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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色批判杜林的文章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883年出版德文版时,改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 李兰色

(选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原著简介

向杜林宣战

普及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干部必读”

◇原文精要

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原理悟用

理解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社会主义的价值旨趣和终极追求

“个人所有制”的本质和内涵

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真正结合与创新

原著简介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写于1880年,它是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袖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一、二两章)改写而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通过对杜林社会主义观的批判,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并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他和马克思本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本真内涵。恩格斯以此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念等所有其他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概念区别开来,促进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解放斗争的科学理论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向杜林宣战

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欧根·杜林公然反对,并在1871年至1875年间先后抛出了三部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很有分量的书,即《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哲学教程》,杜林不仅声称自己改信社会主义,而且,向德国公众提出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改造社会的完备实践计划。

杜林的思想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得到了机会主义分子的喝彩,如约·莫斯特、弗·弗里茨舍和爱·伯恩施坦等一度深受杜林的影响,甚至连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创始人之一奥格斯特·倍倍尔也受其迷惑,称杜林是“一个新共产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的思想上也出现了摇摆。杜林的理论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造成了混乱。杜林还同党内机会主义勾结,企图分裂刚刚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另组新党。当时的德国党内面临严肃的问题:是以杜林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关系到德国党能否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存在,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杜林及其思想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带来的影响极其严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觉得有必要反击杜林,清理其思想所造成的严重影响,澄清杜林思想对19世纪后半期德国工人党思想的有害影响。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来向杜林宣战。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恩格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下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相继在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表。后汇集成书,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7月印成单行本,这就是《反杜林论》。该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杜林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同时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普及科学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工人运动高涨。1871年9月,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提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一些国家开始组建工人政党的工作,提出了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迫切需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宣传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重任,以解决理论武装、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等问题。

1879年10月,法国工人在马赛召开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创建法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党的创始人盖德的请求为其拟了法国社会党党纲。同时,为了在法国党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请恩格斯写一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读物,以帮助法国工人党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法国工人党是在工会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党的指导思想比较混杂。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还有其他机会主义者也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混入革命队伍,散布各种错误思想。为了帮助法国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帮助它同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堕落为宗派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在《反杜林论》发表两年之后,恩格斯把1878年发表的《反杜林论》“引论”中的“概论”、第三编的“历史”和“理论”改写为独立的著作。1880年由拉法格译成法文,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名分三期连载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后来于1880年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名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1883年出版德文版时,改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3.“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书,语言浅显易懂,曾被译成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著作,并在恩格斯生前就被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在19世纪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的:“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1]可见,这本著作受欢迎的程度。马克思在本书法文版导言中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列宁也指出,这部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书,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典著作,是“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

4.“干部必读”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它就被翻译介绍到中国。1912年,中国社会党刊物《新世界》连载了施仁荣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题为《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国最早译载的恩格斯著作。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下,五四运动以后,这部著作在我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5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连载了柯柏年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我国最早的全译文。1938年6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单行本,列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三种。1943年1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重新译校的该书的单行本,后来被定为“干部必读”书籍。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推荐干部重点学习的马克思主义5本书中,就有该书。1949年2月,该书又被定为十二种“干部必读”书目之一,印数达300万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著作,成为干部必读书目,也成为向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教材。

原文精要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由七部分组成:马克思写的l880年法文版前言、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1892年英文版导言和正文三章。

马克思在1880年法文版前言中高度评价了该书,指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在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介绍了写作意图、写作经过和内容安排。在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恩格斯介绍了该书出版发行的情况和该版中所作的修改。在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如何从革命走向反动,揭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宗教的斗争的阶级实质和历史过程,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得到传播;强调社会主义要在欧洲取得胜利,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正文部分共三章,分别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等丰富的内容。

1.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借鉴和吸收前人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不仅有其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也有其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吸收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尤其是吸收了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创立的。

恩格斯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高度评价,称他们是“社会主义创始人”,显露出“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肯定了他们的理论贡献:第一,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基础,启发了工人的觉悟;第二,设想了未来理想社会,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未来美好社会蓝图。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协作制度”,欧文的“共产主义公社”等,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

在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贡献的同时,恩格斯又指出了他们学说的根本局限:第一,没能透过现象认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本质,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因为他们的学说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第二,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不懂得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他们只同情、怜悯无产阶级,不愿依靠无产阶级;第三,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天才人物”发出善心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总体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尽管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是空想的,但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契机和直接的思想来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空想家们理论上的缺陷则是由支配其思想行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要陷入纯粹的空想。”[2]因此,“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3]

2.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这两大成果,社会主义学说才被置于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从乌托邦式的空想变成了科学理论。

