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山海明及其对清初西南禅宗发展的贡献

破山海明及其对清初西南禅宗发展的贡献

彭自强

古代巴蜀滇黔及整个西南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加上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事迹和人物或少有记载，或鲜于提及。如梁启超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国印度之交通》中提到西南佛教，仅将其作为中印佛学交流的一条通道而已^[1]；华严宗高僧宗密倒是四川西充人，但主要活动区域在长安一带，影响也与其籍贯之地没多少关系。这种情况到了明中叶以后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两宋以降中国佛教整体趋于衰微的形势下，随着自明万历至清雍正年间禅宗的又一次兴盛，西南禅宗的发展成为这一潮流中重要的一支，其中又以巴蜀为首，陈垣论曰：“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东南为盛，西南亦被其波动”、“滇黔僧多蜀籍”。^[2]在这一过程中，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县）双桂堂开山祖师破山海明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破山海明，俗姓骞，号破山。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四川顺庆府大竹县人。一生活动，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岁至25岁（1597－1622）为独自修行、奠定佛禅基础阶段。19岁于大竹县佛恩寺随大持律师出家，次年转延福寺从慧然法师习《楞严经》。因不满足其师之说，22岁单身东游，于万历47年（1619）至黄梅破头山，在此研习禅宗语录三年，并效法元初高峰原妙的修禅方式，以习禅七日为限，获得证悟。一说因修禅坠岩损足有悟。“破山”之号可能本于其修禅之所破头山之谓，也有学者认为他以明朝遗民自居，国破家亡、江山易主，故号“破山”。黄梅修行，奠定了破山一生作为著名禅僧的基础。

25岁至38岁（1622－1633）为遍访名师、声誉日隆阶段。自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1622－1625），破山游历江南一带禅林，先后参谒了名噪一时的憨山德清、无异元来、雪峤圆信、湛然圆澄、密云圆悟等禅宗名宿。在浙江鄞县天童寺当了一名打磬和尚，以其刻苦的精神和出众的悟性，得到临济宗天童系领袖方丈密云圆悟的重视，任维那职。天启七年，圆悟“书曹溪正脉来源一纸，并信金”^[3]交付破山，正式承认了他的嗣法资格。崇祯元年（1628），破山应请住持浙江嘉禾（今嘉兴）东塔广福禅寺3年，声誉入日中天，“远近观光，罔不悦服，道风遂大振与江南。”^[4]名师法嗣、名刹住持，破山终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游方僧人成长为声名远布的临济宗天童系的嫡系传人。

38岁至70岁（1633－1666）为住持巴蜀、传禅西南阶段。破山于崇祯五年（1632年）返四川，住持梁山（今重庆梁平县）万峰山太平寺。先后住持四川凤山、祥符、无际、蟠龙、佛恩、双桂等10余刹，其中以住梁山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是于清顺治十年(1653)在梁平县城郊创建了双桂堂，被誉为“蜀中丛林之首”，为西南禅法重镇。该寺经过214年的培修扩建，由简到繁，从小到大，直到清光绪十八年(1867)才完全竣工。三百多年来，双桂堂一直香火鼎盛，至今建筑基本完好。清初建寺时，这里就有两株桂花树，因名双桂堂。破山在回川后的三十四年的岁月里，一直以梁平县为中心，在川东一带大阐宗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朝参暮请之众盈万指而有余”；七十岁生日时，“道俗集庆者万有余指”；顺治十七年(1660)，“峨眉诸刹名宿思聆法音”，请赴峨眉，破山以衰病为由婉拒，“峨眉高志之辈，皆接踵而来，朝夕磨砺。师施以本色钳锤，均有深省。”^[5]足见破山当时在西南的影响。

破山海明的言行主要体现在其弟子编《破山禅师语录》20余卷中。^[6]

