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先生”

从学生到“先生”——沈伯埙教授访谈录

本人年轻时在国权路老校门前留影

沈伯埙，男，1927年11月出生，江苏常州人。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后留校，先后在物理学系、电子工程系任教，主要从事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历任无线电基础与电子线路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

1980年起参加世界银行给中国的教育贷款工作，1982年被教育部聘任为大学发展项目审议委员会委员，1986年起担任国家教委大学发展项目顾问。

长期从事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基础教学工作，编写过无线电基础、无线电理论基础、半导体电路及电子电路等多种教材，1980年获得复旦大学“教学成绩优秀一等奖”。科研方向主要为应用电子学。

我是1952年考入复旦数学系的，1954年转入物理学系学习，1958年毕业于物理学系。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小时候对电子学比较感兴趣，也算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吧，但当时因身体不好，有一段时间没有读书。1952年报考复旦的时候，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去考的。我喜欢物理、特别是电子学，但却被录取在数学系。那时也没有办法，只有不断向领导反映情况，说我为什么很想读物理而不愿意读数学。后来大概学校也理解了，到1954年就让我转到物理学系去，我觉得我能转到物理学系还是很幸运的。

据我所知，解放前的复旦只有数理系，就是把数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在一起。解放前，复旦的名气没有交大响，但经过院系调整，把交大、浙大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教学骨干调到复旦来以后，复旦的实力大大加强。苏步青先生就是浙大的，他带了一批人过来，其中有他的学生谷超豪。

刚解放时，国家因为缺少大学生，鼓励青年读大学。读大学除了免学费、住宿费外，还免费提供伙食，标准是每月12畅5元（标准相当高），吃得相当好。当时我住在德庄（第三宿舍），每人一个热水瓶，每天清晨由工友来冲水。寝室也是每天由工友来打扫，生活非常舒适，读书当然很努力。

复旦当时校园很小，校门对着国权路，只有西边的图书馆、佩琳院（校医务室）、100号、200号、300号、相辉堂（400号）、500号、数学系的600号和校门右手边的4幢楼。学生住在校园对面的宿舍区，男生住德庄（第三宿舍），女生住淞庄（第六宿舍），学生食堂在德庄下面。教室不够，就用毛竹搭棚（我们称草棚棚）作教室。后来，由何育辽老师设计的教学大楼建成（后称老教学大楼），学习环境大为改善。接着又建造了学生宿舍区、物理楼、化学楼、生物楼、图书馆、新教学大楼和给教授们居住的第九宿舍，以及给苏步青教授和陈建功教授居住的小洋房。因为东边新建了许多楼，老校门太偏西了，于是在老校门东边开了个新校门，就是学校现在的正门。

我读书时，有许多一流的名教授给我们上基础课。比如讲授普通物理学的是留学德国的王福山教授和留学美国的周同庆教授；讲授数学物理方法的是留学美国的王恒守教授等等。这些教授知识渊博，讲课时观点站得高，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推导严谨、认真负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影响了我日后的治学态度。像周同庆先生，他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给我们讲授原子物理，把原子物理的发展过程讲得非常清楚、非常生动，他了解康普顿做实验的过程，把康普顿效应讲得头头是道。周先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因成绩优秀曾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金钥匙”奖。

有一次，周同庆教授给我们上课（早晨一、二节课），第一节课结束打铃时，周先生没有听到，于是不休息，继续讲。到了第二节课，有些同学要上厕所，不得已只好等周先生反身在黑板上写字时，偷偷跑出去。不料，被周先生看见了，他还以为有人不要听他的课，于是非常恼火，说：“谁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吓得大家只好硬憋着，不敢再出去了。

再有一次，我去周同庆教授家做客。周先生的小儿子在中学读书，拿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问爸爸：“这段话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周先生看了后，皱皱眉头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难怪你看不懂。明天我就给出版社打电话，叫他们更正，免得误人子弟。”还有一次，有位资历颇深的讲师毛清献上课，周同庆教授去听课，听完后就说：“课讲得很好，但其中有一个说法不严谨、不妥当。”毛清献先生听得口服心服，跟我说：“姜还是老的辣！”周同庆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们早期学习前苏联，考试采用口试制——学生抽到题目后，就在教师旁边做，做完当场交卷。老师根据学生的答卷提些问题，答得最好的是5分，2分则为不及格。有一次，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考我，我和他面对面坐，当中有一张桌子。等我做完，王福山教授起身拿我的答卷时，一不当心，他的长衫被桌上的尖角撕破了，我吓坏了，怕因此影响我的成绩，结果当然没有。王福山教授为人随和，平易近人。

