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结构分析

在传播学领域，对信息传播的研究都是在传播模式的研究基础上展开的。传播模式研究就是科学地、抽象地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与过程，描述其中的要素、环节及相关变量的关系。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的“5W”模式反映了信息传播的基本过程，使得复杂的传播活动变得结构清晰，对传播结构及其规律的分析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以“5W”模式为理论参照，也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进行结构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在传播学中，传播者是相对于受传者而言的。从广义上理解，凡凭借生理或一定的媒介手段传递信息的，均可称为传播者。它既包括传播者个人也包括传播组织。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起点，也是传播活动的重要主体。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和数量、流量和流向，决定着传播内容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要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传播者自身作用的发挥举足轻重。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与传播信息。正如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他于1947年发表的《群体生活渠道》一书中首先提出：传播者也被称为“把关人”，他们的这种行为被称为“把关”。卢因认为：信息的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这些把关人负责把关，过滤信息的进出流通。把关人的把关并非个体行为，它要受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组织、受众、技术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至今，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往往是那些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精髓、在社会实践中具有领袖和导师地位的知识精英，他们作为传播者和传播中的“把关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尤为突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促成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紧密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信息反馈和信息增益，他们更是担当着“集中群众智慧”的主导作用。

当然，仅从信息传播的形式意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并非一定是熟知、更非一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传播者的阶级属性同传播行为几乎无关，传播者传播的目的也极为不同，有外国传教士，也有本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并非赞同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和政治主张的代言人，当然，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立场上变革社会的那些先进知识分子，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有组织、有目的地去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组织和翻译组织。随后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也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步形成了研究、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机构和常规队伍，有效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渠道，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面积传播。纵观中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可以看到，当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从无到有地传播时，其传播主体呈现以下个特点：一是仅限于信息的知识性传播同传播者的阶级属性及其价值立场没有必然联系，但涉及马克思主义信息的目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必然不同甚至相反；二是传播者虽然他们的阶级阶层、政治派别、职业专业乃至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各不相同，但主要甚至只能是知识分子；三是传播者大体上都要经历从个别、自发、零星、分散等非常态化到集团、自觉、系统、集中等愈益常态化的发展过程；四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和作用的扩大，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会使传播者队伍发生分化，从正反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作用，甚至会形成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内部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严重挑战。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特征

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特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所要求的它的传播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这样的传播模式由其传播内容规定的、区别于别样文化传播模式的特殊性。只有具有如此特征的传播模式，才能如实、有效、不断获得增益地传播乃至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内容分析，就是从其内容要素分析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由此，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内容特征，既有一般传播模式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既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征相一致，又不能与之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作内容分析，主要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的要求出发，考察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播模式。这一分析显然对于指导我们建设合理有效的传播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1.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由此直接要求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也必须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科学性指这种传播模式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规律的，是尊重事实、尊重实践，是实事求是的。能够保证传播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知、有根有据、求真务实，能够防止传播者主观臆断、断章取义、肢解歪曲，能够全面、完整、准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能够遵循真理运动的规律、体现马克思主义精髓灵魂和科学精神，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革命性指这种模式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价值观、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既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有效地吸引和武装群众，能够征服和战胜错误的乃至对立的思想主张，促成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力量及其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也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主动精神，形成实践检验真理的微观机制、促成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否定、认识飞跃、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实践性指这种模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为了实践、指向实践、追求实效的。文化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项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本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它本身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并非只是传播思想观点亦或精神作风，它传播的不仅是认识世界的真知，更是改造世界的实践观念及其行动方案，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实际过程。

2.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

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还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时代性从内容上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形式上说取决于它的构成要素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无论传播者或受传者、还是传播的讯息和媒体，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越来越进步的，所谓传播效果及其反馈，无非是时代对传播的回应。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种特质赋予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必然是服从和服务于时代要求的；反之，只有具备鲜明时代性特征的传播模式，才最能张扬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才最能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实践保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时代性特征要求这种传播模式的传播内容具有时效性，老是跟在历史潮头后面重复过时的东西，不仅会使受众兴趣索然，难以接受，而且与现实对不上号，耗费传播资源却无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民族性根源于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实践的民族性。马克思主义从其本质属性上说，从创立开始就超越狭隘民族观念、是全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是具有世界普适文化性质的。但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产生影响和作用，总是同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群体发生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受众总是民族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总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具体实践，它对具体实践的指导必须同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其传播模式必然带有特定民族文化的形式特征。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民族性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的民族化或本土化过程，要求这种传播模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基本原则基础上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尊重和开发利用民族文化的优秀资源。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民族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的保证。

