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自然到解放自然

莱易斯在书中警示我们：“一个环境变得更加健康的程度不论多么小，那也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轻视当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正在进行的努力，当然是愚蠢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更多的个人和团体能够穿透官方理性化的烟幕认识到所发生问题的全部意义”^[36]。所谓“全部意义”指的是，我们不仅要克服自然控制和技术控制状态下的生存困境，而且应当努力推进当代人类生存的环境朝着良好的方向改进，创建一个生态生存社会。要知道，生态生存状态具有某些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一，它放弃控制自然而转向解放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化状态；其二，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生产上而不是在消费上，崇尚“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的生产生活理念和方式；其三，主张把人口增长与对能源资源的消耗需求协调起来，并提倡社会经济的稳态发展；其四，它提倡开发和分散地运用小型技术，节制且高效地利用能源资源。其五，它主张以社会公正为摹本，构建人们的生态正义观，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其六，它提倡节约能源资源，建立行之有效的废品回收机制，创建清洁的、宜于生存的环境。问题在于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需要人们做切实的工作。

第一，必须破除长期以来流行的控制自然的观念，确立解放自然的新观念。莱易斯说过，人类应当学会“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而不是企图控制它”^[37]，应当懂得：放弃控制自然和解放自然都是“受人的需要指导的”，而这种需要又“是由联合的个人在合理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气氛中提出的”。解放自然在根本上是实现“人的自由而不是人的权力”^[38]。依他之见，早在1840年前后，费尔巴哈就曾“以回到‘自然的’秩序的名义设计出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求”，他要求“新的社会应当一反苍白萎靡的过程”，“生活和幸福在自然领域不是分离的”，而是“社会应该顺应自然，这样人的渴望才可以实现”^[39]。即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他们所欢迎的生存状态，而他们希望，在社会劳动中努力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创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进的生存状态。因而解放自然、创建生态生存社会，才是我们的优选项。

第二，提倡“适度生产和适度消费”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从生产方式上看，“现代工业社会普遍具有如下特征：能源需求越来越高；生产和人口越来越焦距；职能越来越专业化；供人消费的商品花色品种越来越多”，这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能源和矿物资源来支撑的”^[40]。从消费方式上看，“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信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便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的尺度”^[41]。不难看出，无论现代生产方式还是现代生活方式，都依赖于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因此，要构建生态生存状态，就必须放弃技术生存状态下的“生产越多越好”和“消费越多越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消费转向关注生产，尤其注意在设计现代生存方案时既不能割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更不能颠倒二者的关系，坚持以生产为起点和尺度来规范和引导消费，协调能源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承受力相一致，防止消费与生产的恶性增长而加重环境压力。

第三，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合理地开发和使用技术，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存环境。莱易斯认为，技术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技术生存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化表征，是技术生存的思想基础。就人类生存而言，科学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是运用科技的影响却不是价值中立的，谁掌握了科技谁就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和生存战略的制高点，而围绕科技所展开的竞争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可见，依靠科技来控制自然其实是一项社会任务，其主旨应当“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也就是说，“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42]。换言之，“从道德进步来考虑……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现成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43]。由于人类长期规模化、集中化地使用科技来控制自然，已经导致能源资源濒临枯竭，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甚至一些地方的环境已经无法恢复，严重地威胁和制约着人类的眼前和长远生存，因而只有树立正确的生存价值观和技术运用观，尊重科学，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合理地使用技术，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使人与环境协调健康地发展，才能构建宜于居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