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从哪儿来

新清史是国外学术争论的产物，但论辩之前，柯娇燕、郝瑞（Stevan Harrell）、佘鹏达（John Robert Shepherd）等学者已经发表或出版了符合新清史特征的论著^[7]，其中柯娇燕的《孤军》已经成为新清史的经典著作。因此对新清史的渊源进行一番考察，有助于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并理解有关的国内外学者观点与反应。渊源的考察包括学术研究的理论和学术实际两方面。新清史的渊源到底在哪儿？新清史产生前西方的哪些研究范式和理论与其具有内在的联系并对其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国内外的学术氛围和动向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其有无催生之功？

（1）从“冲击—反应”论到“满族中心”观

早在一战前后，斯宾格勒就对西方的衰落迹象进行了描述，但最终却提出了一种强调西方文化特殊精神和使命的新“西欧中心论”——“德意志中心论”。^[8]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界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冲击—反应”论和“传统—现代”模式说明，二战之后的西方仍然没有普遍意识到这种“衰落”。这种以“西方”和“现代化”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认为，西方的挑战为缺乏内在动力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摆脱困境、获得发展的刺激和机遇。

越战后近二十年的多极化趋势，使国外学术界在研究近代中国时开始并逐步放弃“西方”和“现代化”中心。柯文对“冲击—反应”论和“传统—现代”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评，通过“条块分割”阐述了其“去冲击论”、“去近代化论”的核心思想，突出了中国的“剧情主线”，把帝国主义这个“跳蚤”从中国“大象”耳朵里请了出去。^[9]这一方面正如夏明方所讲，柯文非常认同新清史等突出中国境内民族差异的研究，正是因为“条块分割”的“还原论方法”以“地方性策略”的逻辑为“满族中心观”铺平了道路。对“中国中心观”的反思也是新清史的学术渊源之一：美国学者在看待美国汉学建制中根深蒂固的“静态文化主义心态”的同时，开始质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国史家将其文化偏见带入研究当中，一些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是否需要重新检验？^[10]笔者认为，柯文在将中国“消极连续性”归为中国自己的事、不干帝国主义的事的同时，侧重把中国说得一切都很美好，这种积极连续性的过度强调也为清朝“帝国主义论”或“殖民主义论”打开了一扇天窗。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已经明显地为新清史开辟了道路。柯文将清朝时的中国分割成深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和未受或少受西方影响的内地，帝国主义只是中国这只大象的耳朵里的一只跳蚤。这种地方性的策略，使得国外学术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将清朝近三百年的成功统治归为统治者“满族认同”的条件就具备了。

（2）国内外的学术氛围

新清史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外自由的学术氛围。欧美学术界认为，任何一种“文类（genre）”或学派占了主流都会导致狭隘的山头主义、自恋狂、自我揄扬、轻视他人或对非我一派加以排斥攻击，以及其他无法令人苟同的或是自我毁灭的情况。^[11]艾尔曼曾说，美国的学生以超越老师为荣，所以才有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的批评，并导致了美国中国学的巨大转向。^[12]罗友枝对何炳棣1965年论点的批评，也是西方学术界挑战学术主流的例证之一。《剑桥中国史》的主编并不约束各个篇章的作者，他们可以各持己见。魏斐德最初是与费正清合作主编《剑桥中国史》清史篇的，后在主编《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时因意见不一分开。这样，在魏斐德的策划下，裴德生主编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得以出版，并同样受到中国国内的极大关注。^[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此专门举办了“对话：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出版意义”的学术讨论会。

其次，史料是史学的基石，美国新清史的产生与繁荣，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国内学术氛围的逐渐宽松。台湾的陈捷先和庄吉发在发现并非所有满文档案都有汉文版本后，首先注意到满文在研究满清入关后历史的重要性；1977年台湾“故宫”出版的满文《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九辑，第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始向学术界开放部分馆藏，《历史档案》创刊号上刊载了满文史料的翻译，满文档案的重要性才被国内外学术界所体认。到这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东洋史能够首先提出改变中国中心？因为在认为清朝“异族政府失政是导致国势陵夷的主因时”，“民国时期的强大的民族意识使得满文无人学，满文资料被弃于市，只有一些日本和欧洲学者对收集和研究这些档案有些兴趣。”^[14]“冲击—反应”论和“传统—现代”模式能在国外居于主流几十年，某种意义上在于费正清受历史条件限制不能到中国大陆来，其学生也多在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找寻资料。^[15]当满文档案得以开放，柯文也“在中国发现［了］历史”，新清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当然，一些国外学者的个人经历和学术努力也为新清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艾尔曼教授的两本书^[16]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研究乾嘉学派考据学的《从理学到朴学》是到日本找资料，而研究常州今文学派的《经学、政治和宗族》就“有幸”来到中国利用资料；同时，他有一位台湾政治大学出身的中国太太，精于中文，因而减少了交流的障碍。贾建飞对欧立德的访谈，颇能反映欧立德学习满语和保持满语教学的艰辛，而欧立德为倡导“清代档案具有多样性与生命力”观念所做的努力，更显现史学研究者的风范。^[17]

综上所述，新清史渊源于美国学术界多年来对近代中国道路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由此产生的学术范式。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构成其学术批判的渊源。《在中国发现历史》确立了美国中国学的“中国中心观”，其地方性策略表现在新清史中就是“满族中心观”。国外史学以批判为核心的学术风气造成了学术范式不断转换、新清史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国内日益开通的学术氛围提供了新清史必需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满文档案的开放有着巨大的催生之功，一些学者特殊的学术经历和积极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