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在于虽然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人并没有获得解放，人在国家中过着属人的类生活。但是国家依然是人的解放的一个中介，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要把人的类本质收回自身。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去。
鲍威尔在《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探讨了在宗教范围内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获得自由的关系。在他看来，基督徒只要跨越自己的宗教的障碍就可以获得解放，而犹太人要获得解放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犹太人的狭隘本质，然后再摒弃自己的犹太教;换言之，犹太人处于人类精神发展的最低阶段，从而犹太人相比于基督徒要获得解放就要多一个步骤。因此马克思认为，在鲍威尔那里“犹太人要想解放，不仅要做完自己的事情，而且要做完基督徒的事情，学完《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耶稣传》，等等”[48]。鲍威尔只限于在宗教范围内解决人的解放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宗教的原因不在宗教本身，而在现实世界中。
从而，马克思抛弃了鲍威尔只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的做法，而去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他发现实际生活中的犹太人是自私自利的，因为他们实际信奉的神是金钱。如此一来，如果说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还处于人类精神发展的低级阶段的话，马克思则认为犹太人连低级阶段都没有达到，因为犹太人的生活是纯粹的追求物质生活的无精神性的生活。那么如果犹太人是这样的人的话，按鲍威尔的思路，犹太人更难以获得解放。但马克思不这样认为，他分析说，犹太人所信奉的金钱其实是他们拥有权力的象征，从而“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49]，不仅于此，金钱不光是在犹太人那里成为权力，而且成了一种“世界势力”[50]。这不是靠哲学直观得来的，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北美自由州，“犹太精神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统治已经达到明确的、正常的表现:布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51]。因此犹太人虽然没有获得政治解放从而没有政治权力，但是金钱的权力已经压倒了政治权力。尽管犹太教在宗教的精神中低人一等，但是事实上犹太精神在基督教中、在实际中已经获得了普遍的发展，“犹太教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52]。在市民社会中正在不断地产生如此这般的犹太人。
现在要追问这样的市民社会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认为恰恰是基督教为这个市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因为就像福音精神在落实为宗教的时候已经异化一样，现代国家作为真正的基督教国家在现实中也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前者通过一个上帝，后者通过君主，抽取了人的类生活。这样人在宗教中和国家中过着类生活，而市民社会的原则仍然是利己个人的生活，是原子个人之间的生活。但是他们虽然是相互以自己的私有财产为界而彼此分离，却仍然需要互相联系，那么这个联系的中介就是金钱。既然是基督教的精神把人的真实抽空而成就了市民社会，那么可以说并不是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前提，恰恰相反，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前提。所以说“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53]。既然人的解放不再需要国家为中介，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分析市民社会。
由此看来，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显然不是像鲍威尔所做的那样从宗教中获得解放，而是从自己的现实宗教即金钱中解放自己。并且就犹太精神已经成为世界精神来说，犹太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给出的回答是:“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54]。对于人如何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确立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到《论犹太人问题》对市民社会精神的分析已经原则性地要求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是通过政治批判得出的，而此时恩格斯已经先于马克思分析了国民经济学，从而也启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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