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范式”

4.创建新“范式”

“范式”这个概念是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来的。他是为了说明科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而提出的这个概念。由于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广泛的解释力，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对科学发展模式的解释，而被广泛地运用于解释文学、艺术、哲学等各种文化形式的变革与发展。这就是人们经常听到和看到的“科学范式”、“文学范式”、“艺术范式”、“哲学范式”、“法学范式”、“史学范式”、“经济学范式”乃至广而言之的“理论范式”等等。

在库恩那里，“范式”这个概念是与“科学共同体”(或“科学家集团”)这个概念互为解释的。这就是:“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信奉或遵从的信念与规则;“科学共同体”则是由于信奉或遵守某些最基本的信念与规则而形成的科学家集团。如果把这里的“科学”共同体变换为“文学”、“艺术”、“哲学”共同体，这里所说的“范式”当然也就变换为“文学范式”、“艺术范式”、“哲学范式”了。

“范式”作为“共同体”所信奉或遵从的最基本的信念与规则，它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以至库恩本人并未作出准确的规定。如果可以通俗一些说，“范式”最重要的内涵，是指“共同体”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等等所凝聚成的“解释原则”——如何解释科学(或文学、艺术、哲学等等)自身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

解释自身，就是自我解释。比如，“科学范式”的首要内容，就是解释“什么是科学”，也就是解释“科学分界”问题——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同样，“哲学范式”的首要内容，也是解释“究竟什么是哲学”。这种自我解释，正是“共同体”所信奉或遵从的最根本的信念或规则。试想一下，如果人们所理解的“科学”或“哲学”不是一回事，又怎么会有共同的信念或规则，又如何按照“规则”去“游戏”呢?又哪里会有所谓的“共同体”呢?

自我解释不同，关于对象和结果的解释当然也不同。但在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的解释中，则比较显著地凸现了作为研究结果的关于对象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把对象性理论区别开来的最根本的原理。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原理，使他的天体运行理论区别于托勒密的地心说的天体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使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区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使他的语言学区别于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如此等等。这种作为某种理论生命线的最基本原理，也就是该种理论作出全部解释的最基本的解释原则，所以当代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将其形象地称作“理论硬核”。这种“理论硬核”正是“范式”的核心内容。

库恩从“范式”与“共同体”的相互解释及其统一性出发，对科学的演进、特别是对科学的“革命”作出了如下的描述: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

这里的“前科学”，指的是“科学范式”和“科学共同体”尚未成熟的学科状况;“常规科学”是指由于“科学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成熟而达到的一门学科已成其为“科学”的状况;“科学危机”，则是指既有的“范式”无法解释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繁的“反常现象”，以致人们对这种“范式”开始怀疑，对它的信念开始动摇，并导致“共同体”的分裂，“范式”的一统局面被破坏的状况;“科学革命”，用库恩自己的话说，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就是“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的“同时发生的过程”;新的“常规科学”，则是新范式的确立和新的共同体的组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该学科发展的新时期;由于科学研究在新范式中的累积性进步，又会出现新的反常，陷入新的危机，引起新的革命，从而实现从新范式到更新范式的转变，使科学研究进入更新的常态科学时期。显然，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科学发展模式。

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更是发人深省的。它对于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既是富于启发性的，也是具有操作性的。

时下，各种各样的“学”真是无奇不有，泛滥成灾。只要你涉及一个领域，提出一个问题，甚至是说出一个名词，几乎就有关于这个领域、这个问题或这个名词的“学”。就说“管理”吧，不用说“行政管理学”、“工业管理学”、“农业管理学”，也不用说“财政管理学”、“金融管理学”、“外贸管理学”，连“宿舍管理学”、“食堂管理学”、“教室管理学”乃至更“微观”的“管理学”都在堂而皇之地成为“一门科学”。

确实，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仅呈现整体化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分支化的趋势。新学科的出现乃至层出不穷，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任何新的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并不是由于在某个名词之后加上“学”字，而是因为它形成了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和“科学共同体”。否则，不管是什么时髦、诱人的“学”，也只是如库恩所说的“前科学”。超越“前科学”而形成“常规科学”，是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科学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成熟过程的。

