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的人到文化的人

一、从自然的人到文化的人

在近代以来的人类认识自我的历史上，出现了自然的人、理性的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等不同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反思。与之相应，先后出现了经验主义认识论、唯理性主义认识论、社会本体认识论、文化本体认识论等不同的认识论模型。

所谓自然的人，是以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来规定、揭示、说明人的本质，认为人在本质上是遵循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具有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样的本性。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这种强调人的自然本质的自然主义人性论。自然主义人性论是由培根、霍布斯、伽桑狄确立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着眼于人的肉体存在，把人的肉体存在等同于自然中的其他物体，把人性等同于人的生物本性，进而用这种存在和本性去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性质。”^[1]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发挥了这一思想。拉美特利把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的观点加以推广，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著名论断。霍尔巴赫也认为：“人这部机器的各种活动方式，不管是外表的还是内部的，尽管看起来或者实际上是非常神奇、非常奥妙、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看出人的一切动作、运动、变化，人的各种不同的状态、变革，都是经常受各种普遍的法则支配的;自然为万物制定了这些法则，它使万物产生、发展，使它们拥有种种机能，使它们长大，使它们保持一个时期，最后使它们改变形态，以消灭或解体告结束。”^[2]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就是同这种自然主义的人的本质学说相联系，强调自然的人是认识活动的主体，以此为出发点和基础说明人的理性活动。自然主义人性论虽然坚持对人们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但却完全把人下降为一个消极被动、纯粹为机械运动规律所支配的一般物体。因此，它受到了理性主义人性论的批判。

理性主义人性论认为人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的人，是以理性来规定、揭示、说明人的本质，认为人与自然界的事物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具有理性而自然界万物不具有理性。笛卡儿第一次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强调人的理性思维活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确立了理性主义人性论。莱布尼茨也以理性作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标志，认为：“使我们与单纯的动物分开、使我们具有理性和各种科学、将我们提高到认识自己和上帝的东西，则是对于必然和永恒的真理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之内的所谓‘理性灵魂’或‘精神’。”^[3]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主义人性论被推到了极端，个体的理性精神扩展为绝对的理性精神，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他认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物”^[4]。理性主义人性论虽然抓住了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比自然主义人性论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感，但又夸大了人的理性作用，经过黑格尔的极端化而走向了反面。近代唯理性主义认识论就是同这种理性主义的人的本质学说相联系，强调理性的人是认识活动的主体，以此为出发点和基础说明人的全部认识活动，解决人的主体性问题;近代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困境，反映了理性主义人性论的内在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之后，一方面出现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本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人性论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十分肤浅、无力的;另一方面，一些思想家则开始从人类社会结构入手探讨人的问题，产生了社会的人的理论。

所谓社会的人，是以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规律来规定、揭示、说明人的本质，也就是以经济基础、国家政治制度及相互关系来规定、揭示、说明人的本质。19世纪上半叶，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开始探索、思考这一问题。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反对用自然地理环境说明历史，主张用政府，即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来解释历史，揭示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他指出：“根据历史的研究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政府是民族性格的最真实的原因;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坚强或脆弱，他们的天才，他们的教育或他们的无知差不多永远不是气候或某一人种的属性的结果;自然给一切人以一切，而政府则保存或取消在它们管辖下的人们的那些在开始时是人类共同财富的品质。”^[5]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基佐、梯也里、米涅历史地考察了18世纪法国革命史，从更深的层次上发掘了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在他们看来，社会的政治制度只是人们活动的结果，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创造的。人们的社会活动就是人们的公民生活，包括“社会、它的成分、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6]。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必须从人的实际生活利益、实际生活需要和一切社会关系中得到说明。与自然主义人性论、理性主义人性论相比，社会的人的思想更为深刻、更具有合理性。这一思想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于1843年7—8月写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就是他研究历史学，特别是研究法国革命史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是他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重要的思想资源，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又是马克思阐发他的唯物史观的第一本著作。这一点，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专门的论述。^[7]拉宾在考察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时，特别强调《克罗茨纳赫笔记》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的意义，他把这种意义概括为两点：一是对于马克思发现历史规律，从而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在研究这些历史学家的思想时，“不是单纯地积累经验的资料，而是将各国的历史加以互相对照，进行研究，这就使他能在某些国家发展的特殊性后面发现历史过程的一般趋势。其特点在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同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立场是同时发生的”^[8]。二是对于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的意义。他指出，马克思正是因为研究这些历史学家的思想，所以，“在研究国家由市民社会异化的历史时，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所有制关系及其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上”^[9]。而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对所有制关系的考察又决定了马克思的异化观与黑格尔的异化观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思由对异化的人的研究转入到对社会的人的研究的契机。以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对他的唯物史观，也对他的社会的人的思想作了完整的、经典性的表述。社会本体认识论就是同这种社会的人的思想相联系，强调社会的人是认识活动的主体，以此为出发点和基础说明人的全部认识活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苏联与中国的一系列唯物辩证法论著，都主张社会本体认识论。

