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践行的深层化

第四节　教育践行的深层化

宋朝特别是南宋，工商业发展很快，行会组织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社会思想流通加剧，工商业的繁荣刺激了利益追求欲，动摇了小农经济思想，蜕化了道德意识，社会上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封建主义的弱势已经开始显露，这一切迫使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深化追求中维持自己的活力。

一、在善者教育中向强者教育延伸

宋朝思想道德教育中，一方面致力于追求道德上的“尽心知性”，另一方面又竭力呼唤做“非常之人”、创“非常之功”，善者教育与强者教育共行，道德崇拜与力量崇拜俱在，道德崇拜意识在读书人中影响很深，力量崇拜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大，从中可以看出思想道德教育的纵深性指向。

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无疑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深化，但其道德至上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在践行过程中也明显暴露了缺陷，即以善者追求拒斥强者追求，以道德崇拜抑制力量崇拜，对此朱熹似有所悟，曾表示赞赏那种“能自振拔而有为”的人，认为“刚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应该成为“有骨肋”的“狂狷”一类人，而不是“无骨肋”的“乡愿”一类人，鄙夷那种“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眉尾，周遮掩蔽，惟恐伤触人”（《朱子语类》卷六十一）的人。但朱熹虽有些清醒，其呼声却有些微弱。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则旗帜鲜明，大声疾呼造就“非常之人”，创造“非常之功”。他们富有思想锋芒，其事功思想的教育传播在社会上非常活跃，为宋朝的思想道德教育注入了一派生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们的事功思潮适应了寻求宋室复兴的社会需要，也适应了南宋追求商品经济发展的进取心理，推动了思想道德教育从尚理向尚实转换。

陈亮猛烈批评理学，“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陈亮集·送吴允成运干序》）。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陈亮集·上孝宗皇帝书》）。陈亮指出理学思想道德教育的严重缺陷是脱离实际，“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陈亮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只知正统理论，只懂道德规范，却不知“事功为何物”，不懂“形势为何用”，这样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他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应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陈、叶认为，教育在于“一人之心”。陈亮认为志不在小，思想道德教育既要“正人之心”，也要“一人之心”，统一思想是治国教化之根本。他非常重视思想道德教育，认为教行，则心同，则时顺，人心如何是最主要的。他强烈呼唤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夫天下之事，孰有大于人心之与民命者乎？而其要则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无所一，民命无所措，而欲论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财出入之数，以求尽治乱安危之变，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陈亮集·策·廷对》）陈亮说：“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十年之间，群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伪，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则人心何由而正夫！”（《陈亮集·策·廷对》）假如没有勇气有力地矫正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偏失，则“人心何由而正”！

陈、叶认为，德在功上。陈亮追求的是才、气的充盈，“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陈亮集·与徐大谏》），即敢于直陈是非，敢于理论争辩，才有气魄与才性。陈亮自认为，“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陈亮集·又甲辰答书》）。可见陈亮不屑于“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的醇儒，其所理想中的人格是，敢于直面“风雨云雷交发”，“龙蛇虎豹变见”，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能力与气魄，认为“臣闻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陈亮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才能适应时世之变。

陈、叶认为，道在事中。陈亮强调教育要密切联系生活实际，以“适用为主”，反对“迂阔不切事情”，只要能适于用，管、老、释都可学，并非只能学儒，“非专徇管、萧以下规摹也，正欲揽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陈亮集·与朱元晦秘书》）。陈亮认为，道在事中，“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陈亮集·经书发题·诗经》）。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不能离开人们的日常生活。“道”离开“日用”就是疏阔。叶适认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纪言序目·汉书三·列传》）。如果不联系实际，则所谓道义都不过是“无用之虚语”而已。他们认为，对人的欲望不宜概然否定，在思想道德教育中要正视它、利用它，“夫喜怒哀乐爱恶，人主之所以鼓动天下而用之之具也……弃其喜怒以动天下之机，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闭目而欲行也”（《陈亮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叶适认为，坚持思想的开放性才能成为有用之人，叶适虽然承认儒学的经典地位，但他认为，学要“上该千世，旁括百家”，要掌握儒家经典之外的诸子与史书。叶适以孔子为经世致用之祖，认为道在物中、德在功上，要讲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天下之义、万世之功，其《水心集·赠薛子长》中说，“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也曾揭露道学取佛而攻佛的真相。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天下厄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也是主张以经世济民之教求经世济民之才。

二、重申“格正君心”的教育责任

朱熹虽然坚持“君为臣纲”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传统，但鲜明地强调“正君心”的教育理念，并认定，“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这里所强调的是对君王的道德要求，即君王应恪守先王之道，以社稷为重，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正君心”观念的重申反映了宋朝士阶层意识的觉醒与强化，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影响天下的责任心与主动心。这也是理学家以君为本、以君为源的精英政治、牧民政治意识在思想道德教育领域的反映。

