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汉化教育的几次思想变革

第三节　民风汉化教育的几次思想变革

元朝力倡国策民风汉化，为的是得天下民心，在思想教育、稳定人心上，可谓费尽心机，但所遇到的蒙汉思想文化的碰撞也是很激烈的，说明社会选择的艰难，然而实现思想转换却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责任。

蒙俗向礼俗的转换。由于长期社会动乱，北人南迁，蒙汉杂居，蒙俗与汉的礼俗产生碰撞，社会的道德风尚出现混乱，当时人多感叹“乡无礼俗”的现实状况。元好问一再大发慷慨，“盖世道大丧，其俗已乱”（《辍耕录·陶母碑》），“痛乎风俗之移人也”（《遗山集·聂孝女墓铭》）。这是因为蒙人分散的流动的游牧生活，使其孝道观念淡薄，血缘关系脆弱，其俗“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社会不重一女不事二夫的节烈观，这显然与汉的纲常道德意识发生矛盾冲突。为了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破解这个矛盾，曾“各从本俗”，作权宜之计，但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于是逐步形成皆从礼制，遵从汉之纲常的社会道德指向。其思想道德教育理念演变的结果是提升了蒙俗的文明层次，也给汉俗注入了新鲜血液。

萨满教向喇嘛教的转换。蒙古人原来信奉的是萨满教，萨满教是具有风俗性的全民性的原始宗教，信奉天地水火风雷祖先，以为万物有灵，是泛神教，以天为神，求天之佑，是一种自然崇拜性的宗教。传说本来有其教经、教义，但被牛吃掉了，因此其宗教世界观只在民间传说中存在。忽必烈时放弃了萨满教，改喇嘛教为国教。喇嘛教从西藏传过来，是一神教，适应推行封建制，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有佛经教义，有佛主，注重讲说劝化，且建有寺庙，有实施神学教育、推行神学宣传的场所。不像萨满教动辄“杀生血祭”，不免有些残酷，喇嘛教竭力宣扬“好生戒杀”的文明行为，适应社会心理需要。如果说萨满教是蒙人自发性的宗教，那么喇嘛教则是统治者有意支持、存心倡导的宗教，兴王教以安蒙古是统治者进行政治思想控制的重要思路，对于蒙古族的思想发展与文明倡导起了很大的作用。

掠夺向文治的转换。战争所传播的不仅仅是野蛮，也是文明。蒙族人长期以来掠夺、诛杀成性，靠掠夺财物维持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拖雷攻克马鲁，一意屠城，杀人七十万之众，残忍之极。但在战争中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人的价值的存在，从关注物财逐步转向关注人心，学会对人的尊重。文天祥是宋的抗元英雄，也是元的强劲顽敌，最后文天祥失败被俘，元世祖并不想杀之解恨，而是表现出相当的政治宽容，目的是想借此消解民族对立，以安天下。关汉卿自认为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一条硬汉，他尖锐地作出“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时弊揭露与社会呼唤，但他并没有因此遇到太多政治上的麻烦，并没有因言获罪。这说明元朝思想道德教育中从重财物转向重人心，把政治、文化分开。成吉思汗提倡“胜敌不贪财”，即提倡力量的道德，他也主张“在和平时”，“处人民中”，“必须温静如犊”，注重力量与道德的价值互补性，这不仅是文明的升华，更是政治上的成熟，也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崭新境界。

牧化追求向农化指向的转换。蒙族崛起初期曾普遍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所以纵容蒙贵族圈点良田为牧地，这样做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破坏了经济，祸害了民生。对此马克思曾作过揭示，“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²⁾，不过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不符合蒙汉关系的历史发展逻辑，不能用对付俄罗斯人的方法来对付中原，后来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作了很大的调整，把以民田为牧地改为以农桑为急务，广设劝农机构，大力开展劝农教育，这不只是主牧、主农的经济思想教育的转换，更是在思想道德教育中要不要赋予对民生的关注的指导思想的转变，从牧化向农化的转换赢得了思想教育的说服力，也因此赢得了民心，稳定了元朝的统治地位，赢得了政治上的成功。

尚力、尚德双质追求指向。汉族人道德教育的意识积淀是人都成为伦理人，人们生活空间缩小。蒙族人则兴起于强者追求意识，崇尚马上文化，上马战斗，下马牧羊，崇尚侠义风骨，骁勇、慷慨、豪侠，铮铮铁骨，把惩罚杀戮视为英雄美德，缺乏对善者追求的价值认识。蒙族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游牧散佚习性浓重，但战斗中群聚性极强，战斗力旺盛。忽必烈也是一个马上皇帝，但他年轻时接受汉文化熏陶，可以说早已汉化了，正是他力量与道德的完美结合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赢得了统一中国的力量与威望。虽然在元朝思想道德教育中还是涌动着道德崇拜与力量崇拜的较量，表现为善者追求与强者追求的价值取向上的迟疑，对取天下与治天下应该尚德还是尚力，各有所持，但以汉人尚德意识改造蒙人尚力野性的努力始终是强劲的，汉人郝经特别提醒忽必烈，“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脱脱《元史》卷一百七十五），都致力于使汉人胡人的人格理想得到了尚德尚力的双向互补。

元朝汉化政策取得汉族民心。恩格斯曾说过，“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还不得不采取被征服者的语言”⁽³⁾。元朝统治者一方面不忘本族列祖的传统之规，另一方面接受汉化的政治劝告，面对民族融合的困难，坚持重汉学以稳定天下，以消解对汉人的武力征服后的思想反抗，从力服自诩转换为心服追求，终以稳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