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性的哲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注目于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就密切关注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就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已经出现了“世界的文学”亦即世界的文化。他们紧紧捕捉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搏斗的基本矛盾，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剥夺剥夺者”，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基本对策，给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以崭新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全世界而思考，因而他们的哲学才能属于全世界。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和交织在一起，以至有的西方学者把人类今天所生活的地球称为“地球村”。当代的世界性问题或全球性的矛盾和冲突也更加复杂、深刻和难解。整个人类文明面临着生态、核战争等全球问题的严峻威胁。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必须以巨大的理论气魄概括和回答这些问题，才能保持和增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影响，才能使其具有永久的思想魅力。
我们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今天一些激化和尖锐化的矛盾和冲突已显露出萌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曾敏锐地捕捉住这些萌芽状态的全球性问题，并给出一些科学的回答。只要我们深入发掘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借鉴国外学者的某些研究成果，经过大胆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我们就可以对当代一些全球性问题给出接近正确的回答。
比如，与当代的污染、能源和生态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相关，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论述了自然、人和社会的高度相关，以及三者和谐统一的唯一途径。恩格斯论述的要点是：(1)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支配自然；(2)人不要陶醉于自然界的胜利，人属于自然界。人的活动受自然规律制约；(3)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自觉地控制和调节，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单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因为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获得利润。
注目于当代全球范围内关于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爆炸、生态破坏等方面的讨论，我们看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和对策往往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他们有的企图诉诸人道主义的感召和劝告，如罗马俱乐部的首脑A.佩切伊认为，人类的命运所依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素质，然而他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私自利似乎并无办法；[1]一些生态伦理学者呼吁要扩大我们的移情作用，人类要承认树木、河流、山岭和海洋都有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权力，人类要成为自然界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好公民，把良心和义务扩大到自然界，等等。很难说这些合理的劝告在冷酷的资本主义世界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持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者寄希望于信息革命，然而，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决不仅仅是认识的问题和技术的问题。不改变当代世界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人类文明的困境似乎难以摆脱。
面对上述的当代全球性问题，重新理解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态平衡等全球性问题上有着巨大的解释功能和批判功能。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当代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可以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完全准确地预见到当代世界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自己时代的世界性矛盾独立思考和探索，在全球性问题的热点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代全球性问题的一个热点是和平问题。世界哲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科希教授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和平应该是哲学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他号召哲学家指出什么是真正的和平，揭露和谴责反对和平的态度和实践，指出和平得以获得的条件。[2]中国哲学工作者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在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中系统地论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回避的。
不能否认，随着核武器这种具有超杀伤力量的怪物的出现，无论是从经验常识的水平看，还是从哲学反思的层面上看，当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已具有某些新的意义，在19世纪，黑格尔可以乐观地把战争看做激发民族精神活力的东西，今天的一些西方学者则看到，“种族灭绝，在人类完全毁灭的绝对和最终的意义上说，由于精心策划的和科学的方法而终于成为可能的了”[3]。核战争已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最大威胁。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的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等基本原则，仍然适合我们的时代。科学地分析和认识战争的根源，是实践地消除战争危险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在核战争恐怖面前丧失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同时，我们也不相信软弱无力的人道主义说教就能消除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寄和平的希望于世界人民，等等。总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核战争威胁毕竟是近四十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仅仅凭着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就能对这一重大社会性现象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解答。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所进行的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并批判地吸取他们的某些研究成果，把它及时地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中。比如，我们可以在“阶级、国家、革命”这个总题目中，系统地论述当代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表达我们对什么是真正的和平、什么是和平得以获得的条件、如何限制和消除核武器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我认为，上述生态、环境和核战争等全球问题，不是外在于哲学的问题，而是当代哲学的根本课题。哲学作为时代文明的灵魂，必须回答威胁文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哲学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理论表达，必须密切关注当代人类的历史命运。我觉得，当代全球问题的实质，可能是人类在自己文明活动的结果中，如何克服某些文化教育的偏离，自觉调节和控制文明的方向和进程的问题。西方一些对人类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的学者和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重大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即在必然性的制约下，自觉地创造历史和文明的时刻正在到来，如果这种看法有些道理，我们或许可以从当代全球性问题中，模糊地辨认出当代世界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体认出当代世界的时代精神。
按照我们的看法，当代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特点，似乎是在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相关的自觉意识基础上，谨慎地、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活动。这也表现在当代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发展中。近代哲学基本是关于理性威力的学说，而当代哲学和科学的基本精神，则是谨慎的、尝试的、概率统计的精神，这可能是人类理性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对理性和科学技术的盲目的信仰，以及对人的能力的滥用中解脱出来，即便不是当代世界的时代精神，至少也是当代世界精神的一个基本特点。
总之，我们需要在当代全球性问题的热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些难点、热点上，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难点和热点，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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