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走向和趋势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走向和趋势，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长足传播和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面临的新情况

全球科技创新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和对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全面更新升级，是社会历史条件日新月异变化的根本原因。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促使人们社会意识观念及其文化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从而从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全球科技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尤为突出的是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它们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单从这些高新科技的研究和掌握运用，就越来越紧密地把全人类联为一体，因为这些规模浩大且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科技项目，是超越传统社会阶级对立及其在国家和民族关系上的对抗的。虽然把高科技用于剥削，甚至用于社会对抗和自相残杀的现象仍在继续，但和平利用、造福社会的呼声和趋势已经空前明朗。科研合作和利益共享既是世界和平和和谐发展的纽带，又是消除阶级对立和民族隔阂的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高新科技愈益快速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使人类生产方式也超越国界快速地提高其社会化水平，合作生产、联合生产乃至全球共同生产，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科技的迅猛发展、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也全面地改变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既面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情况和新机遇，也面临制约其发展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物质条件和动因是科技发展和超越国界的社会化大生产，初起于垄断资本的超国界扩张。当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打开国门，利用国际条件来谋求发展，经济全球化便成了当今世界的大潮流和大趋势。经济全球化无疑给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难得机会，但由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仍然是西方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所以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更多是严峻的挑战。这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全球传播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发展也是挑战和机遇并存。挑战是垄断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大多数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因而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动员第三世界各国及其千百万劳动群众起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机遇是经济全球化从最宽广的地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表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以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核心理论还远远没有过时，这些理论切中时弊的真理光辉和解决棘手问题的对策设计，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人们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强烈要求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努力重构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能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强大的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这种情况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进一步发展的最好机遇。

建筑在世界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格局，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政治主题上，由前半世纪的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后半世纪并延续至今的和平与发展；在政治关系上，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演变为美苏“两霸”的“冷战”对峙，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又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态势。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发展是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基本走向的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强大，空前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广大处于资本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的民族民主国家产生的示范效应，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传向贫弱国家；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毫不迟疑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所形成的潮流，产生了“自然而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最为成功的实践模式。可惜的是这种模式并没有长久地延续下去，由于原苏共把持的共产国际在路线、方针上的重大失误，不仅阻塞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道路，而且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原来强大的苏联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的称呼相对应，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或者“社会沙文主义”）。虽然美苏“两霸”对峙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抗衡的结果，但这种态势并非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因为“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使为谋求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人们望而生畏。而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也因硬性推行使相当部分后起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困境。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全盘否定了由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从而彻底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传播的实践模式。值得庆幸的是，当苏联赫鲁晓夫的后继者们实际上仍然在“苏联模式”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走向反面的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却在冷静地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可以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初级问题”，并积极地进行实践探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突破了社会主义“一国模式论”，又积累了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理论，尤其是自毛泽东以来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传播奠定了丰厚且有吸引力的理论资源。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未来趋势，将继续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实践和国际交往实践中发展演进。

经济全球化以及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当道的国际政治态势，引发了一系列思想、文化上的深层次问题，西方垄断资本及其超级大国不仅靠强权政治维持自己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利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总是用“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用他们那种褊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权观等文化模式武断地劫持全人类，其实质是顽固维护他们既得的“唯我独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但事与愿违，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绑架必会招致更为强烈的精神对立，反作用于政治态势，必然促使“单极化”格局向“多极化”演变，世界文化仍然向世人呈现丰富斑斓的多样性色彩。正如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世界文化也同样是多样性的和谐整体。全世界价值主体的区别和对立，是思想文化多样性和意识形态对抗性的客观基础。当今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情况，同样即使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强势渗透的严重阻碍，又存在马克思主义代表世界文化前进方向的和谐包容多样性民族文化，从而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中广泛传播的现实可能性。

（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新要求

社会历史条件的新情况向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既要保持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理论特征和社会功能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地改善和优化自身。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新的时代要求为依据，以新的实践任务为载体，以制度建设、形成长效机制为抓手，及时调整、改革、完善乃至更新升级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着眼于结构分析，新时代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提出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适应传播者和受众关系的新变化

