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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融三教的文字禅

时间:2022-12-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字禅的兴起,实际上是禅宗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地表现了禅学在方法上不离文字与不执文字的辩证关系宗。只有维护知解、重视经教者,才能真正认识语言文字的作用。所以,不立文字与教外别传相一致,混融三教则必以文字语言为家法。禅宗思想综合、变异之趋势,明以下,在禅门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就是混融三教的文字禅了。另外,不能否认,禅宗的超越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超现实的,它仍然脱不尽佛教远离尘嚣的性质。

第十二章 混融三教的文字禅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一向被禅僧作为典范,并以此自诩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其实,这只是禅家欲自立门户,故而借题发挥的表面文章。禅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和思维方法或审美意识,它强调反观内照,以否定的形式实现超二元对立的意境,确实非语言文字所能准确把握的,确实也与其他的文化形态有所不同。但是,禅宗思想不仅有它印度文化的源头,而且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禅宗是在中国文化这块厚土上,以佛教的形式不断玄学化的过程中完善并形成起来的,所以,它不可能割断同老庄思想、孔孟之道的联系,也不可能脱离儒道思想孕育的传统的知识阶层而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思想原本就和佛教其他宗派(特别是其他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华严、天台、净土)以及传统的儒道之学相通。不假语言,以心传心也只是故弄玄虚之谈。事实上,禅宗不立文字、道断语言的思想也是建立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基本观念之上。禅自传入中国以来,始终同老庄哲学紧密相连,“自经流秦土,有自来矣……以斯邦人老庄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1)。由此可见,佛教与老庄不离不弃的关系。梁慧皎论禅曰“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走的还是老庄哲学的路子。魏晋玄风飙起,佛学自然与易、老、庄三玄同气,在入道途径或者说方法上,同样坚持老子“道不可说”的观念,以及庄子“鱼筌蹄兔”的辩证思维,当然也不能摆脱儒家“文以载道”的影响,因而同玄学言、象、意之辨遥相呼应,在说明禅的超越精神难以言喻的同时,又强调语言文字是实现禅的终极追求不可或缺的工具,即所谓“禅非文字,借文字以显”的指月关系。而且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儒、释、道交相渗透,“不立文字”的禅事实上也就不能不接受“不离文字”的挑战。善昭后,以文字讲说公案之风愈吹愈烈,也可以说是文字禅。

入宋以来,儒家汲取佛理而在哲学上得以深化,禅门难免也受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熏染。理学高居庙堂,禅风席卷天下,文人学士厕身佛门,与禅僧诗词酬唱,讲论性命天道之理,禅风尤其为之一变。特别是慧洪在理论和实践上公开倡导文字禅,与儒、释、道三教混融同步发展。至明,所谓以心传心、教外别传的宗旨,便在很大程度上淹没在语言文字之间。其特点是通过语言文字习禅、教禅,通过语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浅。诚然,语言文字的功能是有限的,然而它却是实现于相离相,于念不念,念念不住的超越精神的一种“方便”。事实上,那些怀疑乃至否定文字功用的禅师们也是离不开文字的。因为毕竟语言文字对于记载、宣说教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有不离文字之说。

然而禅毕竟是一种意境,一种超越相对,涵盖相对,游行自在的意境,所以禅是难以言诠的,语言文字也就被视为障道之本,而有不立文字之说。但是以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为社会关怀的佛教,当然包括禅宗,还是要凭借语言文字交流授受禅的体验和知解,更何况语言文字的本身也可能成为禅的表征。文字禅的兴起,实际上是禅宗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地表现了禅学在方法上不离文字与不执文字的辩证关系宗。它涉及经验知识与哲学智慧、直觉体悟与逻辑分析、信行与知解等问题,目标总在不可言诠的超越之境界;在方法论上则强调不离文字而又不执文字的“不思之思”。

楞严经》卷2谈及语言与佛法时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述达摩西来意时用此指月之喻说:“令知月不在指,法在汝心。”虽然没有指头就不能指月亮,但指头与月亮绝不是能相互替代的等义物体。人的手指指示了月亮,就像语言指示了语义。如果一味执著于语言本身探求语义,就像以手指为月体一样地落入谬误。《楞严经》的指月之喻表明语言相对于语义来说,只是一个指示而已,亦即唐释丹霞天然禅师《玩珠吟》诗中所说:“演教非为教,闻名不认名。见月休看指,归家罢问程。”(2)他们说的都是不离文字而又不执文字的意思。

事实上,历史上的禅宗大德都是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所谓“言语道断,而未始无言。心法双亡,而率相传法。有得兔忘蹄之妙,无执指为月之迷。”(3)至于那些主张不立文字者,也往往不能真正脱离文字,禅宗史上汗牛充栋的典籍即为明证。而那些主张不离文字者,也并未真正执著于文字。例如公开倡导文字禅的惠洪在《临济宗旨》中,于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的禅机,也把玩得水泄不通。

总而言之,禅宗哲学由不立文字、道断语言,到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无痕换骨,显然也是三教一体的结果,是在思想和方法上向“文以载道”的儒教哲学的靠拢和汲纳,当然也是禅宗在理性升华中的必然趋势。

严格地讲,善昭等人之颂古及其他以文字解说公案者并非真正的文字禅,因为他们仍然欲借助某种非语言的形式启迪悟性,因而不求或反对知解,不修经教,即使是讲解公案,也还是要避免说破,而采取绕路说禅的形式。只有维护知解、重视经教者,才能真正认识语言文字的作用。传统文化虽然也以心性为核心,但它们均以语言文字为入道之门。所以,不立文字与教外别传相一致,混融三教则必以文字语言为家法。禅宗思想综合、变异之趋势,明以下,在禅门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就是混融三教的文字禅了。

另外,不能否认,禅宗的超越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超现实的,它仍然脱不尽佛教远离尘嚣的性质。宋代,禅宗不仅影响了儒门弟子,宋儒也以儒家学说导引禅学在自性中认取修、齐、治、平的本原,因此禅宗表现出了更大的活力。至明,由于平民思想家的出现,特别如王艮所领导的泰州学派,僧人不得不退出原先占有的主流文化的舞台,因此,他们更需要像佛教初传时期那样,依附或趋合于传统,以求生存和新的发展,混融三教尤其成为后期禅家不得不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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