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教寺现状调研

北京通教寺现状调研

李　岚

一、历史及现状

（一）历史

通教寺坐落于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针线胡同19号，是北京市惟一的一处尼众道场。对于其始建年月，目前尚未见著录，所以具体建造年月不详，但相传为明朝所建。据吕荣恩在《通教寺》一文中记述，“寺周围老住户代代相传，说该寺始建于明代，是太监出资兴建的僧庙，清代改为尼庙，并更名为‘通教禅林’”^[1]。原寺山门坐北朝南，面积700平方米左右。清末明初，教法式微，至1942年时，庙已破败，殿宇倾圯，佛像毁坏，当时的住持尼僧印和已无法应付这番局面，便将寺交给从福建来京的尼僧开慧、胜雨二人主持。开慧、胜雨二人为师徒，1942年从福建来京后，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今北新桥三条）广慈寺挂单，每日到净莲寺去听慈舟老法师讲课，印和也去听课，因此相识了。印和觉此二人道心坚固，愿力不凡，故将寺交与她俩。她俩接寺后，即向军阀、官僚、资本家募化，对该寺进行了扩建。由恒茂木厂工程师马增新设计将山门改成坐西朝东，又迁移寺周围居民，将寺扩大到近3000平方米，并把寺更名为“通教寺”。为此，胜雨特刻《中兴通教寺碑记》，碑中记载：“尝闻经藏云，道场有三：一说道之场乃弘扬佛法者之住处，二行道之场系如法修道者之住处，三证道之场是明心见性者之住处。故古今几修道人所住寺院，皆曰道场。本寺创建于明，重兴于清。乃至清末民初，殿宇倾圯，佛像毁坏，更不堪言。久绝修道之人，可谓不堪设想之场。经我师开公老人不惮辛苦，于民国三十一年进寺，化费净财，迁移住户，改造大殿，兴建念佛堂、讲堂、方丈斋堂、大寮等处，复设立八敬学苑，培育僧才，继而悬挂钟板，并呈文备案，永作十方常住。以持戒、念佛为宗，学教习观为助。婆心切切，无微不至，希后来贤者体老人弘法利生之本，怀重兴此寺之艰辛，务必发菩提心难行能行遵守戒规，如法行道，守护常住，如己眼珠，如是因果分明，行持有法，则不眛道场二字，亦不负老人重兴之苦心。二利功德，终必成佛，善自思之，勉而行之。谨将规模大概，勒之于碑，永作纪念，以告来学，而使遵守。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观音大士圣诞日住持胜雨立。”^[2]

重修后的通教寺，山门三间，寺院西端为大雄宝殿，南北二楼两层共十四间。1952年为组织该寺尼僧生产劳动，在山门两侧扩建了南北厢房十间。1964年又于斋堂后增建小仓库两间，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寺殿堂房屋共88间。该寺自胜雨兴建后，当时共有尼僧60余人。寺内的宗教活动，因以修持戒律为本，以净土为宗，念佛为归，以学经教为辅，故清规戒律、宗教活动较多，也比其它尼庙严格。例如：规定每年从农历四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全寺尼众要“结夏安居”，专修“戒、定、慧”三学，除为僧众办事和父母师长病丧等事外，90天不许出山门。在这段时间内，任务是很重的，除完成日常功课外，还规定有“个人功课”。有的规定在此期间诵完一部81卷的《华严经》，有人刺血写经，有人念佛或燃香、燃灯等。总之，必须定出具体数目，天天检查成绩，越接近圆满时，功课越紧。到结束的前一天晚上，“通宵礼忏”，像草伏地那样拜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拜过一个多小时，就坐下稍事休息，然后再拜。礼忏，又名忏悔，就是“忏去前衍，悔去后过”。主要是忏“违犯戒规罪”。所谓燃香，即每逢菩萨圣诞日，燃香者跪在佛前，备好18颗粗定香的“香炭”，用枣泥在正胸和臂上以火引燃，一燃到底。燃灯是将21颗灯草捆在一起，放在袒露的两臂上，浇以香油，用火纵燃，烧完为止。还有一种为燃指：将无名指上裹上棉花，蘸好香油，举烧无名指。所谓供养，就是燃香、燃灯、燃指及刺血等。在各种供养中，刺血是很主要的方式之一。通教寺早期的尼僧，大多数都燃过香和燃过灯，也普遍有刺血写经的经历。