3.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具有开放性

由马克思主义内容结构的多学科综合性和它在传播中与各种文化体系的关系，规定了它的传播模式必然具有开放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材的来源看，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文化系统是批判汲取、改造利用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鉴别、融摄、指导、引领和推进各种文化体系。这样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多学科综合性，从其世界观上说，它是人类所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从其方法论上讲，它是反映客观辩证法的不断积累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结晶。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也决非“知识的总汇”，但是它总是站在哲学的高度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思维，它的社会功能是综合的、全面的；虽然它并非居高临下、唯我独尊，但它宽远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使它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进步文化的总代表；它既以怀疑的眼光审视周围的文化现象，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评价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把它们当做发展自己的营养宝库。由此，开放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对其传播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必然具备的重要特征。这种模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中，总是面对周围的所有文化，不仅承认，而且倡导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不仅广泛包容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优秀文化，还在其传播中随时与它们保持互动交流，形成健康丰满、向前涌动、积极进步的文化潮流。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开放性就是指它的多向性和互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广泛涉猎文化营养的必要保证。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渠道

文化传播渠道是承载传播内容、连接传播者和受传者的通道，包括承载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和手段，也包括实现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由于它是使文化信息从传播者向受传者流动的中间环节，所以也称为“中介”或“媒介”。能够导引和运载文化信息是传播渠道或媒介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其中，承载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技术手段及其各种相关的物质条件本身也属于物质文化范畴，而实现信息传播功能的方式和途径实际上指的就是传播双方从事文化活动的社会形式。整合传播渠道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媒介因素并发挥它们特定信息传播功能，具有制度性、行业性、规范性和稳定形式的文化传播系统就称为“媒体”。与之相应，从传播的物质工具和手段上说，随着文化传播的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了语言、文字、电讯模拟和电子数字等传播媒介；从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上说，有人类早期自然血缘所至的族群繁衍和分化，也有时常发生的由种种社会因素造成的民族的迁徙和融合，还有经常发生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如劳动产品或实体商品乃至劳务流动等经济活动和文化产品、科学技术等交流活动。最为直接明显、稳定确切的传播渠道莫过于人们的宣传、教育、科研、文学、艺术乃至宗教等文化活动，可以说这些文化活动，尤其是宣传和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科学技术革命是文化传播媒介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告诉我们，传播工具和手段的每一次飞跃，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传播媒介和媒体。可以想象，语言的产生开创了人类特有的意识文化，也可以理解口传文化开通了宣传、教育等传播渠道。此后，文字、竹简、纸张、刀笔乃至印刷术和书籍等等，这些物质文化的产生，既使文化传播开通了人际关系上的时空隧道，使人类打破面传口授的限制，创造出跨越地域和代际鸿沟的传播渠道，又创造出崭新的媒体及其相应的行业、职业和阶层。随着电力技术和电子技术的运用，不仅创造了大量方便实用、愈益节省资源、日新月异的媒介媒体，还使文化传播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大为提速，令人惊叹地缩短着人们的时空距离。