二

破山不仅是西南地区临济宗之祖师，更是明、清之际禅宗的一位宗师。其禅学思想继承了笑岩德宝和密云圆悟的核心内容并有所发展，反映出明清之际禅宗的某些特点。

两宋以降，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趋于衰微，“非禅即净”成为佛教在社会民间流布的主流，它一方面扩大了佛教的信众及社会影响，同时在适应世俗需要所必须强化通俗性、民间性、本土性的过程中，佛教也逐步失去其自身的特点，益发使这种衰微的趋势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受宋明以来思想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内部对“教”与“禅”即义理与修行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两宋以来佛教重文字义理而轻禅修风气的浓厚，更使世人眼中的佛教与理学几无区别。明末四大高僧中的三位——云栖株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在复兴禅宗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佛教所面临的问题，多主张教禅并重、三教合一，既重禅学，也重义学，更重净土。清初曹洞宗僧人觉浪道盛认为：“憨山与云栖、达观称三大师，相为鼎立，以为宗门之人，不据宗门之位，是预知宗门将振，故为大防，独虚此位，而尊此宗。”^[7]从理论到实践，均有促使佛教复兴的倾向。这一时期的禅宗，以临济与曹洞两宗盛行，其中又以临济宗为盛。笑岩德宝(1512-1581，字月心)，自幼出家，受戒后便南北弘法，游方传教，以禅道接引诸方学者，晚年定居北京柳巷精舍。史称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等高僧都曾从之叩问禅要，其著作有《笑岩集》四卷。笑岩德宝传法于幻有正传，正传门下有密云圆悟(1466-1642)、天隐圆修、雪峤圆信三高僧，各传道一方，时称临济中兴。圆悟俗姓蒋，江苏宜兴人。26岁时因阅《六祖慧能坛经》而向往佛教，万历二十四年(1596)出家，52岁正式开堂说法，自此宣说法音达24年之久，为明末禅门巨匠，重兴浙江鄞县天童寺，成为临济宗天童系领袖。法嗣12人，著名的有汉月法藏(1573-1635)、费隐通容(1593-1661)、木陈道忞(1596-1674)、破山海明(1597-1666)、浮石通贤等，人才济济，遍于国中。由上可知笑岩德宝－密云圆悟－破山海明一脉相承。

破山禅学思想首先体现在对圆悟“棒喝”禅风的继承和发扬。其弟子追述破山启悟参禅：“凡师开法席处，众集如云，久参初进，绝不以词色稍为宽假，惟拈白棒，据令而行……复不问来机利钝，器量浅深，皆本分钳锤。若拟议二不能顿领，并倔强而妄为低昂，必以痛棒棒到底，直要逼得生蛇化龙。”^[8]一条白棒棒到底，当头棒喝，自是五代以来禅宗的宗风，同时也与明末清初战乱频仍的形势相关，禅僧多聚山林、穷乡僻壤，直觉开悟、少逞机锋，既适合广大一般信众修禅学道的水平和兴趣，对维护禅僧得来不易的安定也有所助益。破山自己对此也相当看重：“万竹山中无剩言，拟开口处便还拳，连连打彻自家底，胜过诸方五味禅。”^[9]

破山业师圆悟就十分强调“棒喝”。《天童密云圆悟禅师语录》记载：“老僧生平不解打之绕，唯以条棒一味从头棒将去，直要人向棒头拂着处豁开正眼，彻见自家境界，不从他得。”圆悟弟子汉月法藏请他上堂讲临济宗旨来源时，“一僧出问：‘如何是和尚恶水泼人?’师便打。僧拟开口，师直出法堂，云：‘这便是临济宗旨。’又一僧问：‘十方诸佛，历代祖师，父母未生以前甚处安身立命?’师便打。‘已生后，甚处安身立命?’师复打。‘即今甚处安身立命?’师又打。僧转身云：‘释迦大师来也，请和尚答话。’师亦打。”“（圆悟）上堂……僧以坐具作舞，师与一棒，云：‘且道是赏你，罚你。’”可见圆悟等人是从反面让人悟出佛性，即棒喝禅。这与汉月法藏后来力倡文字禅，从正面解说禅宗义理是不同的。圆悟总结自己数十年修行经验为：“山僧出家将及四十载，别也无成得甚么事，只明得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著子。”^[10]“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可视作圆悟“棒喝”的根据。联系圆悟师祖笑岩德宝在《笑岩集》中所云“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心万法，万法一心”的观点，可以认为德宝－圆悟－破山一系继承了自六祖慧能以来禅宗的传统观点。只是禅宗“当头棒喝”的宗风，破山以后，再无知名的继承者了。