1943年，胜雨为培育僧才，“阐扬佛教”，成立了尼众八敬学苑。比丘慈舟和尚为学戒依止师，比丘尼慧证为法师，研究戒律及大乘经典。胜雨不仅把通教寺作为弘法的场所，还把通教寺改为十方丛林，其做法得到多方支持。为此，胜雨又刻碑记录此事，呈报通教寺改为十方丛林。根据石碑记载，当时的通教寺“以持戒念佛为宗，学教习规为助”。它的共住规约是：“坚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专一念佛，亦摄三学，除打念佛七外，概不应酬经忏佛事；无论年纪老小，不遵戒律者，概不留单。”^[3]正由于它规章严明，归者甚众，常住尼众达50多人。当时八敬学苑中的课程，以学习戒律为主，以经论为辅。学员每日去法界学苑听慈舟法师主讲《大乘起信论》、《盂兰盆经》、《心经》、《金刚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楞严经》、《法华经》等。“八敬学苑”在胜雨和开慧尼僧主持下编修了《比丘尼戒相表记》，并使之成为了中国广大尼众修研戒律的依托。

1949年后，通教寺的比丘尼有7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东北人。1951年前后，在寺内先后组织了纺麻小组和缝纫小组，以及大雄麻袋厂。有30多名尼僧参加劳动，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对部分不能从事劳动的老人的生活问题，政府也做了适当安排。1958年后麻袋厂停办，在圆觉、能本两位师傅的组织下，成立了第十八缝纫社，带领尼众学习、修持、生产。此时还经常接待东南亚等地佛教国家友好人士的参观访问。当时，大部分尼僧参加劳动生产，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每人每月有几十元钱的工资，生活较安定。

之后，开慧、胜雨离开了通教寺。“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寺曾一度改为北新桥派出所，尼僧四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通教寺又作为佛教活动场所重新恢复开放。1981年初，政府拨款将寺重新修过。新修后的通教寺，山门三间，仍为坐西朝东，灰筒瓦，硬石调大脊，带望兽及小兽，额有赵老朴初先生题写的横匾“通教寺”。主要建筑大雄宝殿“坐西朝东，面阔五间，绿琉璃瓦顶，大式硬石三卷勾连搭顶，上带吻兽、垂兽及小兽。内为井口天花，饰旋子彩画，地面为水磨石方砖地。大殿面积为300平方米。南北配殿各七间，灰筒瓦箍头脊顶，内为白灰顶，花砖地”^[4]。南北配楼尚未恢复。全寺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寺内广植花草树木，每当春夏季节，鲜花盛开，群芳争艳，确实是一座优雅清静的好寺院。

1983年，通教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成为北京市尼众学修及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984年起，北京市佛教协会举办了僧尼培训班，次年7月15日，整修一新的佛殿和通教寺开光。推举原翠峰寺祥林法师为当家，寺院始对外开放。

（二）现状

今天的通教寺，占地面积近3000平方米，主要建筑为坐西朝东的大雄宝殿，殿中的莲花座上供奉阿弥陀佛的坐像，佛像后供奉的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像左供奉观世音菩萨坐像，观世音菩萨对面供奉护法神韦驮的站像，佛像右供奉大愿地藏王菩萨，其对面是护法伽蓝菩萨关公立像，佛与菩萨法相庄严，雕塑精美。殿内经幢垂挂，令人肃穆。大殿因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画像》而闻名遐迩。殿前院落北面是五观堂，南面为念佛堂。大殿两侧是整齐的寮房，现共有14间。寺内还立有1942年重修时立的两道石碑，珍藏日本《大正藏》一部，续藏二部，有频伽藏一部，贝叶经、华严经八十一卷，以及血经多部。院内的果树、花木，把整座寺庙点缀得格外雅致、清净。

现今通教寺常住尼僧18人，当家师为思智法师，现年47岁。全寺尼僧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以东北人居多。近十年，原住通教寺的十几位九十高龄的老和尚相继往生，现住寺尼僧年最长者56岁，最小者22岁，年龄在35～45岁的尼僧较多。

通教寺以修持戒律为本，净土为宗，念佛为归，学经教为辅，现为北京市唯一的尼寺，已成为正法久住、清静兴隆的道场。每逢初一、十五做法会，每月要有一次“七天”念佛，还有两次诵戒，方便度化一方人群，利益众生，为大众解脱苦恼。

二、僧团制度与活动

僧团是上求佛法、下化众生的出家人组织，僧人在这个组织里自觉遵守佛陀因时因地制定的清规戒律，自净其心，和合共住，在清净的修行当中，共饮法喜甘露，同求解脱之道。出家人依教奉行，以期先求得自身解脱，然后再把自己所悟佛法之妙，以言传和身教的方式授予众生，从而使得正法久住世间。僧团作为团体组织，自然需要相应的组织管理制度来维系其正常运转，同时也要在组织的日常生活和举办的活动中，设立一定的规约准则，保证僧团组织有序、健康发展，从而为出家人同修共证、弘法利生提供良好的环境。

（一）组织制度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必须有相应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设置为其服务，才能使自己的信仰体系得以长存并显示出其生命力。一方面，信仰体系以组织制度为其社会基础及有效载体，使信仰的价值观念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组织制度通过教徒共有的宗教观念体系得到统一和巩固。