读到四年级，要分专业了。那时没有专业，只有专门化，我最喜欢电子学，所以就选了电子学专门化。当时电子学方面只有两位讲师：赖祖武和何育辽。直到1958年，才来了一位刚回国的、解放前留美的侯元庆教授，给我们讲微波技术。当时复旦在电子学方面的力量是很弱的。随着毕业生的不断增加，特别是1961年留校的毕业生较多，电子学学科在复旦才逐渐形成。先后成立了无线电基础、无线电物理和无线电技术教研室，接着又成立系，直至成立学院，电子学学科在复旦越来越壮大了。

我们毕业后，分配到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比较多，去工厂的比较少，当时称统一分配。也许是我在电子学方面理论比较行，学校把我留下了，当时留校是很不容易的，留校的多数是党员，我连团员都不是。毕业那年，我搞的毕业设计是盖革-弥勒计数器（Geiger-Müller counter），是用来记录放射性粒子数的仪器。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搞成功后，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为“大学生敢说敢想”。这大概也是我留校的原因之一吧！

记得我刚毕业留校，第一天进教师食堂吃饭，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见到我就说：“沈先生，我们一起坐。”我真是受宠若惊（当时我们管老师叫先生），忙说：“王先生，您怎么能称我沈先生呢？”王福山教授笑着说：“现在我们是同事了，当然应该称你沈先生。”通过这件小事，使得后来我对我留校的学生（留校任教）都很尊重。

留校后，我没做过助教的工作，一上来就讲课，连续讲了好多年。那时候记忆力真好，讲课基本上不看讲稿，这样才能讲得生动，据说学生对我评价还是不错的。1965年，党委副书记王零同志抓物理学系的教学工作，举办了一个教学观摩活动，称作“唱一台好戏”，借以提高讲课水平，我是其中之一。讲课时来听课的不是学生，是全校理科的知名教授，当时来了很多人，苏老也坐在底下听课。讲课的内容是电子管放大器的设计，我当时胆子真大，居然敢点名叫苏老来回答问题，他也答对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后来到1980年的时候，学校又给了我一个奖——“复旦大学教学成绩优秀一等奖”。

我毕业后不久，有一次，谢希德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在物理楼走廊里碰到我，说：“请教你一个问题，Analogue Computer和Digital Computer的中文名叫什么？”我回答说：“Analogue Computer叫模拟计算机，Digital Computer叫数字计算机。”谢希德说：“我明白它们的意思，但不知该怎么翻译。这样翻译很好，谢谢！”这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对我的启发很大：做人就是要谦虚，谦虚使人进步！

1980年秋，联合国给中国发放世界银行贷款，当时各个部委都在争取这笔贷款。但是，世界银行的专家来中国考察后，认为这笔贷款应该给教育部。他们说，中国的情况跟有些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中国还是有基础的，如果投资到教育方面，效果会更好，于是教育部就拿到这笔贷款了。第一笔贷款是2亿美元，而且是无息的。一般情况下，世界银行要派遣专家组到贷款国来审议贷款的使用情况。聘请外国专家组的费用非常高，我国提出自行组织专家组，世界银行同意了，于是教育部立即从重点高校抽调人员，组成中国专家组。当时要求的条件是：副教授以上，要懂英语。我被选中了。中国专家组共分4个组：物理、化学、工程和计算机，共计约20人，我是物理组成员。1981年1月，教育部派我们出国考察，物理组考察了4个国家：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都是世界银行安排的。主要是到各个大学，了解它们的教学和科研情况。通过考察，令我们眼界大开。

复旦总的来说学风是比较好的，当时人们还没有商业头脑，仅仅对研究比较感兴趣，也没有什么下海的念头，只是一心一意想把教学和科研搞好。那时思想比较单纯，不讲报酬，搞科研经常搞到晚上一两点钟，第二天起来继续干，并没有什么人驱使你这样干，而是觉得应该如此。

我大半辈子在复旦度过，长期与复旦的学者、教授们相处，使我养成了生活简朴、治学严谨、情趣高雅和工作踏实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采访整理：林佶、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