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的碰撞与融合

(三)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的碰撞与融合

世界性的、普遍的、全面的交往已经将所有的民族和地区都卷入其中，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态势，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也只有在对外开放中、在国际交往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如果说，在19世纪，闭关锁国尽管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国策但毕竟还能够推行得下去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再闭关锁国了，即使统治阶层想闭关锁国也无法实现了。

全面的国际交往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从人类角度看，交往使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观念、新的器具，一句话，使文明的成果能够尽快地得到普及和共同享用，使人类创造的价值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得到实现，使比较落后的民族能够借助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果，跳跃自然发展中的某些阶段而跃入更高的阶段，使一些资源得到了更合理更有效的利用，这就使人类发展的速度整体上加快了，也使得人类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整体地增强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尽管说交往的双方或多方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各自在交往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对等的，甚至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剥削，但总体上讲，通过现代交往、通过国际性分工和合作实现的是一种互补，是彼此都受益，是一种“双赢”。落后国家和民族通过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换来了资金和新技术，引入了新的产业部门，得到了新的经验，这对于发展民族经济、“脱贫致富”，无疑具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发达国家通过交往使新技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找到了市场，使那些在落后国家无法充分实现其价值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提高了附加值。一些在发达国家已经变得不先进或将要淘汰的技术、设备，转移到了落后国家就还是相当先进的东西，能够得到较好的利用。交往不单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同时也在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在一切需要交往需要互补的地方和主体间进行。这些交往既增强了彼此的依赖性，也促进了彼此的发展。总之，资金、人员、技术、资源等的国际性流动，使得它们能够得到更好的机会，使资源配置能够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这些效益都是在缺乏交往的条件下所无法实现的。在交往不发达的时候，许多价值只能是潜在的，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交往促进了这种转化，也促进了价值的实现。

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交往能够产生巨大的利益，这一点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了，也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够予以拒绝了。问题产生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任何民族的价值体系，虽然以物质价值作为其基础，但它的核心和重点却落在精神方面，落在价值观念方面。换句话说，在物质器具方面，不同民族能够获得较大的认同，共同性的方面比较突出，而在精神和制度方面，这种认同相对说来往往就是比较困难的。以中国为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先是认识到西方列强在物质器具方面的先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19世纪末甲午之战失败后，认识到政治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戊戌变法失败，才感到中国的落后根本上还是文化的落后，必须变革文化和价值观念，变革国民性，于是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期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无数的先烈，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可见这个过程是多么艰难了。自然，由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一个大国，浓厚的大国意识和自豪感，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激起了中国人的仇恨敌对心理，更增加了它在承认落后服膺先进方面的困难。在这一方面，日本就比中国要先觉悟一些，以西为师、维新和变法要坚决一些，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起步要早一些，从而避免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

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将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置放在同一个时空中，置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这里既有民族性之间的差异问题，也有时代性的差异问题，它们交织纠缠在一起。若无相当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客观的分析方法，是无法将之剥离开来的。自然形成的一定的民族情感和贬外排外情绪，又与爱国主义情结纠结在一起，更是增添了客观分析的困难。正因为这些缘故，就使得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摩擦和冲突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突出的问题。

大致说来，当今世界上的价值体系，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为发达国家所持有。另一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第三类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为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和民族所持有。当然，这只是一种一般的说法，因为每个民族和国家，其价值体系都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而往往是多样的，而且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价值体系也都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按照美国作家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一书中介绍的情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大致有存在主义的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宗教神学的价值观念，这几种价值观念为不同的人群所信奉。按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当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分为英美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等等，这些模式也可看作是不同的价值体系的表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样也有多种样式，如欧洲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等。在苏联解体以后形成的那些独联体国家，社会主义观念仍然具有相当不少的信奉者。至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其民族色彩更是五花八门，南美诸国的依附式的、伊斯兰国家的抵抗式的、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宗教式的、东南亚国家的儒家文化式的，等等。

每一种价值体系，每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都具有一定的自足性，相应地也都有一定的排他性。即使在基础层面即物质器具层面，具有相当的相同或一致，在精神层面也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维护自己合理性的一面的。观念的东西与实际利益一道，构成了一定民族的立场和态度，规定了它们所采取的行为和政策的倾向。这样，在国际交往中，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隔碍、碰撞、对立。即便一些民族因为实际利益所致，不得不采取依附强国的政策，这种文化性的冲撞也是难免的。

在当代世界的各种价值体系的碰撞中，比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么两种碰撞:第一种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碰撞，这是自从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到社会主义阵营建立时达到最尖锐化，苏联解体后大大趋于缓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作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的核心是以消灭阶级和剥削而实现的社会平等、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理想，这一点恰恰是以资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所不容的，彼此是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阵营把社会主义当作是一种异己物来看待，竭力对之进行封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也极力防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苏联解体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所谓的“不战而胜”也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的说法。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搁置意识形态分歧方面达到了某种共识，但西方不少战略家仍以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敌人，竭力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

第二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体系的冲突。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借着它们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优势，也借助于现行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总想把它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许多经济援助都是带有附加条件的，是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大众生活等方面的优势都势必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体系形成巨大的挑战。在现代通信和交通条件下，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电视、广播、电影、报纸、杂志、进口商品、外国企业、归国留学生，从各个方面介绍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使得落后国家的国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崇洋心理，向往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向往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以此作参照来批评本国本民族的传统和现行政治。高工资、高待遇，使得发展中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许多都流向发达国家，流向了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设的企业、银行和办事机构，使得人们普遍地以此为荣，竞相效仿。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一些价值观念得到了普及和认同，获得了许多的信奉者。这种倾向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当局的重重忧虑，竭力弘扬爱国主义，唤醒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结和良心以抵挡外国文化的侵入。在这场文化战中，如同在经济战场上一样，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是处于防守地位的一方。发展中国家既要开放国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招商引资投资办厂，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价值观念，又必须注意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增加国民的凝聚力，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和张力，实在是一个十分头痛十分棘手的问题。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处于劣势，但决不能小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民族性的作用。这种民族性，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适当的满足之后，会强烈地表现出来。任何文化，任何价值观念，都是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的，没有创造性的重建，没有在广泛吸取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和创新，那这种文化就不会得到其他民族的充分尊重和肯定，不会在人类文化的大花园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普遍交往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保持自己的价值体系的纯洁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融合和混杂是必然的，问题只在于融什么合什么，在于如何在融合中实现创造性的重构和重建。这才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合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