目前，由于通教寺寺院规模不大，占地面积仅近3000平方米，尼僧人数有限，所以，通教寺并不像普通的大寺院设置完整的“四大班首、八大执事”的组织结构，寺庙里的许多事都在寺委会，或扩大会议上商议。在管理方面，通教寺设立了五大执事，分别是：

1.监院：思智法师，都寺监理寺院总务。通教寺不设方丈，只有当家师（即监院）。思智法师就是寺院的一把手，通教寺的大小事务大多由思智法师权衡决定。无论是寺院各项工作的人事任免，还是寺院的建筑规划、发展方向，抑或是为寺院十方募化，建立通教寺与其他寺院及佛教协会、政府相关部门的良好关系方面，思智法师都尽心尽力，亲力亲为。

2.知客：宗玄法师，为客堂负责人，掌管全寺接待事宜。宗玄法师是通教寺的二把手，监院思智法师虽在寺院事务上有决定权，但在各项事务的具体操作方面，多交由宗玄法师全权处理。

3.维那：宗玄法师，于举行法会、课诵时，担任众僧的先导，掌理唱念、回向等。由于个人能力出众，宗玄法师在担任知客的同时，兼任维那。此外，因通教寺不设负责云水堂的寮元一职，所以若有尼僧来通教寺挂单，在经当家师同意后，具体事项也由宗玄法师负责安排。可以说，宗玄法师一人身兼知客、维那、寮元等三职。

4.僧值：仁朋法师，管理清规执行情况及僧众威仪。

5.典座：通悦法师，为斋堂负责人，管理僧众伙食及信徒供斋等事务。

（二）日常生活

寺院作为出家信众修习的场所，每日起居等日常生活必得如法如律。通教寺每天的早晚课要求全寺尼众必须准时上殿，如无故不上早晚课，会有相应的惩罚，比如从每月的单钱中扣去一定数额作为罚金。

1.早课：每天凌晨三点一刻，打板声起，随之以晨钟，敲钟师以钟声偈唱和，偈文以楞严经篇头起，以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唱诵为结。敲钟之后紧接鸣鼓，击鼓时诵大悲咒，依咒节击鼓，由慢入快。每天凌晨，全寺尼僧在晨钟中起床洗漱，三点半上殿。也有师父早起稍许，先自诵经，再依时上殿。

朝时课诵内容：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十小咒：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消灾吉祥神咒，功德宝山神咒，准提神咒，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药师灌顶真言，观音灵感真言，七佛灭罪真言，往生净土神咒，大吉祥天女咒；心经；祝愿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三皈依；祝韦驮；大吉祥天女咒；韦驮赞。^[5]

2.晚课：每晚六点半，打板上殿。暮鼓伴念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或礼佛大忏悔文。暮鼓后是晚钟，其钟声偈内容与晨钟大体相同。

暮时课诵内容：佛说阿弥陀经（单日）；往生咒；礼佛大忏悔文（双日）；蒙山施食仪；赞佛偈；净土文；普贤警众偈；三皈依；祝伽蓝；伽蓝赞；观音赞。^[6]

3二时斋：清晨六点半用早斋，中午十一点食午斋。绝大多数师父持午，只有个别师父因为身体原因在下午四点半左右吃少许主食。尼众过堂即吃饭都在五观堂。“五观”意即一记功多少，量彼来处；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每次用斋，必想此五条，才能做到“食存五观，金易化”，否则“三心不了，水难消”。早斋和午斋还需遵行二时临斋仪，比如早食是饭或面与早食是粥所念诵的内容都会略有不同。

（三）佛事活动及规模

通教寺每逢初一、十五都有法会，每年的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结夏安居。除此，通教寺一年当中有较固定的几个佛事活动。

1.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

祝圣仪规：一、香赞；二、称圣号；三、大悲咒七遍；四、心经一遍；五、观音赞；六、观音偈；七、拜愿；八、三皈依。^[7]

2.四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圣诞。

祝仪：一、香赞；二、念诵（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三称；楞严咒，一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遍；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三称）；三、赞偈；四、绕念；五；拜愿；六、三皈依。

浴佛典礼：一、闻板上殿；二、排班出迎；三、恭迎佛像；四、安座沐浴；五、敬致颂词；六、祝圣绕佛；七、回向皈依；八、圆满礼佛。^[8]

3.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菩萨圣诞。

4.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日。

5.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

6.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

祝仪：一、香赞；二、称圣号；三、大忏悔文；四、地藏赞偈；五、拜愿；六、三皈依。^[9]

7.九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出家。

8.九月三十日，药师琉璃光佛圣诞。

祝仪：一、唱香赞；二、称圣号；三、药师灌顶咒（二十一遍或大忏悔文一遍）；四、唱赞偈；五、拜愿；六、三皈依。^[10]

