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与进步的辩证法

二、对抗与进步的辩证法

上述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关于历史进步的观点，对马克思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正是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从其抽象、神秘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用于分析具体的社会现实，从而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说明。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矛盾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4]对此，恩格斯也讲得很清楚，认为历史的进步“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她的凯旋车”。^[15]对历史进步作这样的理解和评价，决不是要淡化和粉饰社会发展的罪恶，更不是要为这种罪恶开脱罪责，而只是道出了一种基本事实，这就是社会进步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并且是在这种矛盾中向前推进的。

事实上，远的不讲，单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发展过来的并体现出它的进步意义的。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文明的发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6]首先，“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7]正是通过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在其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次，资本的文明表现在对“自然局限性”的克服和对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格局被打破了，资本“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存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就是说，资本要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8]再次，资本的文明还表现在许多“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这些趋势包括努力开拓创新的趋势、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趋势、促使分工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不断扩大流通范围的趋势、促使人自我更新的趋势、传播文明的趋势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19]可以说，探索整个自然界，利用各种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利用社会的一切属性等，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内在要求，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创造新的文明的同时，又造成了文明发展的重大历史局限。这突出地体现为个人发展的严重扭曲，以致众多劳动者无法得到正常的生存与发展。对此，马克思通过资本的批判，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在其早期，主要是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状况，对劳动者的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并指明了实际解放的道路。在其中期以及之后，重点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劳动者生命和全面发展能力的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和构成这一发展基础的那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它在生产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贫困，这种财富不是别的，它正是对工人生命力的掠夺，对工人全面发展能力的掠夺”。^[20]由于劳动者得以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完全被剥夺，所以，与以往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21]二是使人的发展日益片面化。人的活动本来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然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的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被否定和排斥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以一种独立于人的个性之外的物来起作用，其发展越来越片面化。“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22]尤其是随着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劳动对资本的隶属越来越从形式隶属走向实质隶属，其发展日益畸形化。三是造成“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严重分裂。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本来是协调一致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基础的巨大裂变，致使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出现严重分离，进而导致物的世界支配人的世界。人的“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23]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物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典型表现和人的发展的异己力量。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文明是包含着深刻矛盾的文明，是在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4]这种对抗在当代虽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实质并未发生什么改变。当代社会的许多“现代病”以及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对抗的反映和体现。

然而，揭露上述对抗，并不仅仅是要把这种对抗作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确认下来，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其历史必然性的深刻理解，善于从这种矛盾和对抗中看出深远的积极意义，并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和对抗以寻求更好的发展。为此，马克思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25]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对抗的实质和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历史的发展在造成这种矛盾和对抗的同时，也在为这种矛盾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历史的辩证法正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把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变成人的异己的敌对力量的同时，也造成了克服其异己性和敌对性的新生社会力量。借助于这种力量，社会进步的障碍才能得到克服。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