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友兰、侯外庐、杨荣国等都出版了篇幅或长或短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任继愈主编的大学教材《中国哲学史》也开始出版。对新范式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以哲学史方法论讨论的形式进行着；围绕孔子、庄子、《周易》哲学研究展开了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并有所进展。但是，这期间政治对学术的冲击和干扰仍然十分严重；冯友兰等仍然受着批判。1958年的“大跃进”也影响到学术研究。
1960年至1965年是1949年以来新范式探索的收获期，这6年的成果丰硕，出现了一批通史类著作。冯友兰、侯外庐、杨荣国等都出版了篇幅或长或短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任继愈主编的大学教材《中国哲学史》也开始出版。对新范式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以哲学史方法论讨论的形式进行着；围绕孔子、庄子、《周易》哲学研究展开了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并有所进展。但是，这期间政治对学术的冲击和干扰仍然十分严重；冯友兰等仍然受着批判。任何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都有可能成为批判的导火索。对于学界来说，最为内在的干扰还在于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塑型作用，政治局势、政治观点，尤其是领导人的讲话，如关于阶级斗争的认识，严重地影响到学术研究，客观的真理探索很难进行。1958年的“大跃进”也影响到学术研究。“大跃进”开始后，学术刊物的出版周期加快了，学术文章的长度缩短了；因为要快、要跃进，所以纸张、印刷、装帧、页面的编排版式等方面的质量都比过去大幅下滑。《新建设》、《哲学研究》登载了不少所谓工农兵学哲学的体会性短文。到1964年至1965年间，极“左”的气氛充斥学术界和整个国家，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对于学术观点的政治批判，超过了1949年后任何时候，直到刑事介入；“文化大革命”已是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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