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一词源于拉丁语liberal，它在西方语言里和“自由”的含义相同，即当我们提到liberate、liberation、liberty等词汇时，它们既可被译为“自由”，同时也可被译为“解放”。在《辞海》中，“自由”一词，共有三种解释：一是指从束缚和虐待中摆脱出来获得解放；二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三是指自己能为自己做主。而“解放”一般则是指摆脱束缚，如人从奴役状态——精神上和肉身上的不自由状态摆脱出来就可以被称为解放。
解放可以被分为“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等形式。宗教解放是指人从宗教的压迫和束缚下摆脱出来获得自由。政治解放是指人从专制和集权的支配、压迫和暴力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
在历史上，“人类解放”一直都是人们极其渴望与向往的事情。对于人类解放，古今中外的无数有志之士都进行过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在西方，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自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向人们呼吁“认识你自己”之后，人类就踏上了寻求自由与解放的漫漫征途。之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人们为实现人的解放所开展的现实活动。真正的“解放”追求，是在18世纪西方开展启蒙运动以后，才逐渐展开的。
在马克思之前，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对于人类解放的探寻。虽然它们对于人类解放，作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但由于它们各自存在的局限性，并没有真正得出科学的看法与观点，因而最终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追求，与这些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对它们批判地继承。因此，为了使我们能够清楚地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追求，有必要先对这些解放运动作出介绍和说明。
文艺复兴是从14世纪开始的一场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它首先是以意大利为中心兴起的，并很快波及到整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凸显出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对于人的压抑和束缚，推崇人的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对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智慧和力量等予以了充分肯定。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中世纪的宗教思想认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人也是神创造的产物，并且人由于犯了“原罪”被贬入凡间，因此只有信仰宗教，对神服从和膜拜，才能重返天堂，由此，在宗教的统治下，人的本性无法得到充分地发展，人是不可能有自由的，更谈不上拥有尊严了。而在这些人文主义看来，人是自由的，是万能的，并且是高于一切事物的存在，人可以达到一切他所要追求的目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他所想做的一切，因此人是伟大的、有尊严的存在物，人应该顺应自己的本性来生活。
对此，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但丁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他认为，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他被安排的最好的时候。人可以通过行动达到自由和获得幸福。彼特拉克呼吁，“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句话成为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至理名言，它表达了人们在宗教统治下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渴望。薄伽丘提出，人应该是聪明的、灵活的、强壮的、受过教育的全面发展的人。他还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宗教和封建主义的道德束缚。
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反对神权和封建制度，把人从二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起到了重要作用。
始于18世纪上半叶的启蒙运动，是一场以理性为基础、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和批判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当时，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唯一的并且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其他一切现存事物进行评判。在他们看来，在理性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威，宗教、自然、社会、国家等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这个法庭的无情审判。他们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使人的理性被窒息，结果导致人们长期处于愚昧和苦难的状态中，而理性权威的恢复，则会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罪恶与灾难，建立人们梦寐以求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
这些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特权、专制和不平等，要求政治解放，呼吁民主、平等与自由。他们认为，人们只要摆脱了封建专制的统治，就可以步入解放的康庄大道。二是在思想上对于封建迷信和宗教蒙昧主义带来的苦难性和危害性予以揭露和批判，倡导用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来反对统治人们一千多年的宗教，对于人们应享有现实人间的幸福权利予以充分肯定。三是要人们去追求理性和自主，从对上帝的信仰、蒙昧、迷信中走出来，期望建立一个符合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在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上，启蒙运动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它为资产阶级清除封建神学思想的影响，彻底推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开辟了道路。但由于启蒙思想家以永恒不变的人性、理性为基础，来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予以说明，而没有以现实为基础，把对解放探求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就致使启蒙思想家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力量，从而不能找到实现人类解放的正确途径。同时，他们也不了解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历史发展基本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对于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予以排斥，而只是对资产阶级王国的理性和道德诉求抱有极大的期望，希望以此来实现解放，其结果必然是令他们的人类解放的愿望落空。
这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发展，只使少数人即资产者获得了暂时的解放，而并没有为全人类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状态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人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人们之间的友爱和互助在充满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变得消失殆尽。
总之，启蒙运动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对此，马克思说道，启蒙使人们所获得的解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解放，这并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虽不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但却仍会因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受歧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的帷幔掩盖着人们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以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所著的《乌托邦》一书的问世为标志的。在此书中，莫尔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次天才性地指出，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就要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并提出了对共产主义的简单规划。在莫尔看来，乌托邦一词的含义为“福地乐土”或“乌有之乡”。在这以后，“乌托邦”就被用来比喻人们所有幻想中的理想世界。
空想社会主义通过17世纪至18世纪的发展，到了19世纪达到了顶峰。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法国的欧文。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丑恶现象猛烈抨击和批判，并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没有压迫的、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的真正合乎理性的理想社会。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协作制度”、欧文的“共产主义公社”等，都是比较完整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
圣西门认为，人人都要互助互爱、如同兄弟般相处，每个社会都应当为改进最穷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而工作。他还提出了通过建立一个按个人能力分享权利和利益的实业体制，来改变有闲阶级不劳而获、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的设想。傅立叶剖析了社会商业活动中人们为牟取私利存在的欺骗与不道德的情景。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与共同生活的组织，将会使人的全部本能得以充分发挥。欧文通过建立新和谐公社，来改善工厂工人的状况，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的不彻底性和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些实验活动最终都失败了。对此，马克思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还没有摆脱私有制的影响，因此，只不过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原则。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思想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建立，正是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理论为基础，对它们批判的继承而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因为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马克思正是沿着前人追求人类解放的道路，踏上了他的追求人类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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