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

第二节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可以说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主题。马克思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花费在用来追求人类幸福和寻求人类解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为人类谋福利”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这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马克思，才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的解放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马克思称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是恰切的，尽管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看成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背叛了以宙斯为首的神界，为人类牺牲了自己，却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深沉而无私的爱、为拯救世人而舍身的崇高情怀，在马克思身上也深有体现。从马克思的人生轨迹来看，争取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其明确的宗旨和方向。

马克思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遍布自由与人道主义思想的社会与家庭氛围中。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德国的莱茵省，此地是当时德国经济与政治最发达的地区。由于那里距离法国最近，因此受到法国革命的巨大影响，自由和民主主义思想极其盛行。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特里尔市高等法院的一名律师，他精通法律，学识渊博，有着深厚的哲学修养，倾向和支持理性启蒙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正是马克思的父亲，首先让马克思接触到了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1830年至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读书期间，他的中学校长也坚持并传播理性主义原则。当时，学校里有一大批支持政治自由主义的教师，在宣讲并从事着自由主义的活动。

在这种开明、自由、进步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中，马克思逐渐受到了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并形成了高尚的人格与品质，具有了崇高的信仰追求。在中学拉丁语作文的考试中，马克思把风尚淳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的时代看作是幸福的时代，并认为不幸的时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并且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充斥泛滥的时代。

在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时所写的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他第一次表达了自己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伟大理想。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人与动物的区别进行了比较。马克思指出，自然给动物限定了它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活动，而不试图超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其他范围的存在。也就说，动物依靠本能来适应外部自然界维持生存。而人则不同，人具有超越性，人有使人类和每个个体自身趋于崇高的共同目标，即人有“趋于崇高”的使命感。

正是这种人的“趋于崇高”的使命感，使马克思认为，在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人的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使自己变得高尚起来的人是伟大的人；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可见，在此时，马克思就有了这种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信念，这为他以后追求人类解放打下了伏笔。

上大学以后，马克思通过哲学研究开始从理论上探寻人类幸福的理论根据，这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深有体现。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古希腊两位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鸿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虽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论文是对二人的原子理论的差别进行的比较，但在实质上，他是想通过这种比较来肯定个人的自由。

在马克思看来，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子运动的形式有直线下落和相互冲撞两种形式；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除了上述两种运动外，还有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坚持必然性，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必然决定的，必然性就是命运、法、天意与世界的创造者；伊壁鸠鲁则坚持偶然性，他认为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因此，事物的存在是自由的。这种对自然本身的不同认识使两人哲学上存在着差别进而导致对人生的态度和追求的差异。德谟克利特坚持原子直线运动、必然性与神学目的论，最后他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将要死亡的时刻洗了一个热水澡并享受了美酒。

马克思通过这种对两人自然哲学与人生态度的比较，肯定伊壁鸠鲁在哲学理论上作出的贡献，认为伊壁鸠鲁对原子偏斜运动的提出，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象征，它显示出个体的内在自由。因为原子在直线下坠的过程中是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而偏斜使原子从它的直线运动中解放出来。对于伊壁鸠鲁这种打破命运束缚的原子偏斜运动论中所体现的个体自由原则，马克思给予了强烈的赞扬和高度的肯定。

马克思对于原子偏斜的理解，蕴含着一种人文思考，即在原子偏斜中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与独立的意味。在论文中，马克思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深切关注，以“偶然性”和“自由意志”来对“命运的必然性”和“必然性的神意”予以反抗。

博士论文完成之后，马克思从书斋中走出来进入到现实社会生活领域，通过工作接触到了社会的具体现实问题。在当时，普鲁士政府出台了书报检查令，对新闻出版自由予以限制。马克思关注并呼吁出版自由。

此时，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首先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它是一切自由的前提。他指出，自由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共同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共同本质，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他指责了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对人的精神自由的限制。他说，对于精神这个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普鲁士政府却要求它只能以一种官方的形式存在，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快乐、光明，但是普鲁士政府却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使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虽然马克思此时对自由的思考不是从经济事实出发而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进行的，但是，他立足于社会政治生活，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制度作出思考，批判了为了维护政府统治的书报检查令对于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抑制，反对官方政府出于维护政府统治的目的对人的言论的多样性的限制。

由于在工作实践中与社会现实接触，马克思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对立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他自觉而坚定地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为捍卫他们的利益而斗争。

在当时的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钱人占有公社土地的情况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贫困。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农民只能依靠盗窃林木与破坏狩猎地和牧场为生。而在那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政府对这些行为的惩罚也日益严厉。1836年，在普鲁士因为这类行为而受到处罚的人多达15万，数量占到当年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77%。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林木占有者还要求统治者颁布更严厉的法律来对贫苦农民侵犯他们利益的行为予以惩罚。

马克思挺身而出为这些贫苦农民进行了辩护。他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物质利益。正是物质利益，决定了人们对于事物和法律的看法和态度。这一点在林木盗窃法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对于林木占有者来说，某项法律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利，那么这项法律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多余的、有害的、不切实际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林木占有者对捡枯树枝、违反林木条例和盗窃林木三种行为不加区分，统统当作林木盗窃来惩罚，一律加重治罪，这是不公平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按黑格尔哲学原则，国家应该是理性的实现。但是，他所面对的普鲁士国家，却只是富人的工具，它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仅仅是为了满足富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理性和国家的伦理。换句话来说，普鲁士国家是由私有财产即物质财富和各种特权决定的，它虽然在表面上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实质上却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是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工具。因此，国家与宗教一样，都是对人的奴役和束缚，只不过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政治上对人加以奴役和束缚，而后者是在精神上对人加以奴役和束缚。马克思在此时第一次表述了对未来能够实行人民权利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认为，未来人应该有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民主制。这种民主制就是人民自决，它的根本法则是人的存在、人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其后，马克思对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对于宗教具有独立性的假象予以了揭露和批判。这时，他已经初步意识到了在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而使人的自由受到限制的这种社会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人从宗教中获得解放，并不能够使人从政治中获得解放，所以不能把政治解放问题与宗教解放问题等同起来。因为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信仰。由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裂才是宗教产生的根源，因此，要从现实社会出发解释宗教以及宗教中存在的桎梏。

