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思维方式转变，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

(三)推动思维方式转变，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

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演进，不仅包括物质器具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也包括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社会教育水平、体育卫生设施、通信交通等交往条件和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现代化，更意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现代化。总之，是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面的系统演进，任何一个方面的单兵独进，看似效果显然，实际是无法持久的，也不能产生应有的合理效应。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集权传统最为悠久、皇权神圣政教合一的国家，在现代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组织和推进现代化进程，并整合民族资本的力量和全国资源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弱化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又是一个市民社会逐渐发育、社会自组织功能增强、个人从依附性走向独立性、国家政治权力逐渐回缩的过程，也即是形成如一些人论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过程。这就在路径选择和目标设定方面存在巨大的两难困境，同时也造成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治预期与实际的民主政治过程之间的巨大落差，是形成民众的政治冷漠感、社会冷漠感、局外人或看客心态等阻碍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动员的重要根源。

这些年来，在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系统和主导价值观外，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也都表现着现代化“谋划”的一些思潮。这些思潮既反映着一定的价值观，也内在地体现着一定的思维方式，二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说它们主要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为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行为，但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不同方面的折射，比如自由主义更多地与市场经济所诉求的个人独立、个人权利等相联系，新左派则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则呼应着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后的文化根基问题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问题。除此之外，各种宗教力量的迅速扩展和蔓延，也是不可小视的一种新动向。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的多元性、异质性存在，并非自今日始，而是向来如此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多元性和异质性，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形成一定的和而不同、互动互补的机制，取其利而去其弊，扬其利而避其害。这里就既涉及价值观也涉及思维方式。无论是传统思维的尚同排异的倾向，还是现实的统一思想的政治需求，我们历来对于多元化总是比较忌讳和反感的，宁肯“统就假”也不愿意“放而乱”，宁肯要表面的、形式的口服，也不愿意看见真实的不服与不和。我们一直未能从经济、政治和思想各个层次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局面中走出来，一直未能找到一种“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制度形式和运行机制。现在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突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谐不是排除矛盾的和谐，不是排除异质性的纯一，恰恰是以承认多元性和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为前提，承认各种不同社会力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合法权利、合法利益诉求及其顺利表达为前提，通过协商和妥协而达到的一种和而不同、争而不乱的局面。这种和谐社会，是在求解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最大共同利益、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基本公约数基础上形成的，是经过确立一些共同认可的规则和约法，并在这个基本框架范围内进行谈判和妥协而达成的。国家和中央政府作为社会最大共同利益的代表，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最高代表，其权威就在于维护这些共同认可的规则和约法的威严，在于在引起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公正地进行裁判。

要而言之，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谐安宁的现代公民社会，或者说是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而不能是至少不应是传统等级制臣民社会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因此，政治问题、政治理念必然是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任何试图将价值观体系道德化的企图，抽去公民权利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有意忽略价值观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现实，而主要围绕着如何使个人成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善人”、将各种普遍的“好”组合起来形成的体系，势必将失去其时代特点和对现实的解释及批判意义，成为一种抽象的超时代、超民族的乌托邦理想。

对传统价值观的研究、现实社会价值观的调查，既是为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人情世道，更是为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时代要求的价值观体系而服务的。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价值哲学研究会的组织性活动，有计划地对这些工作作出一些安排，确定一些选题，大家分工合作，避免低水平重复，将有限的资源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起来。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价值哲学会议”上的发言，原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