破山禅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将参禅与净土、经教、持戒在看话禅上统一起来，这也是明末清初佛教综合复兴思潮的一种体现。所谓禅净教戒，直到近现代仍然相当流行。破山心目中的“参禅”，主要是指话头禅，参究话头为诸禅之首：“一句话头，击涂毒鼓。”同时提示参禅者话头也只是一种方便法门，重在开悟，而不必拘泥于公案文字：“若是一定有话头与人参，有实法与人会，则达磨初祖不知担几许话头来，迄今也是有尽。山僧每对学人言，遇境生疑，逢缘理会，甚是捷当，甚是至要。”^[11]破山重视参禅与念佛，“初用心处，先体取念佛的是谁，单在谁字上著力，岁久月深，筑著磕著，合得此个道理，始知念佛一声，漱口三日。”^[12]提倡参究“念佛的是谁”，始于云栖株宏，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相联系。破山以此将“参禅”与“念佛”统一起来：“参禅念佛，本是一个道理。念佛念此心也，参禅参此心也。”^[13]由此达到禅净的合一：“夫佛祖方便固多，要之不出两种，则禅、佛是也。信得参禅，及立志参禅；信得念佛，及立志念佛。虽顿渐不同，出生死心一也。”^[14]对于参禅与经教，破山认为：“参禅学教二法门，有深有浅。然深者禅，浅者教。但形言语，即粗相分，皆教也。若达教之了义即禅，亦是如来禅，非祖师禅也。”^[15]虽然参禅、学教皆为开悟成佛的法门，所谓“教之了义即禅”，则教、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既然“教之了义”才是“禅”，又表明破山仍然认为教不及禅。这与前述明末清初的佛教复兴力图纠正两宋以来佛教偏重文字义理轻视修行实践的风气相关，所以，破山认为即使体悟到“教之了义”，也不过是“如来禅”，即佛教经典所示之禅，而非“祖师禅”，即自六祖慧能传承而来之禅。破山还将参禅与持戒联系起来：“佛说波罗提木叉，是名十重，四十八轻，此戒差等，大小乘是也。若论本，总归一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戒不持，无心不一，此乃真圆大戒总持也。”^[16]强调“无戒不持”，体现了破山对持戒在佛教修行过程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尤其针对当时禅宗末流将佛教修行过度简单化导致禅宗乃至整个佛教自身特点的消解，以及由此造成佛教社会形象没落等消极现象，对持戒重要性的认识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中将“持戒”与“一心”联系起来，以“一心”为戒体，以“一心不生”作为持戒的最高境界，也与破山承继的“祖师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相符合。在强调持戒的同时，破山也表现了对佛教戒律的灵活态度：“修行戒为本，参禅悟为极。惟此二门，余则方便多门也。毕竟如何得入？驴拣干处尿，羊择湿处屙。”^[17]呵佛骂祖本是禅宗的特点之一，破山提到“驴拣干处尿，羊择湿处屙”的权变，自然是禅宗自由、个性的表现，也不得不让人觉得是时势使然，为某些参禅者打开一扇突破戒律的方便之门。

破山的禅学思想表现了某种融合性的特点，继承和发扬了德宝－圆悟所开创的临济宗天童系宗风，也是明末清初禅宗综合复兴思潮的体现。

三

破山还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佛教活动者和西南佛教组织与传播者。弟子象崖性挺评其师曰：“西来一宗，自天童中兴，济上儿孙遍天下，可谓盛矣。然未有如双桂之犹超于诸方也。”^[18]