当然，库恩的“范式”理论的重要启发意义并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它启发我们如何去对待“常规科学”以及“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

“常规科学”时期，是依据既定的“科学范式”进行研究的时期。“科学共同体”对待“科学范式”的态度，就如同虔诚的信徒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在这个时期，“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是保守的，而不是革命的;是惯性的，而不是创造的。在这个时期，即使“共同体”的成员发现“范式”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并因而在运用“范式”解决问题时遭到失败，也不是由此而去怀疑“范式”，而是怀疑自己对“范式”的理解与运用。这就如同人在游戏中遭到失败，只能怨恨自己的能力不佳或运气不好，而决不会怀疑游戏的规则一样。

“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范式”的保守性以及“科学共同体”遵从“科学范式”的思维惯性，对于科学的累积性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由于拒绝对“范式”的怀疑，才会在“范式”的规范下提高科学知识的精确性和可靠性，扩大科学知识的解释力和预见性，并使“范式”得到进一步的应用与证实。

然而，“范式”的保守性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否定性”。这正如波普所说，“库恩认为常态科学时期的科学家对范式的态度不是创造性态度，而是教条式态度。他们的任务不是检查范式或改变范式，而是坚守范式，坚定不移地用范式去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范式”是“共同体”所信奉和遵从的信念与规则，因此，对“范式”的任何怀疑就是对“共同体”的蔑视，对“范式”的任何超越也就是对“共同体”的挑战。这样，就使遵从共同范式的常规科学时期，变成了特定范式的专制时期，它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视野，遏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压制了人们的理论变革。房龙在《宽容》一书中所描述的种种“非宽容”或“反宽容”，正是科学史和思想史所作出的佐证。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展与深化，总是使背离“范式”的“反常现象”愈来愈多并且愈来愈频繁。从而引发对“范式”的怀疑，在原有的“共同体”中，出现固守旧范式与创建新范式的激烈争论，形成派别之间的斗争，导致“共同体”的分裂，这就是“危机”时期。著名物理学家洛仑兹在古典物理学的危机时期忧心忡忡地说:“在今天，人们提出了与昨天所说的完全相反的主张。在这样的时期里，已经没有真理的标准了，也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了。我真悔恨自己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五年前死去。”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在海森堡建立新量子理论的前不久，也大惑不解地说:“现在物理学又混乱得如此可怕了。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希望自己不是一个物理学家，而是一个电影喜剧演员或别的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物理学有多好呀!”这些大概是较为形象地表现了科学家在“科学危机”时期的惶惶不安和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

然而，正如库恩所说，“危机打破了旧框框，并为范式的根本变革提供了必需的日益增加的资料”，“首先是由于危机，才有新的创造”，“危机是新理论的前奏”。确实，危机决不仅仅是带来分歧和混乱，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带来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它是科学中的保守精神的解毒剂，也是科学中的创新精神的振奋剂。

科学革命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是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的双重性过程，因而是破坏与建设的统一性过程。库恩认为，新范式的创立者和拥护者往往是“共同体”中的较为年轻的一代，这是因为他们受旧范式的熏染不深，对旧范式的信念不坚定，容易对旧范式产生怀疑，是科学中的进步力量;固守旧范式和拒斥新范式的则往往是“共同体”中较为年长的一代，他们习惯于旧的范式并对其坚信不移，是科学中的保守力量。因此库恩说:“范式的转变是一代人的转变”。

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常规状态与危机状态都是科学发展中的既必不可少又不可避免的两种状态，真正的科学精神既不是单纯批判的，也不是单纯保守的，而应该是批判精神与保守精神的适当的结合与平衡。他提出，科学思维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发散式思维，思想开放活跃，敢于标新立异，反对偶像崇拜，这是“破旧立新”的批判的、革命的思维方式;二是收敛式思维，思想集中专注，研究踏实稳健，竭力维护传统，这是“循序渐进”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在“面向21世纪”的理论思考中，我们总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试图建构各门学科新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尤其需要一种建立新范式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这是一种理论层面的现代教养。