9.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

祝仪：一、香赞；二、称圣号；三、诵经咒（佛说阿弥陀经，一卷；往生咒，三遍）；四、赞偈；五、拜愿；六、三皈依。^[11]

10.十二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成道。

除此常规佛事法会之外，通教寺每年都会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一些佛事活动，如从2006年起增加了三月初二开始的连续二十一天诵读《华严经》法会。平时也会根据功德主需要举办经忏法会，放生活动等。

每逢法会或诵经，都有大量信众参与。诵经多在五观堂进行，一般会有二百人左右参加。而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菩萨圣诞等大法会，会有五六百人参加，小小的寺院可谓人山人海，香火极旺。

（四）护法居士的职责

寺院是出家人修行之地，但若得在家信众护持，其弘法利生事业将会更有成效。通教寺地处繁华，自然得到不少信众护持，居士以担任义工形式到寺护法培福，护持僧团。对于来寺护法的居士，通教寺进行了大体分工。

1.负责传达室、法物流通处、光盘流通处

此三处是通教寺之常设机构，每日均需专人负责，每日8点半左右来寺上班，遇到法会等日7点多就需到岗。护法居士都任义工，不收取寺院分文报酬。目前，只有负责传达室的胡居士在寺常住，她同时负责香炉的清理以及空闲或挂单尼舍的清洁整理。

2.在斋堂帮忙

对于尼僧而言，午斋最为重要，因为早斋仅以主食配一个菜，持午的师傅又过午不食，所以营养和能量主要依靠午斋提供。通教寺虽有典座负责斋堂，但大法会要为几百人准备饭食，一个人难以应付。所以，每天都会有护法居士专程来寺为尼僧做午斋。有些老居士年近八十，还坚持乘两个小时的公车辗转来寺帮忙，其诚心令人感动。

3.维持法会秩序等

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菩萨圣诞之大法会，参加信众多达五六百人，期间写立延生、往生、放生牌位，维持法会秩序等工作都需专人负责。每逢大法会，护法居士接受寺院安排，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保证法会井然有序、如法如仪地进行。

三、常住比丘尼修行状况及其出家因缘分析

近年来，女性出家逐渐成为一种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不论是台湾女大学生集体出家，还是教界对尼众遵行“八敬法”的思考与讨论，都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在对通教寺的常住尼僧团体生活和个人的修行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也对比丘尼的出家因缘进行了探究与分析。

（一）常住修行状况

通教寺以修持戒律为本，净土为宗，念佛为归，学经教为辅。寺院常住尼僧18人，平日无法会时，各位尼师除早晚课一起念诵经咒，其他大多时间自己修行。佛教修行四万八千法门，净土念佛，禅宗参禅，密宗持咒，皆能成佛。每个修行之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修行法门，为自己制定每日必修功课。通教寺的尼僧大多选择净土法门，只是念诵的经咒各不相同。有的师父每日念《心经》、《金刚经》、《普贤行愿品》、《楞严咒》各一遍，加拜佛数百次，打坐几个小时。有的师父喜念《消灾延寿无量寿经》。有位法名悟湛的师父甚是精进，每日念《楞严咒》60遍，《楞严经》1遍，且《楞严经》基本是背诵的速度，一般人念一遍下来需4小时，而她只需2小时。她说每天除了过堂，她只有三段时间休息：8点至8点半，午斋后11点半至12点，晚课后7点半至8点。如此的精进，甚是令人赞叹。

（二）出家因缘分析

佛法谈因缘，说一切法为因缘所生：因缘故生灭，因缘故空寂，因缘故假妙，因缘故中实，均不出乎因缘之义。简单说来，佛家所说的因缘之因，是直接条件或主观因素，是必须具备的、主导性的直接条件；因缘之缘，是间接条件或客观因素，是辅助的、配合性的间接条件。以一棵树为例，则种子是内因，其余的泥土、水分、阳光等都是外缘。当因缘具足时，便长成一棵树。这就是因缘和合的道理。

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尼僧的出家也就不外乎是因缘具足时个人的选择。通教寺的尼僧上至耳顺之年，下至二十出头，各有各的性格特点，其出家因缘也不尽相同。在对各位师父的访谈中，我了解到了她们出家的内因和外缘，将其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内因

由于听闻佛法之妙，欲求自我解脱，向往得道成佛后的不生不灭，追求永恒的安乐，可以说是所有佛教信徒信仰佛教的最根本原因。出家修行者自不例外，他们希冀通过出家绝尘的修行，献身佛法，求得极乐，并利益众生，这是出家人出家的共同内因。当然，也必须有此正信才有资格成为比丘或比丘尼。然而，虽皆因知晓佛法而向往成佛，但各人听闻佛法的途径却不尽相同。

①受家庭影响听闻佛法

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自然地受到家庭的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家庭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以及健康的成长至关重要。在对通教寺尼僧的访谈中，我得知有不少尼僧自小受家庭熏陶而得闻佛法。