朱熹继孔、孟之志，坚持儒家关于统治者正己才能正天下的思想传统，重申“格正君心”的教育责任，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诉求，表明了对皇权的关切。把君心列入思想道德教育的范围，是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理念和优良传统。朱熹充分肯定董仲舒的正天下先从正君心开始的教育主张，“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其纪纲而已矣。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盖谓此也”（《晦庵集·庚子应诏封事》）。只有正君心，才能正四方，才能一天下，才能远近莫敢不正，朱熹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为君者应身教天下的原则。

朱熹意识到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应放在上层人身上，意识到匡正君心、约束君王的重要意义，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应从“正君心”开始，把君主置于天理约束之中，这是朱熹很重要的思想。一方面，朱熹认为，“治天下者以正心诚意为本”，这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君心不能以自正”（《晦庵集·庚子应诏封事》），这是严峻现实。所以他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则流无不清矣。”（《大学章句序》）“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晦庵集·戊申封事》）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不正，思想道德教育应以正君心为己任。他这样认识，也是这样做的。他曾经写《戊申封建事奏折》直率地批评宋孝宗在位27年，碌碌无为，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天理未纯，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宋史·朱熹传》）。朱熹的禁欲思想并不是人们所误解的只是抑民欲、纵君欲，其实他在思想道德教育中所关注的是君心状态，虽然他还是从禁欲角度来提出“正君心”问题，而这却是一个富有人民性的问题，反映了朱熹在南宋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中的政治智慧与教育心机。但这只是停留在理论认知上，而未付诸教育实践，思维是有深度的，践行是软弱的。

三、厉行“化民成俗”之教

宋朝思想道德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厉行民俗教化，致力于拓宽民间的教育空间，把思想道德教育延伸到民间的日常生活中去。民俗教化使思想道德意识世俗化、生活化，强化了社会底层的思想道德导向，很有创意，也很有影响力，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宋人对民俗教化的重要性认识是很深刻的。刘钥《攻媿集·论风俗纪纲》中说：“国家之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其所指的不仅是民间风俗，也指行政德尚。宋朝的基层官员与民间知识人普遍热心于投身民间的道德教化，应该说民俗优化教育是很广泛的，也是很深入的。

宋朝民间流传大量的劝俗文，在民俗教化中产生很好的教育效果。官方直接发布劝谕文，为组织民俗宣传与教育，景祐五年宋仁宗曾颁布《谕天下士勤修学业诏》，曾鞏曾为宋神宗起草《劝学诏》、《劝农诏》。地方官的劝谕文更多，如福建的蔡襄《教民十六事》、《五戒》，陈襄的《仙居劝学文》，朱熹在知漳州任上也曾发布《劝谕榜》、《劝农文》等。《示俗》明确“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真德秀的《再守泉州劝农文》中讲到，“今镂小本，烦尔父老，散于乡民，劝其朝夕诵念，字字奉行，如此则在乡为良民，在家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废业，自取饥寒，游荡不谨，自招危辱者相去远矣”。官方的劝俗文内容丰富，有批评不良风尚的、破除愚昧迷信的、宣传科学的、提倡道德的，旨在提升乡民文明素质，净化社会风气。

宋朝热心于编写通俗的道德教育读本，以收乡间村民中的教育奇效。蒙学读物有《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家训读物如黄广大《积善录》，林甫《省心录》，真德秀的《家塾常仪》，司马光《居家杂议》、《训俭示康》，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袁氏家训》，叶梦得的《百林家训》，陆游的《放翁家训》等；谕俗读物如郑玉道、彭仲刚二县令编有《琴堂谕俗编》，其中说：“义涉于鄙俚，然本为乡里而作。”劝俗诗如李守谦的《戒事魔十诗》，熊守克的《劝农十首》，萧守振的《示邦人诗》等。这些谕俗劝善诗文切近人生、切近生活，富有生气与活力，把统治者的伦理倡导传递到鄙俚乡间的民众中去，对净化乡间的习俗风尚起了很好的训诲、劝导、教诫作用。宋陈居仁《昌化县儒学记》中说：“口诵心传，耳濡目染先王之教，长长幼幼善趋如不及，而讼庭为空，教化之移人如是哉。”（《浙江通志》）