我们在“理论意识”部分曾经说过，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论，都具有历史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概念发展的有机组织的统一。因此，理论体系的建设，就是建设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的逻辑化的概念系统。

体系化的新理论，首先应当是来源于对人类认识的总结。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理论魅力，在于它的“巨大的历史感”。读一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和《逻辑学》，我们不能不折服于一种“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相互辉映的理论征服力量。在黑格尔那里，尽管有许多“猜测的”甚至是“神秘的”东西，但他的“史论结合”，却决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体系化”的理论那样，以“论”为纲，以“史”为例，纯属外在的“结合”。正是在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人类思想史的基础上，恩格斯曾作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所谓“辩证哲学”就是一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9]离开深厚的历史感，所谓“体系化”的理论只不过是没有血肉的教条主义式的拼凑。我们以为，这大概就是许多冠之以“理论体系”的教科书被人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理论，人们常常强调它的“现实感”或“现实性”。这当然是对的。需要认真思考的是，理论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它并不是“现存”的各种事实和统计数据的堆积，更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和煞有介事的“高级牢骚”。理论的“现实性”，在于它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去把握现实、观照现实、透视现实，使现实在理论中再现为“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统一”的“理性具体”。历史感规范着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洞察到现实的本质和趋势。现实感则规范着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自己。理论的历史感由于其现实感而获得把握时代的意义，理论的现实感则由于其历史感而获得其把握时代的力度。离开历史感的所谓“现实性”，只能是一种外在的、浅薄的、时髦的赝品，这样的“理论体系”只能是某种明星式的轰动效应，而无法构成“思想中的时代”。同样，离开现实感的所谓“历史感”，只能是一种繁琐的、经院的、陈旧的说教，这样的“理论体系”只能作为学究式的自我欣赏，也无法成为“思想中的时代”。

理论体系是概念发展的有机组织，也就是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然而，人们所看到的许多“体系化”的理论，却往往是概念、范畴、原理的简单罗列或任意拼凑，而缺少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黑格尔曾尖刻地批评过的“散漫的整体性”。从形式上看，这些“体系”有章、有节、有目，有纵、有横、有合。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似乎完整无缺;从内容上看，这些“体系”的概念、范畴、原理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缺乏由浅到深的概念发展，缺乏撞击人的理论思维的逻辑力量。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则在于这些“体系”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范式”，尚未形成贯穿“体系”的基本解释原则。

任何理论的发展，如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发展一样，也必然经历理论体系的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即理论的自我否定与自我重建的双重性过程。其中，否定性的“解构”——抛弃旧范式和建立新范式——是重构理论体系的关键环节。这道理很简单。理论体系的重建，并不是外在的“体系”的重新构造，而是“理论”本身的变革与创新，是“理论”在变革与创新中形成新的解释原则，并从而形成新的逻辑化的概念发展体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某些“体系化”的理论——比如各种“教科书”式的“原理体系”——视为“绝对真理”，似乎“体系”中的每个概念都有惟一的“定义”，每条原理都是“天经地义”。于是，所谓的“体系建设”，或者是“运用”已有的定义和原理去解释某些问题，或者是“寻找”某些事例来论证已有的定义和原理，或者是用已有的定义和原理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其结果，“体系”变了，“范式”还是旧的，当然“理论”也还是旧的。

创建新的理论“体系”，必须首先创建新的理论“范式”;创建新的理论“范式”，则必须首先对“范式”有深刻的认识。任何理论范式，既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内在的否定性，它既是某个时代的绝对，又是历史过程的相对。

因此，任何范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一种“合法的偏见”——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而是“合法的”;它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而总是“偏见”。

人们常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方面——辩证法又是宽容的。这是因为，辩证法是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这种“肯定”的理解，也就是“历史”的理解，即承认一切事物的历史合理性。这种“否定”的理解，也是“历史”的理解，即承认一切事物的历史暂时性。这种辩证法的理解方式，既体现了最彻底的批判精神，也蕴含了最真实的宽容精神。辩证智慧使人的思维超越两极的对立，保持“必要的张力”。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4]_②

[5]孙正聿:《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8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7]参见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8]转引自弗兰克:《科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2页。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