恩格斯克服了旧哲学的缺陷,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的哲学基础。

恩格斯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4]“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揭示了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运动,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唯物史观关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形成社会阶级,由此形成社会变革的力量的观点,指明了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正是包括每个现实的个人在内的人民群众创造了人类历史,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的真正主体,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创造了思想条件。

剩余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其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批判性分析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运动的范畴及其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由此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这种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深刻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发现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现实承担者。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奠定在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过程着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同时预测性地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任务。

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6]

和以往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不同的是,现在的私人占有者已不是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出产品的劳动者,而是把社会化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占有了别人劳动产品的不劳而获的资本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7]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规模和无产阶级群众购买产品能力日益缩小的“悖论”,造成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产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无产阶级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日益尖锐。“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8]这就指明了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即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占有,便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时,还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产品对人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将自动消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将自行消亡;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取代国家组织的将是多种形式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在这些联合体中,人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己管理自己。

这些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出发点,从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角度分析得出来的,应该说都是有科学根据的预测。它集中地表达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望与理想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

原理悟用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很多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这要求我们带着当代中国的问题意识,来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论述,丰富和充实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

1.理解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天,重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种思维方法跃然眼前: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尽管尼采已经终结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但是其现实的根基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坚持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方法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在研究静态的单个的事物时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它的存在状况,事物就是它本身而不是他事物,但是这种思维忽略了事物间的联系和发展,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狭隘的认识。而辩证法却能促使人们的认识更科学和客观。“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9]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解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二者是根本对立的,没有任何联系。其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是必然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自由的获得,造成社会财富的猛烈增加,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也频频发生,并且造成社会分化,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如何认识并且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从启蒙学者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找到正确答案。当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剥削的秘密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才呼之欲出,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找到突破口。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里潜含着这样一个规则:剥削和两极分化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解放全人类,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出现新情况的前提下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逻辑思路。

共产主义运动的路径不是唯一的,但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正的任务却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当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只不过任务完成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事实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是绝对的抛弃,是要吸收其优秀的成果,合理运用在资本主义外衣包裹下的经济形式以及社会财富。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绝对的前后承继,在一定条件下总是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在资本主义内部,资本运行规律会促进其社会主义因素的增加;在社会主义内部,私有财产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激发了个人劳动的积极性,为个人能力的扩张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动力。社会主义宏观上满足了社会化生产的要求,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矛盾调节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使生产、消费、分配、流通保持“良性循环”,改变资本主义状况下的“恶性循环”,避免经济危机波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不断争论,最终就是要寻找超越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解决方法,彻底改变物质上的贫乏和精神上的空虚。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被动的,但是都在寻找超越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解决办法。邓小平同志的“先富”与“共富”思想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这一创新取得巨大成就,也出现新的问题,尽管“平均主义”的局面被扭转,贫富差距被拉开,市场经济激励了个人能力的扩张,但同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凸显,生产力内部诸要素的不合理搭配,使社会公平和正义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尽管没有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却击破了“谎言”的欺骗。在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同样在社会主义内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主义同样要解决普遍的幸福追求与现实生活条件不足以实现的矛盾。社会主义不应该是符号化的生活,社会主义应该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发展社会经济,增加社会福利,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实现从“先富”到“共富”,从温饱经济向“休闲”经济转化,从保证“生存”转向追求“生活”,逐渐重视衣食住行的质量,关注环保和公共服务,关注公平正义等社会秩序。面对新时代新情况需要解放思想,需要超越性的思维。

2.社会主义的价值旨趣和终极追求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出了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未来社会中,商品生产、阶级和国家将消亡。商品生产被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所取代,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社会组织所代替。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将是时代的错误,“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0]如何使每个人的生活条件达成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在恩格斯看来,真正人的生活条件只有在实现了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不等同于国有化政策,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只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中介和桥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吸取以往社会主义走过的曲折道路,避免“一大二公”和国家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滋生。恩格斯对这个的理解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11]

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否可能,以及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实现能否保证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真正得以实现。恩格斯对以上两个问题是有着充分的理论估量的。针对第一个问题,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机制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2]

针对社会所有制是否能切实实现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这个问题,恩格斯是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为人真正实现人自身的生活提供基础和现实条件的意义上言说的。具体说来,每个生产者将不被产品所控制,不被物的依赖关系(商品、货币和资本)所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包括每个人在内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13]

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表征着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彰显,这是一个形象的比拟和隐喻。人类的本质属性当然具有自然性,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最大程度的和解。人能够充分自觉地察觉社会规律是人自身行动而非抽象的自然和社会规律,人们能够自觉地创造历史和参与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能够脱离历史和社会而存在。自由王国表现着人类对自己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和充分理解。必然王国意味着人的活动始终受到抽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控制而具有的集体无意识。自由王国不是脱离必然王国而实现,而是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的再次升华。两者始终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这真正体现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所提出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真实意义和理论实质。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最为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高理论旨趣和价值关切,它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反观以往社会主义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重温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性反思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当代发展走向。