相对于传播媒介的日益进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生逢其时，它和所有现代文化信息一样，获得了各种现代传播渠道及其媒介媒体的优势，这是它产生以来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得以迅速而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从形式上看，是不能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特殊性的，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对先进传播媒介媒体的依赖和需要看，这仍然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性质特征的特殊性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体系，要求它的传播渠道全面、具体、准确、真实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能够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可以把这个要求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保真性。保真性把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同那些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肤浅理解甚至歪曲篡改其精神实质的传播渠道区别开来，更把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同那些只能靠诡辩、伪装、欺骗来实现传播的传播渠道区别开来。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大多数人，它的价值受体是全人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人民性、大众性必然要求它的传播渠道也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大众性，要求这种传播渠道能够指向任何社会成员而不遗漏，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同那些所谓“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的传播渠道区别开来，更把它同那些体现和强化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对立的传播渠道——诸如“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和“女人无才便是德”、“劳心者”和“劳力者”、白种人和黑种人、“土著”和殖民者等——区别开来。如果要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对其对象有所选择的话，那么选择的不是“有的人‘是’”或者“有的人‘不’”，而是针对传播对象的特殊性更为具体地选择传播的工具或方式以及传播的程序。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人民性和大众性，既坚持“有教无类”，又讲究“因材施教”、区别对待、循序渐进；既要充分利用各种专业的媒介媒体，又要讲究通俗化、大众化，尽量采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体形式。此外，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它不能固守在那些较为传统的传播渠道领域。那些越来越现代的传播媒介媒体既因文化传播而生，同时又是最先进的媒体文化和必须尽快认识、评价和占领的文化阵地，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是工具、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又是文化素材、经验事实和理论概括的关系。如何与时俱进地利用这些先进的物质文化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对之恰当及时地进行理论概括、价值认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分析研究中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以欢迎的姿态和卓越的远见对待媒体文化的新发现，无论从实践的还是从理论的时代性、先进性要求上，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容纳新生事物的鲜明特征。

（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

这里的传播对象并非传播的内容对象，是指受传者或者受众，是接收信息的主体，是传播过程的目的地。既然受侍者也是人，就绝非是完全被动的。一方面，主体的选择性使受传者对信息的接收是自由自觉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在传播持续进行或者循环中，任何受传者都并非总是传播的终点。只要是人，他生活在人群中，就必然与他人有信息的交流和互动，就既可以是受传者，也可以是传播者。所以传播对象不仅是信息的主动接收者，而且还是信息传播的反馈源和“中转站”，其中还包含着信息的再加工及其增益。西方传播学中曾经有人提出过“靶子论”，认为受众只是信息传播中的靶子，将传播对象视为完全被动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分析，传播对象在传播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可忽视。传播对象是传播活动和传播模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传播活动发生的重要动因及其目的之所在，还是传播效果的直接体现者。传播模式的差别也常常取决于受传者接收信息自觉与否和自觉的程度。可以想象，受传者完全被动地接收信息的传播模式，同受传者主动搜求自己所需信息的传播模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过程和传播效果上有多么大的差别！尤其是那些“自在”的并无直接传播人存在的信息传播，受传者的主动性就更为重要。因此，受传者的需求、素质、能力以及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思维方式等这些主观因素，都会对特定传播模式的形成及其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上，表面看，似乎传播对象同传播者的一致性是由传播一方决定的。而实际上，无论传播双方的一致性还是传播效果，都首先取决于传播内容。如果仅从“消息”或者“知识”层次“传播”马克思主义，那么传播对象是适应或者服从传播者的，因为消息和知识的真伪不是一个受传者主观选择的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是包含强烈价值取向的信仰文化，所以如果要超越消息和知识的层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及其相应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就必然牵涉受传者的主体选择性，这里，传播对象种种主观因素的作用会尤显突出和关键。

所以，就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而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实质是科学的信仰文化，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选择自己的传播对象，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愿意并邀请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同盟的改组工作，才有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第一次结合和初步传播。同样，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世界各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个人和组织，他们无一不是主动地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存在受众的“被动”甚至被“强迫”的情形，如列宁讲的“灌输”的受体，但如果传播效果是成功的，那就意味着也包含着传播对象的主动选择，否则传播就是失败的。所以所谓“被动”“强迫”或者“灌输”，只能理解为形式上的引导。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最终必须启动和激发受传者的能动性和主体选择性，才能实现真正的传播。对传播对象进行引导的必要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等传播渠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决定了这些传播渠道所要达到和所能达到的目标，同时也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都要调动主观能动性。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中，主动性是传播双方的共同特征，从而可以把此模式称为“双主模式”。基于传播对象的主体选择性，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不能靠强制力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及其革命性和真理性去争取群众，只能靠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有效指导及其达到目的的功效去赢得群众。因为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两端心心相印、彼此呼应的时候，只有当传播者了解并适应受传者的需求和接收能力的时候，只有当受传者产生了接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意愿，甚至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以后，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得到传播。传播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激励受传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适应其思想政治转变的需求，这种关系模式，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不同于其他传播模式的重要特征，又是它对传播者、受传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要求。