但是，社会并不是解释人的本质、人类历史的最终因素，而是人的本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待证明的环境。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社会的解释深化到对社会形成原因的探索，对社会的解释也得到多方向发展。从总体上看，这种解释主要沿着社会生物学和文化哲学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社会生物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按照它的创始人威尔逊的话说：“社会生物学的定义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10]威尔逊打破了达尔文的有机体进化模型，以基因作为有机体选择、进化的基本单位。他认为，“有机体仅仅是基因的媒介物，是在最小的生化扰动范围内保存和传播基因的精巧装置的一部分，它仅仅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11]。基因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有机体生存的基础和目的，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变化都是基因选择的结果。因此，基因选择及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不仅存在于人类历史中，而且同样存在于动物的生活中，蜜蜂、蚂蚁都是一些社会性昆虫。人类社会的群体结构、社会等级、通信交流方式，在动物社会中也都具有。弗罗洛夫指出：威尔逊“力求把一切高等动物行为的共同点确定下来，找出共同的行为规律，并证明社会性是一切动物所固有的”^[12]。按照社会生物学的遗传决定概念，不能把人类文化看成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超生物的东西，而应把文化看成是大量的人进行活动的统计平均结果。可以说，威尔逊走的是一条通向极端遗传决定论的道路，他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是新自然主义。

文化哲学对人的本质、人类历史作了完全不同于社会生物学的解释。如果说，社会生物学是运用生物学还原方法寻求动物和人的社会性的共同生物—生理基础，寻求动物与人的统一性，那么，文化哲学则是运用文化—历史方法寻求人的社会、历史与动物的社会、历史的差异性，说明两者的区别。在文化哲学看来，文化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与生物基因有本质的区别。生物基因的存在方式是遗传变异，这种遗传过程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使有机体适应环境的需要。文化的存在方式是符号系统的产生与发展，这种符号系统体现了人的自我创造性、体现了人对外部环境的自我确认和积极改造。因此，文化的进化不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行的自然选择，而是按照价值选择的方式发展，扩大人化的环境，扩大人的世界，以实现人的价值。在基因的进化中，外部环境对基因有着强制性，基因是在如何服从这种强制性而复制基因的过程中进化，表现为“稳定者生存”，在文化进化中，人则以自我创造性对抗外部世界的强制性，通过符号系统创造了“人化的自然”，改变外部环境的形态，使人的价值、人的目的、人的需要能够实现。正是这样，人的社会才不同于动物的社会。动物的社会体现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人的社会则是文化创造物，按照文化进化方式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与社会是不相同的。社会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个体的结合整体，文化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社会的人是怎样的，必须由文化的人来说明;社会的人只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形式，只有文化的人才揭示了人的本质的意义。所谓文化的人，就是以文化来规定、揭示、说明人的本质;与之相联系，出现了文化本体认识论，强调文化的人是认识活动的主体，在文化—历史层面上说明人的全部认识活动。

从自然的人到文化的人，反映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也促进了认识论模型的发展。下面，我们对文化的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