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控制到技术控制

所谓控制自然本来是指人类通过认识自然来增强自身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生存能力，懂得和善于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趋利避害，“人定胜天”。正如莱易斯所说：“征服自然为解放‘人类的不利地位’提供了希望，换句话说，是为从形成人与自然关系基本状态的生存逆境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可能。”^[2]马尔库塞也说过：“[生存斗争的]和解要以控制自然为前提……控制自然本身要服从解放和生存的和平。”^[3]问题在于，控制自然是复杂的生存历程，在其中，人类前后经历了自然控制的生存和技术控制的生存状态。在前者中，人类生存受自然力控制；在后者中则受技术力控制。由此不难理解，“控制自然”与这里的“自然控制”、“技术控制”之间的差异性。在这里，“自然控制”是指人类依赖自然力来规避和控制自然灾害，直接地利用自然力服务于人类的生存需求。因而，自然控制不是通过科技力而是依靠自然力来实现的，它是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类对自然实施控制的生存方式及其特征，其优势在于它以自然环境承受力的极限为参照系，以维持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不对环境构成根本性破坏。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然控制就没有缺陷，更不意味着这种状态下的人类生存是美满幸福的；恰恰相反，人类生存需求的不断增长与自然供给能力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种状态下始终存在，而且越来越频繁、严重，致使人类在多数时候都处于饥饿折磨和灾害威胁之中。可见，自然生存是一种人类无可奈何的低水平生活状态，谈不上真正的生活幸福。

问题还在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往往错误地把自然秩序视为社会秩序的铁律，其观念的代表是自然主义和神学、宗教。莱易斯也说过，在这个时期，“各种‘自然主义的’范畴”构成了“社会组织，等级差别，工作分配，维护统治等等的基础”。^[4]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主义就是人类自然生存状态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宗教神学观念的思想基础。他也认为，控制自然观念在自然主义意义上与神学观念一直是相通的。比如，基督教教义就有如下判断：“控制自然是先验的：人的这一份是上帝的赠品而不是他自己的成就。这与另一先验条件，即继承了亚当特权的类的统一性有关。”^[5]也就是说：“控制自然作为宗教观念属于‘人本身’，而不属于拼命追求满足尘世需求手段的特殊的人。”^[6]正因此，自然生存状态下的“控制自然”往往以所谓“人类的任务”和“普遍的人类事业”等名义而获得了某种自明性，在大众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也遮蔽了它的消极性和不合理性。不仅如此，自然主义和神学观念都“作为整体考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基本意识形态”，已经转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了，不仅妨碍了人们自觉地探索世界的真理和正确地改造自然界，而且还造成了自然控制的“普遍形式与其背后的真实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分歧变得令人难以忍受”^[7]。因而，人们应当自觉地与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行为“作彻底的决裂，奋力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把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8]。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将会发展到新的文明阶段，而它的“第一个社会制度是西方的资本主义”⑥社会制度。

换言之，在新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通过科学和工业之间的生产性相互作用”^[9]，人类才能摆脱自然力的控制，也才能实现“两种相互联系的利益，即：免除了人和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引起的不利”^[10]。也就是说，“人征服自然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实现的”^[11]。近现代人类“胜利地生存就是依靠科学重获”^[12]对自然的强力控制，如果没有“技术改进步伐的加速起着重大的作用”^[13]，那么近现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就是一句空话。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技术和科学已经成为第一位生产力”。可见，资本主义时期的生存在根本上“是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特征的”^[14]，即人类处于技术生存状态了。

事实上，在技术生存状态下，控制自然的进步性和消极性特征也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15]。莱易斯也承认，人们“为生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是驱使控制自然（内部的和外部的）越来越紧”，在这类压力下，“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力稳步地增加，并通过在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中所开发的技术来实行。从外部来看，这意味着控制，改变和破坏自然环境的越来越大的部分的能力。从内部来看，这意味着用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方法操纵意识，把他律的需要内在化（在这里个人很少或不作独立的反思判断），扩大社会对于人内心生活的控制。在这两方面控制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已经极大地扩大了”^[16]。这就告诉我们，技术支持下的控制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危害是严重的。

第一，导致了控制自然的异化。控制自然曾经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信念，因为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控制自然与“赞颂自然”是一致的，都是指人类“根据造物主的意志”来控制自然界的各种“隐秘奇迹”，由此会“提高人们地位和尊严”。重要的是这种信念不仅“成了一种精神的助产士”，而且成了“一个巨大的变革”力量，“将后来称为现代科学……的东西逐渐地与巫术、炼金术和占星术分离开来”^[17]。然而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控制自然也发生了异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行为和观念。一方面控制自然不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18]；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一切人类的技术都内在地具有政治特点”^[19]，加剧了“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并且“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控制”^[20]。其实，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异化了的“控制自然”不是被弱化而是不断被强化，并且隐喻地充当了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官方理性化的烟幕”，躲过了人们的理性审查和“反思的批判”。