首先是对“传”“受”双方精神状态的要求。不言而喻，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流程中，除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进入这个过程的所有人都首先是受传者，然后才有资格当传播者。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一方面，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社会存在条件，尤其是政治立场、态度乃至一定的思想基础才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只有精通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够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由于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文化，又是信仰文化，要当好先生，不仅“授业”“解惑”，还要“传道”。而要“传道”，只有“真知”才能“真信”，只有“真信”才能“真传”。马克思主义信仰并非宗教，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一讲自觉，二讲科学，是对科学文化的自觉信仰，直接地说就是一种科学信仰。这里讲的“自觉”，既指积极主动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又指立场态度的自觉状态——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亦即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一边的。这里讲的科学，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及其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信仰既以自信为条件，又以自信为表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指引的实践道路和在实践考验中形成的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备受争议、歪曲或非议，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不利环境中，这种自信心无疑是信仰坚定性的直接表现，是弥足珍贵的。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仅是一个坚定信仰的问题，还是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性问题，因为这种自信，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感染力和感召力，它用传播者的坚强自信传播马克思主义信念，既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成功经验，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尤为重要的要求。其次是对“传”“受”双方关系模式的要求。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受传者的接收行为是而且应该是充分自觉自愿的，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的，加上文字及其印刷品等传统媒介对大众文化传播的制约，“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知识精英，无论在创立还是拥有马克思主义上都必然地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流程中自始至终发挥着积极主动的关键性作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总是处于“传”“受”关系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和继承者对人民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模式，除了那些拥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当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受传者时是充分自觉自愿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受众基本上都并非是充分自觉自愿的，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精神向导”对于他们无疑至关重要。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被动接受者的比例会更大。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创造了愈益优越的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也向构建马克思主义“传”“受”关系新模式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尊重知识分子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充分相信他们趋向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信仰的自觉性，据此调动人民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要突破传统纸质媒介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限制，适应大众传媒的新变化、新特点，注意现代媒体愈益加强信息受众自主性、参与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征，综合协调地开发利用各种媒介媒体，改革改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技术条件。概而言之就是要根据传播主体和传播条件两个方面的新变化，去构建马克思主义“传”“受”双方均能充分自觉主动的“双主模式”。

2.满足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需求

传播内容是传播模式的主题和核心，任何传播模式都因其传播内容而存在；而内容的传播又依赖于它是否满足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传者的实际需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一样，其基本前提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时代需求在任何时候都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满足时代需求的关系，既铸就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向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发展不断提出新要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了，要求传播模式也要跟着发展；另一方面，传播模式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去满足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需求。可见，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新要求，首先是其传播内容亦即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只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满足时代新需求，才有传播的必要和可能；其次才是传播模式如何适应新的传播内容的需求问题。概略地说，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条件下，当代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科学认识、正确处理本国经济社会及其发展问题，而且要有助于解答、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和“和平发展”的国际关系问题，在这些至关重要的时代主题上满足世界和谐进步的新需求，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播模式的时代要求。

3.科学利用现代传媒的文化建设

传播手段、媒介及其传播渠道等是实现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尤其是现代传媒越来越依赖于各种优越的先进的技术条件。这些文化信息传播的先进的物质条件，不仅引起传播模式的深刻变化，而且本身也以媒体文化的形式进入新文化行列，汇入社会文化整体之中，赋予整个社会文化的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从传播内容上说，要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保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传播形式上说则要同时代已经提供和所能提供的传播条件保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满足时代的新需求，必须及时总结概括包括媒体文化在内的新文化、新成果而充实自己；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总结概括媒体文化新成果的基础上，也要从传播形式上充分利用时代提供的各种传播条件来改善、变革和发展自己的传播模式。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纸质传播媒介为主的时代，依赖于以纸质媒介为主的传统渠道得以广泛传播和持续发展。当人类掌握了电讯电子光子等信息传播技术之后，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已经大大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的纸质文字传播媒介的局限，将文字传播的间接形式变成了超越时空限制的音影直接传播。也许信息传播主要形式的变化并不能直接作用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精神、意志和思想观念的传播，但问题主要在于，这些传播媒介的变化已经引起了大众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以读书看报为接收信息的主要形式，而是以直接的音影为主，那么马克思主义主要依靠纸质书籍报刊等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方式就必须改变。现代信息技术全面彻底地向大众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文化传播除了那些人们熟悉的方式，越来越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日新月异，使现代传媒呈现多样化趋势。我们当然不能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传播媒介已经或者将要替换传统媒介，恰恰相反，除了那些靠音影技术直接传播信息的媒介外，几乎所有现代新媒介都仍然是以传统的文字符号为基础的，它们改变的不是文字符号，而是承载文字符号或者思想观点的物理“基质”。由此要求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在媒体媒介上不是“弃旧换新”，而是尊重媒体文化的多样性和规律性，适应媒体技术的革新，综合协调、全面及时地掌握利用现代媒介，促进新旧传媒的结合、对接、转换及其共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20世纪“冷战”时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利用现代传媒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逼迫我们也利用相应的技术实施干扰、抵制和封堵，虽然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文化对峙并不取决于现代先进的媒体技术，却从反面凸显了现代传媒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与其用先进的媒体技术去“隔离”文化渗透，不如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那些现代传媒，在这块新的阵地上同一切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障碍一争高下。如今对全球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最大最深的莫过于网络传播模式，以“网络型信息”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群比例越来越高已是眼见的事实。“网络型信息”培养了“网络型受众”，首先，网络型信息由于技术条件的工具性质而良莠杂存，几乎不受意识形态阶级属性的限制；其次，网络型受众面对庞杂的网络文化信息必然分散其对意识形态的注意力；再次，网络型受众面对网络型信息拥有几乎不受控制的自主选择权；最后，网络型信息几乎完全打破了“公私”限界。如何顺应这种网络传播模式的特征和规律，营造先进文化占领网络传媒的强大声势，获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良好效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面临的严峻的时代课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先进文化建设的十分紧迫的时代重任。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发展的新趋势

