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世界历史的新境界

二、探索世界历史的新境界

同样是研究世界历史，往往有其不同的方法。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研究上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使研究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力求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考察世界历史，自然离不了对投资、贸易、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等具体问题的分析，舍此无法探寻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其他政治、文化联系等。但是，仅靠这样的分析、研究，又不足以深刻地把握世界历史。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像时下一些全球化论者那样，仅仅停留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从历史观上予以说明。纵观马克思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他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其前期，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发现以及整个唯物史观的制定结合在一起进行的。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探讨，从总体上弄清了社会形态的内在联系以及演进序列，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像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就是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概括出来的。在其中期，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同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一方面以英国为典型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又从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当时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因为规律总是体现为重复性，而这种重复性只有在比较研究了各国的情况之后，亦即在研究了世界历史之后才能发现。在其晚期，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同对人类最初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东方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借助世界各国情况的对比分析，逐渐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解开了“史前社会”之谜；同时借助这种分析，弄清了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提出了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可见，马克思对各种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是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不仅通过世界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概括出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对世界历史本身也是从规律性的高度来探寻的。像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考察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历史之中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会扩大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则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因此，世界历史是从生产力发展规律自然引出来的。而世界历史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显然也只能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来进行。

二是把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制度分析相联系。西方的全球化研究，除了少数学者外，大多数是离开社会制度来一般地谈论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等。尽管他们提出的现象和问题是值得高度重视并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方案却是不科学的，而且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也讲世界历史，但不是脱离社会制度抽象地谈论世界历史。他所讲的世界历史，是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世界历史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大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内在本性，驱使资产阶级到处扩张，到处建立市场，因而使以往民族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正因为世界历史一开始形成就明显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马克思把当时的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社会常常作为同等序列的概念来使用，只不过侧重点不同。

世界历史的形成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创造，而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是否也必然属于资本主义？对此，马克思作了否定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目标只能是共产主义。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它既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为共产主义实现创造了新生力量——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这样，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就跟社会制度的演变紧紧联在一起。在这里，马克思并非是在作一种宗教式的预言，而其分析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

注意制度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全球性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全球发展，国际上所谓“第三条道路”、“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屡见不鲜，这些看法不能不引起注意。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固然需要改变，但是完全抛弃制度分析进行所谓纯“客观”的研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

三是对世界历史予以整体的把握。对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问题，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进行研究都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要真正全面、系统地把握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还必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因为离开整体来研究部分，事实上很难透彻地理解和把握部分。管中窥豹，其实连一斑也是很难真正认识的。正因如此，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要求进行的。他并没有仅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来审视世界历史，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所显示的意义就在于：其一，它划了一个时代。如果说各个国家民族的封闭性、狭隘性曾是保持传统农业的主要条件，那么，世界性联系的建立则彻底打破了这种社会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在世界市场的刺激和推动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其二，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3]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活、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既然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那么，变革中的每一部分都必然是相互依赖的。不可能离开相关的其他方面来寻求某一方面的发展。其三，它是新的文明的出现。马克思在许多地方所讲的“文明”主要指的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文明，或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而未进入世界历史的民族则被称之为“野蛮”的民族。如马克思讲，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5]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以往的文明，而只是重在强调世界历史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带来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上述研究方法在国际“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如研究中所提出的“全球化是否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否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等问题，就从不同侧面涉及这些方法。但是，在自觉地并且能够将这些方法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加以运用方面，应该说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思想高度。这就需要加强方法论上的研究，并能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