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专门之学而无通识

王安石有专门之学而无通识

王安石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终于失败，古今多少人士为之扼腕叹息。失败原因何在呢？青年毛泽东作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1]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祐四年(1037)全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博览诸子百家。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

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数处地方官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先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不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民，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个见解，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趋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王安石上述思想指导下，变法派制定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农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积郁病逝。

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

试析

毛泽东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在1915年9月6日写给学友萧子升的信中表达的。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巴拉圭去世。

毛泽东说王安石改革，“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指的是王安石亲自撰写的《周礼义》以及《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中提供的新教材。《周礼》原名《周官》，或称《周官经》是儒家经典之一。《字说》，系有关文字学说方面的著作，亦作教材用。王安石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毛泽东说王安石“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这个评价是有根据的。王安石博学多闻，著有《易解》、《淮南杂说》、《洪范传》、《周礼新义》、《论语解》、《孟子解》、《字说》、《老子注》、《楞严经疏解》及《临川集》等。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是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使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所发展。北宋时，封建统治者利用所谓祥瑞来粉饰太平，掩盖社会矛盾，反对变革。王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他指出灾异或祥瑞乃是自然事物的反常现象，“天”没有意志，没有情感，因而也不能对人的善恶行为作出相应的反应：“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他强调天人的区别，为人的活动争取地位。王安石反对天人感应说，也反对不顾客观规律行事的观点。他主张人的活动要“顺天而效之”，即以对天道的认识为基础；认识必须在“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外求”活动中才能“有得”。他据此认为人的知识是在后天经验和学习中形成的。王安石对认识这种理解，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倾向。

在文学方面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主张其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散文创作以议论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劄子》系统地阐述仁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近人梁启超认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②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如《子贡》、《鲧说》、《伯夷》、《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义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度，行文则“简而能庄”，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鉴吕吉甫书》以释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磊落的胸怀。

王安石的记叙文、抒情文也有特色。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有特色，自成一家。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民》、《收盐》、《兼并》、《省兵》、《读诏书》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情感的诗篇在他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王安石的诗风，前期主要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画像》充分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倾倒。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情饱满。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明显地汲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雄直之气。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

王安石两度为相，主持变法，一度使北宋神宗年间的政治出现生机。终因反对派的攻击、宋神宗的动摇等原因，招致失败。在青年毛泽东(时年21岁)看来，王安石有“专门之学”，文章也写得好，“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毛泽东并非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而是认为他对社会现实缺乏全面了解，对决策者和上层人士的心理状态未能清楚把握，对改革涉及的阶层缺乏全面了解，未能采取恰当的措施调节、安抚他们，致使他们共同反对变法，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诚可惜哉。

毛泽东通过评价王安石的变法，强调了“通识”的重要，强调了改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全面的考虑。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1～22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