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共生到普世哲学

人类对神奇自然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欧洲文明进程中的科学、逻辑、实证传统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卡罗琳·默切特（Carolyn Merchant，1980）指出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产生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崭新眼光（a new way of looking）。尤其自笛卡尔以来，人类自身主体意识逐步膨胀，开始将自身与客观世界隔离开来，将自身作为观看客观世界的主体，这种主客二元论（dualism）使人以外的客观世界成了一个被动的、静态的，可以被控制、被宰割的无限空间。二元论偏离了生物共生的自然法则，但却主导了人类近代以来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尤其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主体欲望的车轮正在疯狂驶向自身灭亡的边缘。人口爆炸、村庄消失、城市扩张、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等尽在耳目，看似隆隆的城市繁华景象掩盖不住乡村天然生存的悲凉，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成为我们内心挥之不去的焦虑，人类的唯我独尊、自我中心主义给自然、社会、生态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正考验着人类自我拯救的理性与良知。好在人们已在齐力凝聚全人类的正义力量，竭力遏制人类的狂妄：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155个国家签署了《里约环境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21世纪议程》（Agenda 21）、《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森林可持续管理原则》（Principles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s）、《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等文件；后来又签订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1997），规定各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标准，为的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自然生态造成伤害。我们期盼有朝一日人类文字上的约束能变成理性与良知上的自觉。

生物共生学的发展为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提供了理性思考的依据，“共生学”不但成了诸多生命分支科学的“理论网络”，而且上升到了一种生物哲学，并迅速辐射到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管理、教育、美术等诸多人文领域。人们对自然界及人文领域诸多问题的困惑，莫不是以共生为前提和归宿。可以期待，共生学作为一种普世哲学为人们接受的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