和德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睡足饭饱以后，又要爬上这些红鞍子，沿着石头小径进山去，一直到提庇留山的山顶。贫穷的卡普里岛的老太太，一双青筋突起的手捏着棍子，为的是用这些棍子把毛驴赶得更快些。旅客们安心了，因为，那位从旧金山来的死亡的老人已经被运到那波利去了，他本打算也和他们一起去的，结果却以自己的猝死提醒了大家，把大家吓得要死。旅客们睡得很香，岛上还很安静，镇上的商店还没开门，只有站台上的小市场开始买卖鲜鱼和蔬菜了。赶集的全是当地的普通百姓，只有一个叫洛伦佐的高个儿，一个上了年纪的船夫，和平常一样，无所事事地站在他们中间。他是个无忧无虑，游手好闲的人，在全意大利是个有名的美男子。他不止一次地给许多写生画家当过模特。他把昨晚抓到的一对螯虾拿到集市上便宜地卖给了从旧金山来的一家人住过的那家旅馆的厨师，螯虾在厨师的衣罩里沙沙作响，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哪怕一直站到晚上，以帝王的派头环顾四周，炫耀自己的破衣烂衫，陶制的烟斗和歪到一只耳朵上的红色毛纺贝雷帽。两个阿布鲁齐的山民沿着索利罗亚山的悬崖峭壁，沿着在岩石上凿出的腓尼基古道，沿着古道的石阶从阿拉卡普里山峰走下来。其中一个山民的皮斗篷下挂着牧笛，是一只装着两根木笛的大山羊皮囊。另一个山民却挂着某种类似木制的弦乐器。他们朝前走着——整个国家都喜气洋洋，充满着美好，阳光明媚，在他们的脚下无限地延伸:卡普里岛多石的山脊，好像整个岛屿都躺卧在他俩的脚旁，卡普里岛游浮在这神话般的碧海中，大海上空闪烁的晨雾在炫目的阳光下朝东方飘去，太阳越升越高，已经晒得人发热，由于清晨雾气腾腾，意大利大片的土地，及其远近的山峦还模糊不清，山峦的美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走到半路，他俩放慢了脚步，因为在路下面索利罗亚山悬崖峭壁上一个岩石洞里，矗立着一尊圣母像，全身被阳光照耀着，温暖而光彩照人，穿着雪白的石膏衣服，头戴皇冠，由于风吹雨淋，变成了铁锈黄，面容温柔慈祥，举目仰望着苍穹，仰望着她那受人赞扬的儿子永远幸福地、一日三次修身的地方。他们脱下帽子，质朴、谦逊、欢乐地赞美他们的太阳、早晨还有她——这个罪恶而又美好的世界上所有受难者的贞洁的保护神，赞美那个在遥远的朱迪亚，在贫穷的放牧人栖身之处，在伯利恒的洞穴内从她腹中降生的……

从旧金山来的那位死了的老人的尸体被运回了家，葬到了新大陆岸上的墓地，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具尸体饱尝了太多的屈辱，太多人的轻视，从一个码头的板棚漂泊到另一个板棚，最终又回到那艘最著名的船上，就在不久前这艘船还以极大荣誉把他运到了旧大陆。但是，现在却把他与活人隔开，把涂有焦油的棺材深深地放进黑糊糊的底舱里。这艘船又重新、重新开始了它遥远的海上航行。夜晚，它驶过卡普里岛，有人从岛上观看慢慢消失在漆黑的大海上的灯火，觉得很凄凉。然而，在那里，也就是在船上，悬挂着许多支型吊灯的大厅里，今夜和往常一样，正在举行大型舞会，人山人海。

