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和普世伦理

(二)他者和普世伦理

哲学为什么没有被遗忘？不仅因为现代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需要传统哲学智慧的启示，也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现代人处于伦理的危机之中。在康德逝世两百年后，当代政治哲学家、道德哲学家一再求助康德，康德的实践理性、历史理性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他的“永久和平”、“世界公民”的政治想象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人们真的要再一次“回到康德”吗？其实，按照黑格尔所说，人类认识的“圆圈”，认识史，特别是哲学史，总是不断地返回到它的思想起点。如前所述，个体理性、技术理性的自我意识无法确立真实的自我同一性，从而它也就不能以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建立人类共同生活的伦理基础。寻求普世伦理的需要必须求助传统哲学。

西方传统哲学普遍理性的人类自我认识关注的是没有个体差异的纯粹思想。苏格拉底的对话的辩证法显然意识到现实个人意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对话的目的则是要达到无差异的普遍理性。黑格尔在巴门尼德的纯思中看到辩证法的起源，感觉到思想回到思想家园的亲切感，而他本人的逻辑学的辩证法，则描述了经过诸多精神现象或意识形态之后的纯粹思想的必然运动。从人类的、普遍的、纯粹的思想视野去看理性、思想和精神，思想是以思想为对象的唯一主体、实体，是没有他者、没有对待的绝对的思想、无限，因而是自由的思想。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思想和意识的差异，已经被精神的发展扬弃于纯粹思想之中。在思想的王国里，人类成为无差别、无个性，因而也没有矛盾冲突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一意义上说，传统哲学是以超越的理想化解现实的利益冲突和伦理矛盾，以德性亦即理性的提升作为道德的目的，普遍适用于整个世界的道德法则只能是理性的法则与德性的升华和教化。

在现代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的道德原理缺少个体性、现实性的原则，不能成为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受到现代哲学最激烈反抗的黑格尔哲学是极端的理性主义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视野中，现实的、感性的具体个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横扫欧洲的拿破仑也不过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完成了历史理性任务的英雄人物像是没有了果实的空壳。个人的死亡反倒有些意义，因为这唤起了人们的普遍的伦理意识。从纯粹思想、普遍理性的关怀看，伦理、国家这些似乎抽象的存在更具有理性的实在性。黑格尔把国家视为理性化身的国家主义哲学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不同方面的批判，阿多尔诺、利奥塔都指认黑格尔的“同一性”是死亡哲学，国家对个体的高级理性地位散发着法西斯主义的气息。在我们看来，黑格尔可能过于偏爱历史目的论的体系的完整性，以至于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区分也中介化了，市民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亦即后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被轻易地转化为理性国家的逻辑环节，从而必然受到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颠倒，受到新老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

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实质是理性、精神作为实体和主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主体的本体论。它虽然揭示了精神发展过程的矛盾和冲突，如主人和奴隶意识冲突等，但其全体自由、人类自由的历史目的论却不可能真实面对个人自由、阶级解放这些实质伦理学的问题。马克思力求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整个人类解放统一起来，通过最后一个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解放，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解放叙事”，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理想，是明智的资产者也能接受的具有最高普适度的普世伦理。个人主体自由与人类主体自由的完美统一，也必然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所谓现代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问题只能在此基础上得到解决。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摧毁和解构却不相信马克思的“解放叙事”，认为它与启蒙叙事、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叙事等一同作为宏大叙事，承诺了虚幻的、想象的、意识形态幻象的人类主体，所谓继上帝死去的“人之死”意味着大写的人类主体的死亡。德里达、福柯等似乎还坚执着个人自由主体的原则，而利奥塔和齐泽克等则把个人主体也消解在多样的结构和语言游戏之中。^[4]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将面对的是一个无人的无限伸展的符号系统，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古典哲学的一个根本洞见是人是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知其所知，觉其所觉。康德所说的先验自我是意识固有的机能。人在所知、所觉中难免有误知、误觉，特别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乃至公开暴力的诱导、威逼、欺骗等作用下，难免有虚假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所谓我是假我。但即使是最彻底的无我论者，也必须以某种自我统一性坚执自己的无我论主张，仍是有我，且是一个较为执着的自我。有自我，才有他人或他者，才有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勒维纳斯敏锐地指出，后期海德格尔超越主体形而上学的寻求，即使理性之光进入主体澄明的存在论前提，即是他者、他人的面孔，从而存在论即是他者伦理学。^[5]他人的面孔是走出自我、走向无限和上帝的存在论起点，这是新的现象学的超越论的道路吗？不管怎样，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等无情的现实，把最低限度的普世伦理或罗尔斯所说的全球“重叠共识”，作为最紧迫的哲学任务推上了世界哲学的前沿。

在一个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时代，寻求和建构全球“重叠共识”或社会同一性的努力，总是要避开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思想陷阱，总是担心沾染上形而上学的霉菌。罗尔斯一方面求助于康德，一方面又要和康德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通过康德可以建立起正义原则的普遍有效性；排除康德的自由本体设定可以接近西方民主社会的理性人的政治经验。哈贝马斯也力求在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区分中，建构自己的对话伦理学。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在理想的语言交往条件下，新的社会同一性或团结的一致性是可以预期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哈贝马斯的透明的、完善的交往主体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下的选择正义原则的理性人也难逃类似指责。这似乎意味着任何普世伦理的寻求总是形而上学的；而如果普世伦理真的是时代的紧急需求，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逃避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我们要自觉地利用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而不必屈服于反形而上学的时髦。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理论中，也许缺少人类主体的他者，但肯定不缺少个人主体的他者或他人，自我意识同时即是他者意识。在康德和黑格尔的世界公民和世界精神的理解中，包含着一切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基本原则，即人的精神同质性的先验形而上学设定。出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他人，不管事实上处于何种精神发展水平和如何奇异与怪诞，用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有怎样的裂缝和不可弥合的创伤，我们都必须把他视做与自己一样的自由本体，否则就没有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套用康德实践理性的论证方式可作出最简单的证明：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人的先验同一性；人的先验同一性是普世伦理的逻辑前提。道理是如此简单，交往、对话与和谐共处的前提是承认他者是可以理喻的，可以达到与我们一样的理解和共识。事实上，文化的多元和世界观的差异亦即经验形而上学差异，必须在先验形而上学同一性中得到理解和沟通，否则，无需对话和交往，只需亮出自己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