破山为发展本宗规模，可谓不遗余力。《破山明禅师塔铭》称“师随其一知半解，则有付嘱焉。或疑付法太滥，而不知师于此又有深心也。盖佛法下衰，狂禅满地，倘一味峻拒，彼必折而趋邪师。以传法为卫法之苦心，甚不得已者也。”与其业师圆悟扩大本宗势力的作法衣钵相承。破山一生剃度弟子百余人，嗣法弟子87人，法系遍及西南诸省，影响流布江南及西北等地区。弟子中最著名的是中兴成都昭觉寺的丈雪通醉（1610－1693），撰有《锦江禅灯》20卷，弟子彻纲等编有《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10卷行世；另一弟子月幢彻了，在云南昆明和贵州安顺一带传禅，是通醉影响最大的门人；弟子懒石觉聆，在云南商山禅院弘法。象崖性挺（1598－1651）在川、黔住持过7所寺院，其弟子门徒也主要活动于川、黔一带，有《象崖挺禅师语录》7卷。莲月印正在贵州遵义、四川南充和湖北当阳等地任住持，其弟子编有《莲月禅师语录》6卷。另有中兴成都文殊院的慈笃海月，中兴成都宝光寺的笑宗印密(1609-?)，重庆华岩寺的开山祖师德玉圣可（1628-1700）、峨眉山伏虎寺的开山祖师贯之性一，成都昭觉寺的明照通朗、梁平双桂堂的熹公竹禅(1823-1900)、成都龙藏寺的雪堂含澈(1824-1900)……等等，均为一时俊彦。双桂堂破山海明一派的谱系为“海印发光，悟真永昌；寂常心性，戒定慧香；佛身克果，祖道联芳；双桂荣野，一苇渡江；禅观固远，五叶攸长。”

破山还是一位诗书胜手。双桂堂现存一件破山的真迹残卷，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双桂堂的山门两侧，有破山撰写的两幅楹联：“二株嫩桂久昌昌，正快时人鼻孔；数亩荒田暂住住，稍安学者心肠”、“万竹山前逢一衲，话虚心高节；三家村里学老农，得广种博收。”寺内客堂里，也悬挂着破山书写的两幅联语：“不嫌澹泊来相处，若怨清贫去不留”、“河边淑气迎芳草，林下轻风带落梅。”双桂堂现存的一些破山海明撰写的碑刻、诗作，可从中体会其诗文清新自然的风格。擅长机辩、偈颂是明中叶以来传法宗师的重要条件之一，破山以诗书名世，也是其声誉广布、法系流传的极大助力。

明末清初，川东一带，是满清、南明及明末农民起义军三股势力角逐的最后地盘。在此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复杂形势下，破山以自身的佛学修为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声誉，毕后半生之力，发展和维护了以梁平双桂堂为中心的佛教禅宗的兴盛局面，并将其影响播及川、滇、黔及整个西南地区，延续和发扬了自明中叶以来佛教禅宗的复兴趋势，使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南佛教与全国尤其是江南主流佛教并肩而立，破山对西南佛教发展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注解：

[1]梁启超著：《佛学研究十八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2]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3]《破山明和尚行壮》。

[4]《双桂破山明禅师年谱》。

[5]《双桂破山明禅师年谱》。

[6]破山圆寂后，弟子丈雪通醉将破山语录编为12卷予以刊行，以后又增补为21卷，乾隆二十五年（1760）再次重刻。

[7]道盛：《憨山大师全集序》

[8]《破山明和尚行状》。

[9]《破山明禅师语录》。

[10]《天童密云圆悟禅师语录》。

[11]《破山明禅师语录》。

[12]《破山明禅师语录》。

[13]《破山明禅师语录》。

[14]《破山明禅师语录》。

[15]《破山明禅师语录》。

[16]《破山明禅师语录》。

[17]《破山明禅师语录》。

[18]《象崖挺禅师语录序》。

（彭自强：西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