案例一：

心悦师父^[12]，1970年生于西安某农村，在她尚未出生前父亲就已信仰佛法，并且坚持吃长素。所以，心悦师父是从小听闻佛法的。当时家里条件艰苦，父亲虽信仰佛法，但由于文化水平所限，也未能真正领略佛法之妙，更别说为年幼的心悦讲解佛法。但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能坚持吃长素，仅从这一点看，可知其信仰较为虔诚。当时年幼的心悦虽无法理解深妙的佛法，但对佛法僧三宝的亲近心理早已从小养成。

案例二：

心仁师父，1984年生，祖籍浙江。心仁师父的母亲信佛，幼时的心仁只是常见母亲在家念经拜佛，对佛法也并不了解。十几岁时心仁外出打工，几年后回家，再次接触佛法。逐渐成熟的心仁开始有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对佛法的感悟，于是先是在一个尼庵里常住做义工，一年后坚心出家，20岁剃度。

案例三：

心缘师父，1951年生，祖籍辽宁。心缘师父是现今通教寺中年最长者。提起出家因缘，她一句话不离其母。心缘师父的父亲在她年幼时就已去世，母亲独自一人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心缘师父年龄最小，甚得母亲疼爱，自小便与母亲形影不离。在她14岁时，其母皈依佛门，开始吃长素，心缘师父也随之吃素。信佛后，母亲常给小心缘讲一些自己体悟的佛法，心缘听了心中甚是欢喜。她告诉我，从那时起她就已发心出家，但当时尚未跟母亲表明心意。

②受邻里或周边寺庙环境影响听闻佛法

人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除了受到家庭最直接的影响之外，亦极易受到邻里环境和周边的生活环境的影响。在我所了解到的出家因缘中，就有不少师父听闻佛法是来源于邻居或周边的寺庙环境。

案例一：

心愿师父，1963年生，福建沙县人。心愿师父的母亲和姐姐都信佛，但家庭的影响在她身上体现的并不明显，心愿师告诉我，她第一次听闻佛法心生欢喜是在邻居有一次带她去听讲法会。她说，母亲和姐姐虽信佛，但也许由于能力所限，较少给她讲述佛法。那一次，村里来了一位法师说法，她的几个邻居知道了便邀她同去，喜爱看热闹的她就跟着去了。没想到一听到法师说的佛法道理，立即心生欢喜。自那以后，她也逐渐走上了信仰之路。

案例二：

心清师父，1971年生，江西庐山人。心清师父家中无人信佛，父亲和哥哥甚至还排斥信佛，但是其邻居中有人信佛。因其家附近有寺庙，她的邻居常去寺庙烧香拜佛，并在寺庙做义工。心清从小就常跟邻居们去寺庙帮忙，也由此便常有机会参加法会，听闻法师说法。心清说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去听法，但是很多人都是去凑热闹，心不在焉。而她当时小小年纪，几乎也没读过什么书，一听法师说法顿觉明白了很多道理，欢喜心随之而生。于是更是常去寺庙，无论是做义工还是听法，她觉得自己是属于寺庙的。心清师父告诉我，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发心出家，长大一些后更是体会到佛祖所说的人生如苦海，在她刚过二十岁的时候，终于出家为尼，了却夙愿。

案例三：

心知师父，生于1960年，辽宁朝阳市羊山镇人。1980年出家华严寺，1982年剃度般若寺，依逝波法师受沙弥戒。心知师父接触到僧尼，是在她六、七岁的时候。那时“文革”刚开始，与她家乡一河之隔的东山寺的僧尼被迫下放到各个生产队劳动，下放到她们队的是一位叫净权的尼僧。虽说当时地位卑下，但这位净权特立独行的为人处世风格，让她倍感钦佩：做事勤劳专注，与人无争，忍辱宽容，不计个人得失。心知的母亲为人善良，常常送点自家的新鲜蔬菜给出家人，小心知每次总是争当其任，渐渐地，对修习佛法、持身清正的尼僧产生好感，发愿要学出家人那样的为人境界。此后，佛门便多了一员小小的信徒。

③受同事影响得闻佛法

在通教寺的常住师父中，如不是从小就发心出家的，出家前都有自己赖以谋生的工作。所以，工作环境中熟识同事的影响，也就成为了她们听闻佛法的一个途径。

案例一：

心莲师父，1972年生，湖北仙桃人。心莲师父告诉我，她在1995年开始得闻佛法，当时同单位的同事有信佛之人，于是常跟她说一些佛法的道理。她听后跟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思考，很快就接纳了佛法，开始信佛。

案例二：

张居士^[13]，1987年生，江西人，发心出家，当家师已予以收留，让她住在通教寺。张居士在十六岁时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服务员、保姆都做过。当她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时，认识了一些信佛的工作伙伴，跟她说人生之苦，她听了很是受用，于是自己开始寻求佛教方面的知识，逐渐也成为了一名佛教信徒。

