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进步[]

我今天到贵校来，得和我亲爱的青年同学们相见，真是十分愉快!我此次来华的动机有两种：（一）为观察中国情形，预备回到美国后教授我班上的中国学生时，能以确实可靠的新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二）为深悉中国情况后，回国教授美国学生，使其知道对于中国应当怎样帮助和友爱。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国家，我这次来华，刚遇到特殊的机会，使我晓得中国正在改造时期中的概况，这使我喜出望外。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教育与进步”（education and progress）。这个题目，当我在美时曾经讨论过，今天不妨再提出一谈。现在我们首先所要注意的，即在应当分辨“变迁”和“进步”两种名词的区别。所谓“变迁”，其结果好歹都是有的，变迁好的固然常有，但变迁坏的何尝不多。可是“进步”的解说就不同了，进步的结果总是优良的。有人说如今的世界全体变好了；又有人说，如今的世界全体变坏了。但我始终不承认世界上会绝对的全体变好，或绝对的全体变坏了。但坏，不过我们却可信世界上一部分确能变好，也有一部分确能变坏罢了。关于变坏的部分，现无适当的例子来说明；至于变好的部分，例如采光的方法，今已有电灯之类，比从前的煤油灯更加光明，这一部分的改良，就是进步。若是，如果部分的进步是事实，则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求世界的进步呢?

还有一般人说，凡世上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会进步，用不着人们的努力，即使人们十分努力以求进步，结果总是枉费心思，于事实上丝毫无补。像这样的见解，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好比我们肚里饿而不去找饭吃，那么，饭决不会跑到我们肚里来；又如我们念书倘若我们不去念，知识也决不会走到我们脑里来。由此可见我们做一件事，须经努力的过程才能成功，努力多少即进步多少，换句话说，就是努力到什么程度即进步到什么程度，努力与进步，简直是成为正比例的。可是有许多事，要算例外，任人如何努力，决难发生效果，如太阳早出于东海，晚落于西山，太阳之出没，出于我们的人力之外，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系决难加以改变的。

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即系思想与行为究竟有何种关系？”于此，我们可说思想原是行为的准备。我们在动作以前，当先有思想。思想时，非用许多材料不可。譬如我们下榻于一座很大很高的楼房里面，不幸这座楼房骤然失火，失火时，我们正在三层楼上，那里既无太平门，又无升降机，而楼梯又已着火，势不能下，正在危急之顷，忽有人教我们从楼上跳下来，此时我们若想跳下，则恐伤命。若想不跳，又恐为火所灾，踌躇不决，于是我们思想方面就因以发生作用，到底跳下还是不跳？忖度再三，方能决定动作。这种思想，就是准备行为的证明。又如我们要造一座房子，也是这样，当未造之先，先须有一种计划的规定，或将建筑图绘好，可见这座房子当初也是在思想里面构成的。

有的人怀疑思想是否能够自由，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思想如不能自由，我们倘欲造一座房子，必不能有所谓计划的规定，这种房子也就难于造成了。我们在生物学上所看到的两个名词：（一）变异（variation），（二）选择（selection），今天可用以说明。我们因变异而产生新的境遇欲应付这个新境遇，自然要发生不少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常易流于复杂之境，因不能不选择一个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思想去决定行为。譬如造房子时，一时思想纷起，必须经过试验、批评的手续，乃能选择一个尽善尽美的计划去做。个人或团体要做一件事业，在未做以前，应用种种心思，选择最好的思想方法，定一最好的目标去做；在未做以前，思想愈自由愈好，因为愈能自由，才愈能想出许多好方法来。

