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珍
［摘 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语言和谐提到了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重视。青海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和谐，应从民族语言与文化习俗的关系，从语言交际的角度，用语言全息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社会、文化、语言三者的契合，去认识语言和谐的制约因素。这样，就会对保障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地区；语言和谐；制约因素；思考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7级以上地震，地震后满目疮痍。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救援壮举中，最现实、最直接也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受灾群众与救援人员的语言沟通问题（下称“玉树问题”）。诸多的伤残者因为语言不通而延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机，甚至失去了生命。为此，赈灾指挥部组织了一批又一批既会说藏语又会说普通话的双语人才到灾区，为救援搭起了一座座沟通的桥梁。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和谐
一个多彩多样的社会，总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各种不同的语言和各具特质的文化构成的。语言是民族文化吐故纳新的桥梁，文化是不同民族和谐相处的纽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重要地位，也把语言和谐提到了民族团结、民族繁荣、民族平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重视。
青海是个汉、藏、回、土、蒙古、撒拉等民族“小聚居、大杂居或者交错聚居”的省份。民族语言呈现出多语系、多语族、多方言的特点，有汉语、藏语等汉藏语系语言；有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等蒙古语族语言；有撒拉语等突厥语族语言。这些民族在世居的生产、生活和交际中，形成了“本民族语言＋邻近通用的汉语＋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化语言格局。民族聚居区的绝大多数民族干部、群众都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与汉族长期杂居、频繁交往的少数民族，多以邻近通用的汉语（青海方言）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民族杂居地区的州（县）或交通沿线的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说自己母语以外的一种或几种方言，或说母语规则迁移替换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普通话”。由于民族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凝聚力，他们对民族文化缺乏更新、发展的理念，只能靠不断复制自闭的文化运转和生存。“90%以上的农牧民家庭的父母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多为文盲或半文盲，只能用母语跟孩子交流；少数是汉族或其他民族，但不会说普通话。”“语言沟通问题”正是这种单语模式的见证。
为了改变这种文化模式，党和政府早就制定了符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民汉兼通”的双语教育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民族乡的中小学可以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青海省努力贯彻国家民族语言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推行国家“民汉兼通”的双语教育体制，推广普通话。黄南、果洛、玉树、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先后颁布了《藏语文工作条例》，条例中都提倡开设汉语课、学习普通话。如《黄南藏族自治州藏语文工作条例》第五条规定：“自治州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和职工互相学习语言文字。藏族干部职工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提倡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学习藏语言文字。”青海省教育厅、民委和各州教育局联合进行民族教育改革综合实验工作，如小学汉语会话、双语教学实验等；青海师范大学作为少数民族双语师范教育基地，连续多年承担国家委托青海举办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普通话培训”工作；青海民族大学在全校开设普通话课程，并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这些措施大大推进了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学的进程，在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尽管如此，“语言沟通问题”在青海省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样存在，推普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二、语言和谐的制约因素
（一）地理分布的独特性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养育一个民族文化的客观条件。不同区域的民族，由于生活的自然环境各异，因而也就产生了鲜明的文化区域和各自的文化特征。藏族是青藏高原多民族中的主体世居民族。分布在青海的藏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2%，是青海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79%分布在占全省97.2%面积上的玉树、果洛、黄南、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21%居住在东部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玉树藏族自治州是全国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自治州，藏族人口占97%；果洛藏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海拔最高、环境最艰苦的自治州，藏族人口占90.95%。两个自治州的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自然环境高寒的边远贫困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人与自然、社会的互相砥砺、交融过程中，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的文化底蕴和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加之落后生产力和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制约，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性格内敛敦厚、保守务实，与外界少有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也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文化的辐射和浸润，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家庭成员之间、族际之间全部以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还有根本没上过学的学龄儿童，别说学习普通话，连自己的母语都不懂得。”有的学生即使在学校学了普通话，由于缺少交流的语言环境，大都说的是带有浓重民族语言色彩的“地域普通话”。“语言沟通问题”所反映的是地域文化结构的巨大惯性。
（二）母语情结的渗透性
语言是人的自然本能、文化习俗和环境影响的结果。本民族母语表达的思维定式以及母语存在的文化环境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总体，也凝聚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丧失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丧失一种思维方式。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母语自珍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在单一民族成分比例高的青海玉树、果洛、黄南等地区十分显著。很多人为了交际方便自觉学习普通话，但使用普通话的情况令人担忧：在与其他民族交际中，有些人即使说普通话，也常常出错，甚至产生误会；有些人即使接受过初中或高等教育，所说的普通话也是夹杂着母语方音、母语思维定式的“中介语”；还有一些人所说的普通话令人费解，难以听懂。“语言沟通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民族地区构建语言和谐的必要性。
（三）文化认同的模糊性
由于母语情结的渗透性，各民族地区在心理上尚未充分认同国家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重要意义。有关主管部门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家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科技的普及与发展，促进民族地区与其他兄弟民族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进而和所有民族并肩走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因此，有关推普工作的措施模棱两可；在汉语教师配备方面缺乏长远的眼光；营造双语环境的力度不够；缺少符合民族特点的汉语教材；教学中模仿汉语母语教学的思路，对学习者心理、文化、文字、表达方式的困难考虑不足，存在着起点高而效率低、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脱节的状况。
（四）理论研究的滞后性