④从书本中得知佛法

得知佛法的渠道很多，书本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喜爱读书之人常会从书本上得到受益终生的启示。

案例：

心戒师父，四十多岁，辽宁沈阳人。心戒师父出家前的工作是图书馆管理员，在图书馆的工作，使她能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她告诉我，她开始对宗教感兴趣是看《宋美龄传》引起的。当她看到宋氏三姐妹在飞机上祷告时，突然产生一种对宗教的向往，于是开始关注宗教方面的书籍。宋美龄笃信的是基督教，心戒师父本来对基督教很感兴趣。但由于母亲反对她信基督，于是她转而关注起佛教。她说，可能是文化氛围的影响，母亲并不排斥她信佛，于是，就在信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舍下了父母、丈夫和儿子，毅然出家。

2.外缘

出家尼僧通过家庭、邻里、周边环境、工作环境、书本等途径得闻佛法，如将以上各种播植佛种的途径视为内因，那么，外缘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人们将自己亲身经历或者所闻见的他人的人生经历与佛法联系起来进行人生思考时，为求人生解脱，当因缘具足时，就易走上出家修行的道路。

案例一：

心缘师父。在前文提到的心缘师父，长大后在村里生产队工作。她告诉我，看到生产队的人为了养家糊口，辛苦工作，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小孩要照顾，几乎都没有时间精力来思考人生，被众多欲望所摄，体会不到人生之苦。她不希望过那样迷惘的生活，而是向往西方佛土的极乐世界，向往永恒的安乐。于是，当村里陆续有人给她说媒的时候，她都一一拒绝。其母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意欲献身佛法，很是欢喜。

案例二：

心悦师父，前文提到的心悦师父，小时候家贫，生活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幼小的她便觉人生之苦。后来家里条件逐渐改善，生活富裕起来，她又觉单调的生活中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于是她出外做起了服装生意，并小有所成。但随着自己的人生阅历丰富，越觉难以找到心灵安乐，于是起心出家。然而，在告知父母自己的想法后，连信佛的父亲都沉默了，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过一般世俗人看来的正常生活，结婚、生子，然后终老。于是，为了父母，戒缘犹豫了六、七年的时间，努力尝试让自己过一般人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是愈发地坚定了出家的信念。在跟父母的多次沟通后，父母终于同意了女儿的选择，圆了心悦的出家梦。

案例三：

李居士，1978年生，吉林长春人，发心出家，现居通教寺。受母亲影响，李居士从小信佛，5岁上学的她在大学毕业后很快也步入了社会。她告诉我，社会上名利诱惑太大，步入社会后，她遗失了自己曾经那颗纯净的心，逐渐变得唯利是图。学医出身的她不久就转行开始涉足商业，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在感情方面，由于人长得漂亮，追求者始终都排长队。但从小就熟读佛法的她，用她的话说，是把感情的事看得太透彻了，于是在经历了颇多的故事之后，对爱情失去了兴趣。在社会上打拼了近十年，事业可谓蒸蒸日上，财富也不断累积，但李居士却愈发地不喜欢迷失了自我的自己，她要找回原来那个纯净的自己。于是，她又重新读佛经，学佛法，逐渐找回了当年纯净的感觉。回过头来看自己十年走过来的路，她没有后悔。她说，正是自己有了如此多的经历，才能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感悟到佛法的奥妙精深，渴望用余生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法中，精进修行，往生西方净土，求得永恒解脱。学有所成后，她希望擅长演说的自己，能将自己的领悟同更多人分享，得闻佛法之妙，在佛法中解脱自心。

出家尼僧们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内因与外缘的聚合下，走上了出家修行的道路。由案例可以看出，有些内因是多重的，有些外缘也曾给尼僧出家带来了犹豫与徘徊，但是，与世俗常推测尼僧遁入空门多是遭遇灾苦，为求躲避才悲观厌世从而做出无奈的选择不同，大多尼僧都是由于听闻佛法之妙从而心生向往，在有了一定的尘俗经历之后才更坚定了自己的道心，进而投入空门，寻求解脱的。出家修行的生活，并不像世俗之人看来那么清闲与逍遥，她们生活清苦，戒律严格，摒弃各种欲望，整日忙于功课，力求精进，道心不坚定的人是坚持不下来的。以前，也有为了逃避各种生活之苦或其他非正信的佛教徒要求出家剃度，出家之后又无法以戒律约束自己，其行为不仅有损佛门清规，更损害了出家人正信正行的庄严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鉴于此，为了道场清净，各寺庙现今对发心出家之人都会予以反复考查，并让其在寺院最苦最累处干活，在考验其忍辱心的同时，亦要去除其我慢心等阻碍修行的心性，看其是否道心坚定。时间短则半年，多则六七年，若不是由坚定的信仰支撑，一般人是难以经受住如此严峻的考验的。所以，对于如今的出家僧尼，社会应给予其足够的尊重，尊重他们的信仰选择、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人格僧格。