因此，社会和人类进步到现在，都是靠着自由的结果，此种自由如：（一）思想自由，（二）言论自由，（三）集会自由，（四）出版自由。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凡享有特殊权利的人们，往往出全力反对此种自由，因为恐怕摇动他们的权威、利益和地位；不过一般没有特殊权利的人们，同时又往往出死力去争这些自由。从前专制魔王压迫民众，剥夺其自由，贵族绅士，苛待奴隶，桎梏其自由；他们所以要这样的原因，是在束缚民众或奴隶的思想，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毫无忌惮。同时被压迫的民众和奴隶与他们则立于反对的地位，却是在提倡自由，要求自由。又如老年人怕青年人的思想、言论太自由，使得他们感着不自由的痛苦，或受青年人的推翻，于是就极力设法抑制青年人的思想、言论，使不得展；青年人则同时起而抵抗力争自由。我敢说自由能有一天脱离束缚，则社会上进步的速率即有一天的增加。现在的世界乃是一剧变的世界，中国也自然不能出于这个范围以外，这实在是一种有希望的时期呀。

现在归到本题，要讲教育与进步的关系了。向来一般人对于教育与进步有两种观念：（一）旧的观念：以为凡属旧的东西都是好的，所有从前的言语、学说、行为传播到现在，古人早已研究过，不会有瑕疵的，所以青年人只要跟着他们学习就好了；教育有没有效果，即观青年人能否模仿、承受、实行古人的学说为断。（二）新的观念：抱有此种观念的人，以为处在现今剧变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将来不知要变到什么田地，所以教育应当养成学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态度，不能以食古不化的知识传授学生，使他们不能应付将来的未知的事变。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对于班上的学生，常鼓励他们自己来从事思索，独立计划，解决问题；因此，前人所没有想到的地方，常能为他们发现出来，这一点，我认为是很满意的。他们能够独立的思想，自动的应付，若以较之从前教育家的观念，就不同了；他们不知青年人的思想，也不教青年人去自由思想，想只欲使其承受固定的呆板的现成的知识。如果有两个人争辩某种学说，他们就各自诏论其子弟，教他们应该怎样相信自己的学说同人家辩论。于是父兄即或逝世，而其子弟则承其父兄之志，继续为同一之争辩，不能另外发见新意义以求解决。此种观念，其遗害于后人之处，实属不浅。在座诸君，假使承受你们祖若父的思想，那末，你们的思想，就是你们祖若父的思想，试问诸君，苟承受此种思想，你们还能解决现代新中国的问题吗？换句话说，教育不是教儿童像什么，乃是养成儿童有思想的能力，冀其能够独立自由的思想，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上面我已经说过，现在世界乃是一种剧变的世界，所以教育当使儿童具有活泼的能力，去应付将来种种问题。但抱着旧观念的教育家，仍主张教授固定的沿袭的课业，像这样呆板的知识，如何能使学生实际应用呢？近年来，世界的变化，更觉迅速，我们在大学里，更须思想自由，讨论自由，以应付将来的问题；那末，大学教授在班上就应该养成学生有自由提出问题和自由加以讨论的态度和能力；当讨论的时候，须将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理由妥为评判，使学生心平气服。至于问题的正反面，尤须加以详细的讨论，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我们现在再谈“进步”。欲期望社会进步，首当养成学生思想的自由，使其能解决新问题而应付新事业。记得数年前，美有某富翁。愿慷慨解囊，捐助某大学一百万元，但提出一个条件，不许该大学与其他各学校举行体育上比赛；那校校长回答说，承蒙捐款，我们甚愿收纳，不过所提出的条件，因学校乃系多方面的自由发展，实难遵命。还有一次，某资本家反对社会主义甚厉害，因对某校当局说，他愿独自出资，聘请一个教授，专教反对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校当局也拒绝其请求，答道，大学教育的责任，在养成学生的自由思想，无论如何是不可加以限制的。

社会进步，如根据“变异”与“选择”两种原则而来，大学就应使得学生具有自由讨论的能力。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应当如何改良，须先加以思索，然后才能规定一个好的方法。诸位年纪尚幼，来日方长，将来的世界，有许多问题要待诸位去解决去应付，诸位现在就应须养成解决与应付的能力。从前的人都以为自己学的就是对的，哪料新时代的思想产生以后，马上觉得他的旧日的主张是错了。虽然，现在视为对的，将来也或许是视为不对的，所以我们更当努力发展思想，自由讨论、自由批评。

[1]克伯屈于1927年3月21日在大夏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