第二，导致了科学技术异化。作为控制自然的主导力量，科技又怎么能幸免于被异化的命运呢！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科学技术异化也日益凸现。问题在于，很多西方学者俨然把科技异化视为现代社会殖民化的“元凶”，反倒不去追问科技异化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与众不同，莱易斯承认，科技异化既是结果又是原因，但它是由人类控制自然造成的^[21]。其一，控制自然导致了技术异化，使之异变成控制人和自然的力量。通过科技权力化，控制自然不仅对自然资源实施了有效的控制，而且对他人也实施了有力的控制，因之社会分裂和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人们对自然的“控制所带来的破坏”往往被转嫁到这种“控制工具本身（科学和技术）”，这对科技所造成的负面冲击“是决不能低估的”，它不仅可能毁掉科学技术本身而且会毁掉人类文明的“合理性的成果”^[22]。其二，控制自然导致了理性工具化。比如，控制自然把环境质量问题视为“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23]，这势必引发数学科学工具化，即把数学作为一种纯粹的计算工具。高兹分析过，经济理性以计算效率为核心，且以数学和科学技术为基础，把经济成就直接与能源资源的消耗量等同起来计算，经济成就越大，消耗的能源资源相应就越多。结果，这种计算方式“完全把自己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结果人也逃脱不了可计算的命运，异化成某种工具。

第三，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莱易斯曾说：“在对外部自然本身的不合理开发中也存在着固有的界限”。人类不能破坏“各种生物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更不能“对全球生态系统某些部分”造成“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破坏”。环境问题说明了“自然环境不能宽容目前不合理的技术应用的水平，不蒙受支配它的自我更新循环的机制的破坏”^[24]。本来，运用科技控制自然是保卫生命和发展生命的，结果，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使得生命的发展失去了幸福的乐园。难怪莱易斯发出如下警示：“毫无疑问，一个被污染的环境几乎不能作为炫耀技术发达丰裕的合适背景”^[25]。又说：“在每一阶段滥用、浪费和破坏这些资源至少部分地由继续不断地追求新技术能力来负责，好像具有更精致的技术就会补偿现有技术的误用。由于特殊集团通过持久的制度体系控制其他人的行为，新技术迟早会用来为统治服务”^[26]。这其实道出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对环境破坏的深层原因。

第四，导致了生活世界殖民化。就当今人类生存而言，环境的衰退只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一个征兆。胡塞尔也认为，环境问题其实是人的生活世界危机问题。他曾分析道，我们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生活世界，在其中，“我们发现每个人都熟悉的事物——绘画，雕像，花园，房屋，桌子，衣服，工具等等”；另一个是科学世界，在其中，“我们遇到的完全是……构成数学运算基础的‘理想’对象”^[27]。控制自然“是属于生活世界的事情，……而不是科学世界的事情”^[28]，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自然”，才“是人类发展每一阶段的控制对象”^[29]。他还认为：“在人和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后者是不幸又是满足的源泉。……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中，控制自然资源显然是在多数环境下的决定性武器。”^[30]马尔库塞也认为，“人与自然的斗争是不断增强与其社会的斗争”^[31]。莱易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斗争逐渐地同化了人与自然的斗争”，进而导致“人们用以把自然资源转变为满足要求的物品的机构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政治冲突的重要对象”^[32]。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然而最鲜明的例证是在所谓‘第三世界’兴起的对帝国统治的真实的或假定威胁的范围中发现的。”^[33]他还认为，这种殖民化的深层原因竟然是控制自然中的科技集中化和规模化运用，呼吁人们“要反对这种技术的集中化、垄断化”^[34]使用模式，“要把现代技术的优势在更大范围的各种不同环境中进行分散”地使用，实施多样化发展模式，才能“提供以前社会所不可能有的舒适环境，即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35]。

总之，“控制自然”对人类生存产生了双重影响，即：一方面它保障人类活了下来，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导致了某些社会关系日趋紧张，限制了人类生存的进一步发展。就人类生存而言，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然生存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是直接性的，反映了人类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状态中的生存特征；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技术生存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直接性依赖逐渐弱化，可对技术的依赖却愈加增强，反映了人类处于生产力水平较高状态下的生存特征。问题在于，无论自然生存还是技术生存，都不是人类追求的那种理想生存状态；相反，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限制了人类的自由与发展。人类只有消解它们的缺陷，推进自身生存状态迈向生态生存状态，才能解放自己，实现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