四、小结与展望

（一）小结

“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弘法利生是僧信的责任与使命，通教寺作为北京唯一的尼众道场，肩上所负重担可想而知。令人欣慰的是，通教寺的尼僧们并未让我们失望：她们遵循六合，如法修行净业，保持着繁华都市中寺院的清净庄严以及信仰的正信正行；她们一心弘法，广结善缘，在广大信众心中树立了佛教的良好形象；她们热衷公益，慈悲济世，无论是海啸或是地震，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不论救灾抑或扶贫，通教寺尼僧们都会竭尽心力，为受灾受难的有情众生祈愿佛菩萨的护佑，送去佛法的温暖，给予精神及物资的双重援助。

然而，通教寺作为京城这个全国首善之区唯一的一处尼庵，要进一步将如来家业发扬光大，弘扬正法，普渡众生，利乐有情，尚有其有待完善的方面。

从寺院的自身建设和内部管理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尚需完善。

1.加强寺院的组织制度建设

随着科技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新时期的佛教寺院，尤其是都市寺院的发展，要求寺院建立更科学的组织分工体系，权责分明，在佛教戒律及“和合共住”规约等制度之外，制定符合自身需要的制度原则与活动规则，在决策、计划、管理等方面做到有章可循。通教寺由于尼僧不多，在组织制度建设方面难免有疏漏之处，这也情有可原。然而，一个寺院要想求得长远发展，要想在弘法利生方面更有作为，设定一套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制度极其必要。

2.注重僧才的培养与引进

僧宝，为佛教佛、法、僧三宝中一宝，对于一个佛教道场来说，僧人至关重要。由此，僧才的培养与引进也就凸现出其重要性。新时代的僧才，除了要求其知识与文化的足够积累，除了对于经典的熟知和宗派理论的研究讲习，还需掌握一定的世俗学问和技能，要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和适应。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摄化信众，传播佛法，教化世人。通教寺现常住尼僧中老一辈的尼僧都接受过佛学院的教育，年轻一辈的尼僧也都已考入佛学院或正在备考当中，这是可喜的。但是，通教寺具备讲法能力的尼师不多，讲法活动较少，对信众修学的指导不足。寺内掌握现代化科技知识技能的法师也较少，处理寺庙事务效率有待提高。所以，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本寺僧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还要适当引进各具特长的僧才，因材任用，发挥寺内尼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

对于一个如法如律的道场，清净庄严的寺院环境是必须的。同时，硬件设施的保证，更是能为住寺尼僧和来寺信众提供更为良好的修学方便。由于通教寺不对外旅游开放，所以并没有门票收入，寺院的日常开销多是十方信众善心供养或做佛事活动所得，经济来源极其有限。然而，目前，整个通教寺年久失修，寺院面积狭小，钟鼓露天使用，学僧教室仅十四平米，也没有藏经楼，四部大藏经一直封存，而且没有正式的讲法堂，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信徒的增多，通教寺在法事活动时显得特别拥挤。故此，当家师欲修复南、北两层楼房，大殿后准备新建藏经楼，并计划将收回的如意寮房扩建为法师培训教室和宿舍、学生教室和宿舍、老人院及居士院。这些都需要有力的经济支持才能实现，所以当家师正为此多方奔走，四处募化，争取各方支持。

4.注重文化品位的确立

印顺法师曾经说过，佛教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重要的是依靠了佛教的学问。这佛教的学问，也就是指佛教的文化。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是一朵奇葩，以它特有的品性和魅力吸引着世人，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寺院作为佛教文化的载体，若无佛教文化的充分涵养，便如无水之木，无根之草，必将难以为继。通教寺坐落于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是尼僧在京修行的唯一道场，若能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承继佛教深厚的文化底蕴，发扬其曾办“八敬学苑”的学律传统，确立自己的文化品位，对于十方信众必将具有更大摄受力，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济世救苦的如来家业的推行必将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

在寺院的对外交流及思想传播方面，也有一些地方有待进一步提高。

1.加强对外交流与学习总结

天下僧团是一家，都是出家修行同证菩提之同道中人，然而不同的僧团会因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修学传统而呈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色，所以，僧团之间的参研交流能起到学习借鉴、取长补短、扩展视野、开阔思路的作用，对僧团的发展大有裨益。通教寺尼僧也有一些出外学习交流的机会与经历，不仅有到大陆的其他尼寺参访挂单，也有到港台地区参学，更有远赴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甚至北欧等国参访学习的经历。但是参学回来后疏于系统总结，很多好的经验难以为我所用，参访的成效不够显著。所以在参访后回寺总结这方面有待提高。