语言文字应用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应用，本身有自己的理论、原则、方法”。李宇明认为，语言文字的应用是多学科共同参与、直接关系到上亿人的语言生活的重大社会工程，没有理论的指导，语言文字应用则必然是一种低级水平的，甚至会出现诸多失误。多数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进入到语言文字应用领域，而是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应用性改造。“语言沟通问题”与缺乏语言理论的指导有很大的关系。如何把现代汉语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去，过去很长时间的培训中，只是停留在“匡谬正误”的水平上，特别是把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过程中产生的特殊语言现象，一概看成是语病。对语病的成因，很少从“中介语理论”的角度诠释学习者从母语向标准普通话过渡的不同时段上的中介语规律，从民族文化、交际价值、语言全息的层面上去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更是薄弱。
以上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工作，延缓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迟滞了青海对外开放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海的现代化建设。因此，“语言沟通问题”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三、对构建语言和谐的几点思考
在青海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省份，营造和谐的语言社会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青海构建语言和谐社会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正确处理汉语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
汉语普通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就民族区域而言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构建语言和谐社会，并不是同化民族语言，更不是消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民族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是族际间的交际语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一体化”的战略向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生存提出了挑战。为此，在保护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处理好普通话和当地通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从而消除少数民族担忧语言同化的心理，解开母语自珍的情结，增强学习普通话的自觉性，最终达到既能在族际内熟练使用母语又能在社会交际场合自觉运用普通话的目的。当然，乡音难改，我们不能为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而武断地实施“一刀切”，要考虑到区域文化特征、民族个体差异。因为语言和谐是关系民族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民族之间的团结、社会的稳定。
（二）进一步加强民族语文工作的力度
西部大开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民族地区文化封闭的堡垒。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状态与之相适应。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特别是城镇的青少年，学习普通话的热情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而日益递增。不过，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如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子女更快地发展（升学、找工作、出国留学等），不愿让子女花费过多时间学习民族语文，甚至不愿意把子女送进民族学校读书。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反映了经济大潮中民族语文工作所面临的困境。为防止社会上出现忽视民族语文作用的趋向，以及对民族语文的不尊重情况，政府可以通过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保护少数民族语文，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开展民族语言语料库资源建设，等等。培养少数民族语文建设人才，使他们懂得，学习普通话只是为弥补单一语言功能的不足，是为适应和谐社会需要服务，而民族语文则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三）推动“双语和谐”环境示范点工程
青海玉树地震后，玉树人民深刻意识到，在危急情况下，会说另一种语言是多么的重要，玉树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员，当地居民为了交际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普通话。这些都是玉树人民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的肺腑之言。借此契机，青海省委、省政府在重建新玉树的同时，积极推动玉树“双语和谐”环境示范点工程，以“点”带面，在全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推而广之。
在“双语和谐”环境示范点的建设中：一要成立“双语和谐”环境示范点机构，加大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国家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意义。二要建立社区教育，对学生家长和其他成人进行补偿性教育，从整体上改善推广普通话的社会环境。三要抓住儿童“发展关键期”，即人类综合语言能力产生、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奥地利心理学家洛伦兹K.Z.Lovenz理论），积极创造条件创办典型的现代化双语幼儿园，从娃娃抓起。四要培养一支既能讲藏语又能讲比较标准的普通话的双语教师队伍，以指导普通话教学实践。五要进一步加强汉语课教学，提高民族学生说普通话的基础和基本技能。六要倡导语言多元化的理念，调动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学习使用双语的积极性，并把具备双语能力当做一种自身的修养而追求。
（四）制定适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
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语文的同时，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求出发，研制相对低于国家级标准的少数民族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青海省在过去的少数民族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采用国家级权威标准。由于标准过高，应试者往往为测试而忧虑，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严重挫伤了学习者习得普通话的积极性。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所讲的“普通话”，虽带有民族色彩特征，却可以看做是普通话的一种地域变体。这种“普通话”相对于标准的普通话是不规范的，但在民族地区与其他民族交流，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正如于根元先生所说：“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交际。绝没有妨碍交际的所谓规范。”“规范的目的是便于人们使用语言来交际、思维、认知，使语言更健康地发展。规范的大原则应该跟规范的目的一致。”基于这种认识，研制“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非相悖于国家级标准），不仅从“规则本位（以已经描写、归纳的静态规则作为规范）”去考虑，还要从“语用本位（以语用价值，即交际值作为语言要素及其关系是否规范）”去验证，不搞“纯而又纯”，这样，更能适应民族地区语言文字法的实施。
四、结 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普通话推广工作，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必须注意和明确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从民族语言与文化习俗的关系入手，尊重各少数民族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和权利，加强民族语文工作的力度；第二，从语言交际的角度思考，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并非是消灭民族语言，而是为了语言和谐、更好地交际；第三，从语言全息发展的眼光观察，正确看待宇宙、文化、语言三者的契合，提倡多元文化整合和多语和谐发展。总之，只要政府引起高度重视，站在青海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高度，审视在民族地区构建语言和谐的理念，少数民族地区的推普工作，将会为青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乃至实现国家“促进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健康发展”的总目标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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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注释】
[1]作者简介：刘启珍，女，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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