受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中的广大性，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模式的重要特征，这种广大的受众在马克思主义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文化传播活动中被称为“人民群众”，由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大众化要求。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中至关重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媒体的传播活动中，就是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和把关意识。而这些意识说到底不过是人民群众接受、传播和共享先进文化的民主意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既靠大众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又靠大众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民主精神。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必须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做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教育活动，而非宗教式的“先知先觉”者的“布道”行为。同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发展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成了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结合、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概括总结实践经验的持续发展过程。这种传播模式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机制，其传播效果是任何其他传播模式所不可比拟的。

（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可以从质和量两个维度去理解，从质上说，是指受传者在接受信息刺激后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反应，以及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从量上说，是指所传信息最终产生影响的广度、深度及其持续时间。传播效果显然是传播模式作为一个系统因各构成要素共同发生作用所造成的综合结果，无论传播者还是受传者，无论传播内容还是传播媒介，对传播效果都有直接影响。从传播者角度看，传播者的传播目的是效果的主要参照，从而有正效果和负效果之分；从受传者角度看，传播效果是由它来直接体现的，它的主动性程度也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从传播内容看，传播效果就是信息是否如实到达目的地、对受传者及其社会存在条件造成了怎样和多大的影响，原来的信息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从此角度着眼，有人将传播效果分为规范性效果、确认性效果、共鸣性效果、理解性效果和享用性效果等等；从传播媒介看，传播效果总是同一定媒介相联系的，有什么样的传播媒介就有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它主要从传播的时空形式上影响和制约传播效果，是导致效果的宽窄、快慢和时效等量化特征的关键性因素，从此角度，有人将其分为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和潜在效果，也有人将其分为暂时性效果和持久性效果。

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和它在变革旧制度、改造旧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以及它自身与时俱进的发展，都从总体上显示出了它传播的正效果，那是任何文化体系传播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传播效果，不在于重复它获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而在于它为什么和怎样获得如此效果的。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它的传播效果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积极的或成功的，要求我们既要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注意吸取失败的教训，其目的当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取决于它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是否结合以及结合的程度。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离开武装群众、离开实践的需求，纯学术地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好结果。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不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思想原则的。与其说它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如说它们传播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这些传播方式的后果，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正效果，只能导致消极的甚至严重伤害马克思主义的负效应。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来那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不断纠正那些错误的传播方式、克服它们造成的负效应的基础上，才卓有成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同他们的实践紧密结合，显然是一个全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的系统工程，这种传播模式所获得的成效，是各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首先，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无往而不胜的传播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它的内容既是革命的学说，又是科学的真理，不断向实践转化又不断从实践获得营养，具有永葆青春的强大生命力，具有其他任何思想文化都难以相比的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鼓动性和吸引力，以及对实践的指导性和驱动力。其次，传播者群体的传播风格是影响传播效果大小的重要因素，优秀的传播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播风格，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表现去影响和征服受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兼有学者和斗士的素质和风格，特别是在同妨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潮进行理论论战、开展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战斗中，其斗士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周围形成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既有卓越的理论造诣，高尚的精神品质、严谨的学风和求实的作风，又是技艺高超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人格魅力，具有常人难以相比的强大号召力和感染力。如此优秀的传播者队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强大优势。再次，传播工具与传播手段等媒介决定着传播的速度、范围和效率，也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着全部社会生活，尽其可能占领各种媒体阵地，营造了先进文化优势传播的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现实，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最后，传播对象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传播者只有根据传播目标有针对性、有层次性地区分和选择传播对象，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的广大性及其大众化要求，更需要讲究层次性和针对性，在以平等的眼光和民主的态度面向所有人——包括教育改造剥削者和自己的敌人——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区域和人群，有区别地对待自己的传播对象，这就是根据传播对象的阶级阶层、品格素质乃至职业特征等等社会存在状况，有层次性地选择传播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具体内容及传播渠道、方式和手段，并循序渐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达到培育“四有”新人乃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境界的教育目标。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结构特征，既体现为各结构要素分别的特征，又体现为它们互为条件、相互依赖的关系特征，不仅从总体上是各要素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各要素特征也是在与其他要素的功能关系中才能够具备和得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