2.加强对来寺参访信众的教化

佛教徒有七众之分，但简而分之，只有出家、在家二众。通教寺出家尼众应担负起对来寺礼佛的在家信众的教化之责，净化世俗，弘扬正法。当今社会，存在不少盲目信教现象，“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现象屡见不鲜。作为潜心修道、承继如来家业的出家尼僧来说，阐明佛法本意，纠正世俗之人的错误观念，以自身清净庄严的威仪摄化在家信众，可以说也是修行的一部分。通教寺住寺尼众都能保持自己行住坐卧如法如律，为信众树立威仪典范，在看到信众有不如法的言行之时也都能立即予以指出，免其多造业障。但通教寺的佛教知识宣传内容有待丰富，法师讲法活动也应适当增加。目前，通教寺正在筹备面对在家信众的佛学讲习班，计划定期邀请法师讲法，此项活动对于弘扬正法大有裨益。此外，如寺院可在各处设一些宣传栏，张贴一些佛教小知识，结合通教寺的尼寺特点多附一些有关佛教出家女众的知识介绍，利用这些善巧方便营造出具有通教寺尼众道场特色的佛教文化氛围，也许能吸引更多的信众参访，加大通教寺的影响。相信这些举措，亦能影响周边社区，广结善缘，将佛教思想传播给更广大的受众，利益社会，造福众生。

3.加强对护法居士的教育

寺庙的护法居士应归属寺庙管理，因为护法居士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寺庙的形象，护法居士在交流中表露出的对不同寺庙的评价和看法常常影响到其他信众对该寺庙的印象，所以加强对护法居士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通教寺的护法居士分别在传达室、流通处、斋堂和法会维序处帮忙，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管理，人员的临时性和流动性比较大。除了在传达室和流通处的居士属于长期的坐班性质，在斋堂和法会帮忙的居士随意性比较大，主要看大家的自愿和主动邀约。但这就造成有时斋堂挤得人满为患，有时法会又人手短缺，最终都会影响效率。若能根据居士们的空闲时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安排，实行轮班制，列出每周或每月的值班表，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同时，如能对来寺护法的居士进行定期的佛法知识的培训和规章制度的讲解，则不仅能提高居士的佛学修养，同时也为寺庙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证，还能加强护法居士对所护持寺庙的归属感，亦能在适当时候对寺庙良好形象的树立起到积极作用，一举多得。

（二）展望

从明朝创建至今，通教寺经历了殿宇倾圯、佛像被毁、尼众四散的衰颓，也历经了中兴扩建、复立学院、十方慕名的兴盛，几落几起，可谓命途多舛。但令人倍感欣慰的是，通教寺历代尼僧道心坚定，修行精进，以弘法利生、慈悲济世为己任，广结善缘，摄化众生，使得通教寺虽几经磨难，但承蒙佛菩萨护佑，得到十方支持，使正法得以久住，使道场维系庄严，终于发展成今日之规模，享誉东南亚。

而今，佛教正在逐渐探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佛教自身得到了一定发展，也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广大民众生活的安宁与心灵的慰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佛法日隆的今日，通教寺也在不断摸索，力求走出富有通教寺特色的发展之路。此时，通教寺当家师思智法师适时地提出了“以文化立寺”的宏愿。她说，通教寺要对外开放，闭门苦修不适宜现代寺院，尤其是都市寺院的发展。但是，通教寺并不是要旅游开放，而是要文化广播。通教寺要继承历史上“八敬学苑”的学律传统，培养僧才，精进修行，开设讲堂，教化信众，充分发挥京城尼众道场独此一家的优势地位，树立通教寺的文化品位，以弘法为家务，以利生为事业，为如来家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尽上自己的一份心力。我想，这也是所有关心佛教发展，关注社会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

注解：

[1]佟洵主编：《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

[2]佟洵主编：《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3]佟洵主编：《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4]朱耀庭主编：《北京的佛寺与佛塔》，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5]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1。

[6]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1。

[7]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190～192。

[8]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171～176。

[9]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195～197。

[10]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177～180。

[11]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180～182。

[12]本文因保护个人隐私需要，凡是以“心”字为法名开头的均是化名。

[13]因保护个人隐私需要，本文涉及居士均用化姓。

参考文献：

[1]佟洵主编：《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朱耀庭主编：《北京的佛寺与佛塔》，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3]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

[4]文安主编：《古刹寻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5]通教寺编：《佛教念诵集》，北京通教寺敬印，2003。

[6]杨玉辉：《寺院管理的几个基本问题》。

[7]http://www.fjzd.org/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4.2007年1月27日访问。

[8]德吉卓玛：《苦乐自相知的女尼出家因缘》。

[9]http://www.fjzd.org/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586.2007年3月18日访问。

（李岚：中国人民大学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