宋朝还通过乡约以强化民间思想道德意识自我制约性，使地区与家族共同承担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使民众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程颢在任晋阳城县令时，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邑几万室，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死者。熙宁九年（1076）吕大均提出《吕氏乡约》是一种有创造性的也很有效的乡村民众教化方式，是把儒家的思想道德理念规范化、社会化的一种尝试，是把儒家的思想道德要求转换为民众意愿的努力，也是通过乡约对民众思想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乡约》分为四部分，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立业、修身、交友、齐家的思想行为规范，旨在匡正乡民思想道德，改善乡风民俗，创造社会和谐。《乡约》中提倡患难相恤、救危济困的内容，符合民心民意，易为民众所接受，标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义务，具有很强的思想教育作用和移风易俗效果。《乡约》是民众自己相守之约，可操作性很强，有利于建立民众思想自律、道德自治的教化体系。朱熹也发现了《乡约》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亲自修改《吕氏乡约》为《增损吕氏乡约》，增强了礼仪性、教化性，旨在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如增加了“畏法令”、“谨租赋”等内容，加大了对政府的支持力度，强化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乡约”与“家范”在南宋时都起了很好的社会道德教化的作用。儒家思想本属于上层社会文化，通过乡约形式转化为乡风村俗意识，也是一种创造。虽然其思想劝导性与规章约束性、礼义教化性与人文互慰性关系没有处理好，并未大面积推广，但为明清的普遍推行作出了良好的尝试。而且乡约对地方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也是好的，张载在其《性理大全》中充分肯定了“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元代潘迪的《龙祠乡社义约序》中也说：“余每爱《蓝田吕氏乡约》，诚后世转移风俗之机也。虽未一一合先王之礼，而劝善惩恶之方，备载于籍。”明代的冯从吾也认为，因乡约的推行，“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可见获得普遍的好评。

四、拓展经学理论的教育空间

宋朝大力提倡读经书，以经为本意识很顽强，并努力使其大众化，以至于“城里人家半读书”，虽为市贾，亦重儒术，其民智开化的努力是很有效的。

宋真宗的《劝学诗》中说，“男儿欲遂平心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把读经看成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事实上朝廷选人也是要选通经义的人，因此兴学校以广教化是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李觏《安民策》中讲道：“欲教化之民且具，则奚由？莫若学校之宜于时也。”在宋朝历史上出现了庆历年间，熙宁、元丰年间，崇宁年间三次兴学高潮，书院有三百多所，出现五大名书院：石鼓、白鹿洞、嵩山、岳麓、应天。崇宁时有学生21万之众。书院成了理学思想传播的主渠道，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是理学思想扩散中心。社会办学热情的兴起，有力地活跃了思想道德意识的传播与扩散。《宋史·选举志一》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

与过去不同的是，宋朝的经学教育面向大众，注意蒙学化、通俗化、社会化，把经学理论融进蒙学教材，融进乡规民约，融进文化艺术，把经学教育延伸到民众中去、儿童中去，强化了社会主导思想的大众可接受性。张俞的《成都府学讲堂颂》中说，成都于天圣初修建讲堂，官员、生徒300人行讲堂礼于堂上，是日士民及四方之客殆万人，咸来观听。由此可见，儒学教育的大众化富有成效。

五、大力开发历史资料的教育功能

宋朝统治者“极重史实”、“勤读书史”，并大力开发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资源，较之于唐朝以史为教又有了新的发展。司马光是四朝元老，坦诚提出要加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历史教育，认为治国安民之道尽在历史之中。宋朝以史为鉴思想深入人心，历史著作、历史戏、历史故事等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社会影响大，促进了社会思想道德意识的优化。

宋朝史教在政治上是针对人主的治道教育、政德教育。司马光花了19年时间编写了《资治通鉴》，成了一部帝王的政治教科书，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世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可见他写史施教的主要对象是帝王将相上层人物，他呼吁“人主不可以不观史”，以古为师，以善为法，以恶为戒，其目的是通过史教“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改善治国之道，提升政治道德。

宋朝史教在思想上是针对偏安情绪的忧患意识教育。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范祖禹著《唐鉴》，都是忧世、泣血之作，所抒写的都是“爱君忧国之心，愤世嫉俗之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旨在以史为教，告诫后人，让人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与道德素养，端正自己的治国为人之道。苏洵《史论》上篇对史、经关系作了阐述，“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认为任何思想理论只有质之以事实才是可信的，要通过历史教育改变迟滞于经学空疏的思想风气，要善于从历史事实中看到利害、祸患关系。

吕祖谦认为，“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抚持之力也”（《东莱左氏博议·曹秽谏观壮》），他深深感受到以史为鉴教育具有经学教育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他感叹“大哉，史官之功也”。以史为教是为了教育世人、惩戒小人，他不理会史教太多会遭受轻理论和反变革的社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