3.“个人所有制”的本质和内涵

“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14]重温恩格斯的这个经典命题对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当下的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当前学界不论是对“重建个人所有制”“股份制”的阐释,还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重新理解,本身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中“个人占有制”本身应有内涵的当代阐释。

“个人占有制”中的“个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下,并不仅仅是单指每个个人,尤其不是指每个相互分裂的个人,而是彼此之间有内在联系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受整体关照的个人所组成的每个相互联系的个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这里“个人”具有很强的整体和社会意味。“个人所有”也可以翻译成“每个个人的所有”,它本身就包含着集合起来的众多个人的所有的含义。而这些个人结合起来,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曾多次强调未来社会所有制下的“个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5]在描述“自然王国”领域里的自由的生活状态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16]恩格斯把超出这个“自然王国”领域人的自由状态形象地称之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对不同个人所在群体利益的调整。改革开放前,个人完全依附于群体,个人的能动性很大程度上被抹杀。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就阶段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利益分化阶段;第二是利益整合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承认。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个人的利益更为凸显出来。《物权法》的出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物权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对物所具有的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权利,包括所有权和支配权。这个法律的出台表明个人正当权利已获得法律上的认可,从整体上看,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在强调个人利益正当性的同时,出现了一种脱离群体的极端化的个人主义倾向。这同时也表明当前中国不仅仅处于利益分化的阶段,而且处于正迈向整合阶段的过程之中。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折的关头。因此,恩格斯的“个人占有制”思想如果放在当下的中国来衡量,有一点“超前”的意味。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占有制”提出的历史语境和前提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基础之上,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的中国还谈不上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因为重建的前提还不存在,生产力并没有发展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充分涌现”的程度,所以,当下的中国与其说是真正重建“个人占有制”,不如说是正步入“重新承认和规范个人所有制”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真正的“个人所有制”才刚刚开始,还谈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符合人类本性的“个人占有制”的境界和高度。从经济学层面上来考虑,恩格斯的“个人占有制”也是中国以后要走的很长的路,至于走多长时间乃至能否走到,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对待恩格斯“个人占有制”这个理论的态度上,必须反对两种理论偏激:一是极力凸显“个人占有制”的社会整合意味,而缺失了对当下“个人”正当利益的关切,从而走向改革开放前的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一种违背恩格斯的“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的基本精神。这一点不用多说,每个人都能深刻地体会到。二是极力夸大“个人”概念,而丢失了或遮蔽了“个人占有制”中“个人”所具有的整合性意蕴,最终导致走向“个人私有制”的境地。这一点也违背了恩格斯的基本理论精神和初衷。恩格斯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有制的剥削实质:“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7]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中“个人占有制”的本质精神给予了这样的解释,未来社会中的“个人占有制”既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通过自己劳动产品的交换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商品社会。未来社会中的“个人占有制”将从根本上改变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产品的社会特征,这时将不存在商品交换和资本的运转,人将成为人自身的主人,人类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4.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真正结合与创新

改革开放之前和在计划经济单一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仍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相关论点,这些论点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即这些论点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当前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是低于这个阶段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所表征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这样一幅图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18]他们还谈到了在达到这一理想社会之前必将经历一个无法越过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能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两阶段划分。邓小平同志基于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正确理解,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断。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9]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也不完全相同于世界上其他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面对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靠拿来主义肯定不行,无法照搬书本或照搬外国,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理论和设想,不可能存在什么模板,其本身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不断调整融合的生成的过程。新中国从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历史。吸取前车之鉴和历史经验教训,中国日益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特发展之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并未经历现实的社会主义,因而他们的理论探索也就不可能预见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的确,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距。他们只是初步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没有想到他们的理论会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得以奠基,也不能设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有一个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在他们对未来社会划分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给予更加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和“资本主义”关系做过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和确立是对其论述的时代反思和探索,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鲜明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如何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能否维持经济和地区协调发展?人的个性和自由何以更好地得以保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的根本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说,这个意义就是它最终解决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关系。一方面,这一概念将现阶段社会与过渡时期区别开来,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有着自身稳定结构的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这一概念也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胜利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区别了开来,使人们不必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定的那些目前难以实现的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从而诱使人们脱离实际地去追求‘一大二公’‘穷过渡’,而是立足于现实条件去发展自身,特别是构建一种能够极大地推进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可以说,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思考,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到当下“中国道路”热议,一直在持续。当前认真梳理和深切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论述,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实质,而且能够真正把握住中国自身的问题所在。有关“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思考贯穿着对社会主义本质不断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契合了当今中国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现实性课题,成为“中国道路”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50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529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554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54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0]王南湜:《社会主义:从理想性到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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