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从形式上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历程中理论形态的多样化趋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多样化、时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趋势。

1.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十分全面的社会功能在其传播中同多样性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相结合，从而决定其传播模式将会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基本上是从较为单一的理论形态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转化。这个时候人们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唯一的”或今天看起来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去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并无理论形态上的分歧。随着列宁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可能且必要的多样性初现端倪。其实因国际工人运动的分化而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分化，从19世纪末第二国际后期就开始了，其结果不仅形成了列宁主义，而且还出现了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形态向实践转化的同时，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环境的差异，还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曲折反映现实状况甚至远离实践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由于出现了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越来越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肤浅地从理论形态的名称上去辨别“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多样化发展中，“实践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主线。即便如此，随着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的变化，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也在不断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多样化不仅是横向分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纵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形态，是实践化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典型。显然，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它们的传播模式也总是不相雷同、具体多样的。除了理论形态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媒体媒介乃至传播手段渠道等等的具体多样性，也是导致其传播模式多样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文化传媒形式的多样化也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趋势。

2.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马克思主义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既反映又助推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用“时代精神的精华”描述马克思主义恰如其分。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特征时，无不与开放性、创新性、长效性和先进性等词汇相联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理论体系，使其能够不断总结概括来自实践、来自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优秀资源而形成创新，能够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而永葆青春活力，能够走在时代前列而具有超越所有现实文化的先进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始终具有时代化发展趋势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越来越证明，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时代化趋势，既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反映，又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长效机制。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时代化不仅集中体现在其传播内容的时代性，而且还体现在其传播主体——“传”“受”双方——身上，因为他们都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时代的主体。同时，最能标志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时代化的是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反映最新科技手段的物质条件，它们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新旧程度最为精确的标尺。

3.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民族化趋势是由马克思主义实践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走向实践，而实践总是具体的，既是时代的，也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因而呈现出民族化发展趋势。由于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世界性的，它一旦传到不同的地区或国度，同这里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同传入地的民族文化优秀资源融为一体，因此，马克思主义走向实践的传播过程，就是同具体的实践及其主体——民族的主体相结合的过程，其必然结果是形成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的理论形态，亦即民族化或“本土”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历史证明，民族化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践结合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具体的民族实践及其民族主体相结合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主要、最基本、最常见的模式。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虽然他们基于德国阶级斗争现实已经论及民族问题，但那时他们强调的只是在欧洲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环境中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斗争，政治斗争的性质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还谈不上“民族化”问题。当后来欧美资本主义走向国际垄断，最终发展到称霸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最高阶段，少数资本帝国主义同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国家的矛盾日益突出尖锐，民族国家的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运动必然成为国际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向世界各国传播的重大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打出了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正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结果。列宁主义的诞生表明，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民族化趋势这时已初现端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浩大趋势。在此趋势中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马克思主义众多民族化形态，经受了随后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斗争洗礼、大浪淘沙，淘出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真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列宁主义之后最具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态，在当今世界产生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上一轮民族化趋势的结晶，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传播的新的民族化发展趋势的端倪，民族化将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发展的新趋势展示在世人眼前。

4.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事业是人民大众的事业，最高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达到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因而它既是关于大众的理论，又是必须由大众掌握的理论。从它的辩证性、抽象性、至真性和先进性看，它是高深不凡的“阳春白雪”；但从它的普遍性、普适性、大众性和人民性看，它又是惠及所有人且乐于接受的“下里巴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和普适性奠定了它超越地域、民族狭隘性的逻辑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以世界文化的身份得以传播的。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的大众性和人民性，又奠定了它突破地域分割、民族隔阂的逻辑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个场合都能最充分地反映和代表尽可能多的人群乃至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虽然马克思主义是由个别知识精英创立和发展的，它的传播同任何文化信息的传播一样，其传播主体总是由少及多的过程，但它的人民性和全人类性决定其必然呈现大众化趋势。也许相对于传播者一方大众化并非必须，但相对于受传者，则必须是也必然是大众化的。既然面向实践、武装实践着的人群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质，那么在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基本传播模式中，每一传播周期在主体人数上都必然是显著放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大众化趋势也必然要求尊重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不同特点，照顾他们深浅不同的需求，采取多样化的传播模式，从此意义上说，通俗化、多样化和民族化其实都是大众化的应有之义。应该说，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发展的最反映其本质的趋势，从时空特性上说，它与时代化趋势相对，如果说时代化显示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时间坐标，那么大众化显示的则是水波扩散一样的空间坐标。在历史上，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实践着的人民大众相结合，总是高屋建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工农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用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改造利用民族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播模式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楷模。在当代世界，“阳春白雪”似的“学术化”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经远离实践、远离大众走进死胡同，而将“阳春白雪”向“下里巴人”转化，亦即多样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却前途光明。此外，从现代媒体所呈现的大众化趋势也从形式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大众化，从此意义说，掌握利用现代大众传媒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的时代化，其实质仍然就是大众化，即大众化发展趋势也要求时代化。

【注释】

[1]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2]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3]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