舞会在第二天、第三天晚上，仍旧举行——船又处在疯狂的暴风雪之中，这暴风雪呼啸像在唱送葬的安魂曲一样嚎叫着，像由银白色的浪花构成的志哀高峰一样移动在大海之上。船上无数双火眼在风雪之中连那个魔鬼也只能勉强看得清楚，这魔鬼从直布罗托的悬崖上，从阴阳两界的石门中一直在注视着这驶进黑夜和暴风雪中的轮船。魔鬼十分庞大，犹如一座悬崖峭壁，但同样十分庞大的是这艘船，有多层船舱，有许多烟囱，它是被一个长着一颗古老的心的新型人类的骄傲制造而成的。暴风雪猛击着轮船的缆绳和大口径的烟囱，它们被风雪弄得发白了，但是轮船自己很结实，坚固，傲慢，威严。在轮船的最顶层，在雪旋风中孤零零地耸立着那些舒适的、灯光很弱的舱房，在这里，机敏地、警觉地打着盹的、身材肥大臃肿的船长，正端坐在整个船的上方，活像一尊多神教的神。他听到了被暴风雨窒息的强音汽笛发出的沉重的怒吼声和狂暴的尖叫声，但是他用一种很亲近的东西安慰自己，这种很亲近的东西最终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依靠的是什么。要不就是那个装有铁甲的船舱。那里不时充满神秘的轰隆声，颤抖声和蓝色火焰的干燥劈啪声，这蓝色的火焰是在头戴半圆金属箍，脸色苍白的报务员周围突然冒出并爆发出的。在最底层，在“阿特兰提斯”号的吃水部分里，灰暗地闪烁着钢铁般的光，发出蒸汽的嘶哑声，一千普特重的巨型锅炉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涡轮机，缓慢地流出开水和机油，被地狱般的炉膛从下面把炉底烧得通红的厨房噔噔地响，在这个地方推动着轮船的运动，——沸腾着一批集聚的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又传输到轮船的龙骨，—根无限长的暗道，在圆圆的、电灯光很弱的隧道里，在那里，慢慢地，以一种压抑人心灵的执拗，在自己涂有润滑油的机床上，一个巨大的轴在旋转着，像在这个隧道里延伸的一个活着的怪物。而“阿特兰提斯”号的中央，餐厅和舞厅灯火辉煌，兴高采烈，嗡嗡地地响彻着衣着漂亮的男男女女的交谈，散发出鲜花诱人的香气，演奏着弦乐队美妙的音乐。于是，在这享乐的人群中，在这灯光、丝绸、钻石和裸露的女人肩膀的辉亮灿烂里，那对被雇来表演爱情的情侣，细腻而柔韧地跳着:时而痛苦地忸怩着，时而痉挛地相互碰一下，造作地谦虚的那位姑娘，垂下睫毛，梳着清纯的发型，而那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长着一头黑色的，仿佛粘在一起的，香粉扑多了而很白的头发，脚蹬一双极其精致的漆皮皮鞋，身穿一件紧身的，后襟很长的燕尾服，标准的美男子，就像一条巨大的水蛭。然而，谁也不知道，这对情侣早已厌倦了在这种无耻的、哀怨的音乐伴奏下，遭受被自己的幸福折磨的痛苦;谁也不知道，有一件什么东西，很深地，很深地，在他们的脚下，在漆黑的船舱底下，与正在艰难地征服着黑暗、海洋、暴风雪的轮船的阴森的、炙热的内部相邻着……

六、难点分析

资产阶级世界必然灭亡的思想反映在小说《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中。

在阅读过程中，你一直思想紧张，期待着无法避免的灾难。戏剧性、紧张感形象地呈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结尾更是意外和独特。是的，启示并没有让我们恐惧，我们大家都是会死的，无论怎样渴望延缓这件事，它都必然来临，而船会继续前行，无论什么都无法阻止生活以及生活的悲喜和苦乐。

七、思考题

1．蒲宁是如何用几根线条表现美国百万富翁的整个一生的?

2．主人公死亡的突然性隐含着什么样的最深刻的哲学意义?

八、作业

分析一下文中描写海洋及其波浪片段的语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