于是，马克思把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关系问题转变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环节，而宗教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必然结果。政治解放只是通过政治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人和法人的解放，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

通过分析典型的现代人——犹太人在现代世界的存在特征，他揭露和批判了人在市民社会中的不自由状态。在马克思看来，实际需要、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是犹太人在市民社会存在的现实世俗基础和原则。而金钱正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即世俗上帝。金钱成为摆脱中世纪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现实生活世界中存在的神，它高高在上，具有巨大的威力，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对人进行统治。所以，犹太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由此，马克思指出，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即只有当现实社会力量不再作为一种压迫人的力量存在的时候，人类才能彻底地获得真正解放。

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构成了马克思此后继续思考的主题。之后，他进一步对宗教的产生现实基础与宗教的独立性幻象予以批判和揭露。马克思在此时已经清楚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神圣形象”对人进行着奴役和统治。

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宗教产生的基础就在于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宗教是人对现实世界的颠倒的反映和意识。由于国家、社会本身是颠倒的世界，因此它们才产生了颠倒的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是现实苦难的表现，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只有人的现实幸福得到实现，幻想幸福的宗教才能被废除。

在当时马克思所处的社会，虽然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彼岸世界的真理即宗教的真理消失，但人在现实社会中又陷入处于“非神圣形象”统治的境地。这表明，只停留于反对宗教的斗争，并抛弃宗教，并不能消除产生宗教的苦难世界，因此，揭露人在现实社会中受到的奴役和压迫，就成了一个紧迫的任务。于是，马克思要把对宗教的批判转变对现实社会批判。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德国的现实条件和理论发展水平出发，对于人类解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德国能够实现人类解放，这是因为德国理论从彻底废除宗教出发，对宗教的批判最后使人的地位被确立，从而能够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并且他此时还明确指出，解放人类的主体是无产阶级。

此后，马克思开始把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深入到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探索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并对其弊端予以揭露，这使他的理论研究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国家、法等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生活本身的批判。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此手稿中，马克思重点阐述了“异化劳动”和“人的类本质”的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非人化”、“异化”的现实。他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当他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时，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而工人一无所有。工人为了生存，就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资本家雇佣。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要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并且工人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因此，工人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中，即异化状态中。“异化”一词，简单地说，是指本来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为人所占有和支配、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发展人自身多方面才能的手段和力量，反过来成为奴役人和统治人的东西。即人的活动结果违背了人的意愿，和人处于一种敌对关系之中，反过来成为奴役人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就是以这种“异化”状态存在的。

马克思首先列举了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状态，对工人在其中的地位进行了考察。

一是当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工人遭受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处于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所以，工人阶级在社会财富衰落状态的社会中会遭受深重的苦难。

二是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但是，首先，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自己的一切自由，从事着奴隶般的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其次，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但这些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于是，工人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的手中，即使资本积累增加。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

三是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入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会沦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由于这种补给，部分的又要经受降低工资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工人阶级由于人数的增加，彼此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人的供给如果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饿死，正如一部分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剩的工人能够找到买主，那么他就是幸运的。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因此，在社会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社会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是现代劳动本身的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出来的。

接着，马克思对于工人在资本社会中的具体异化存在状态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工人自己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归自己所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反过来资本家又用工人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继续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奴役即它们支配着劳动者，结果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工人生产出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即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内部的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少。

同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强制的劳动，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之外的需要的一种劳动，因而是一种异化劳动。而劳动作为人的活动，本应是对人的能力的确证和肯定。但在异化的状态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的只是对自身的否定和不幸，他们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并且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和摧残。这种劳动的异己性明显表现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如同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在此条件下，人丧失了自身，他们的活动中更多地具有了动物性的特征。劳动者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还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他人相对立。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劳动产品都属于劳动者之外的他人，这个他人就是资本家。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及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这表明，人同人相异化主要就是资本家同劳动者相异化。资本家对劳动者来说是统治他们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的活动对资本家来说，是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支配、在资本家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这就是马克思在此书中从“异化”角度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自由状况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此时的思考，虽然是从伦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但他已经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领域和经济生活本身，开始触及到资本对人的统治和奴役问题，并从现实社会本身去寻找扬弃异化的途径，探索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这为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其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条件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阐发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反人性的顶点”等观点，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确立实践观和阐明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依旧把人的问题看作是他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唯物主义”，只是在当下世俗社会的基础上批判人在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这实质上是对产生宗教异化根源的现代世俗社会的认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要建立一个“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新型社会，即消灭了分裂和人的异化的社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个人的统治和个性的压抑，作出了分析。他在理论上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通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可以消除分工，克服人的异化和片面性，并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予以了论证。

在这以后，在《共产党宣言》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的压迫和束缚，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强烈的抨击与批判，具体深入地揭露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幸的生存境遇，对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现实道路、物质基础等问题予以了思考，指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具体思想见后文）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主题，为了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他呕心沥血地进行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马克思本可以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超群的能力和渊博的学识过着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阶层体面、优越而富足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事业，并因敌对势力的迫害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是马克思——“人间的普罗米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