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面临的困惑

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面临的困惑

接触到物质利益问题并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惑，乃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遭遇的又一重大理论事件。时隔1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些“难事”大致有三:第一，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第二，官方同《莱茵报》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展开的论战;第三，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虽然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现在主要能见到的只有《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但这些作为“难事”的问题肯定是很困惑了一阵马克思的，并且在某种更加深入的理论层次上引导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取向。

关于这两篇论文的性质，梅林和科尔纽都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从法律方面加以论证的”。或者，马克思当时“还不能从经济的和社会的观点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他只能从法学的和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这些问题”。^[1]尽管这样的提法一般说来是很正确的，并且在认识的深度方面要远远超出时下的一些肤浅见解(依照这种见解，马克思在当时已经很好地理解了“物质利益”问题，从而坚定地走上了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梅林还是科尔纽，都没有进一步说明，究竟是什么真正使马克思感到“为难”和“困惑”;如果说在这里使马克思感到为难和困惑的东西是某种更加深入的、内在的理论矛盾，那么就应当揭示并展开这一矛盾，并依这一矛盾的性质去把握理论的发展取向。

按照梅林的看法，马克思之所以感到为难是“由于必须谈到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没有考虑过的物质利益问题”。因此，马克思当时对于林木盗窃法所提出的问题，“还不像晚年时处理得那样明快”;进而就历史观的意义而言，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这篇论文还带有“某种不稳定的性质”。^[2]显然，对于“仍然遵循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的马克思来说，要谈到老师没有考虑过的问题确实可能会感到“为难”，但是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的困惑就过于肤浅了。对于像马克思或者鲍威尔那样的思想家来说，要用老师的精神来处理老师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决不是一件值得渲染的“难事”，除非这里的问题是涉及真正哲学世界观方面的原则变动。由此可见，物质利益问题之所以使马克思感到为难和困惑，并不仅仅是由于黑格尔思想体系中(例如法哲学体系)没有考虑过它，而是由于这一问题对于构成马克思《莱茵报》政论之基本倚靠的世界观(其主要根据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谈到物质利益问题的这两篇论文中，必定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的性质必定是相当紧张不安的。至于梅林以为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论文在处理物质利益的问题上只是不够“明快”，或者在历史观方面只是带有某种“不稳定的性质”等说法，恐怕是表现了他对于这种内在矛盾的某种“温情主义态度”。因为事情真正说来决不仅仅是如此——马克思“晚年”^[3]对问题的处理并不只是更加“明快”或更加“稳定”一些，而毋宁说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的。

如果说梅林的解释是使这种内在矛盾的紧张程度大大降低的话，那么，科尔纽的说法则似乎把这种矛盾移到了理论(哲学世界观)的外部。他一方面说《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还只能从法学的和伦理的角度来论述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甚至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就“已经开始从社会的甚至是经济的观点来考察精神和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了。譬如，他已经把哲学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如铁路的修筑)相提并论了”。^[4]但是，科尔纽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相提并论”仅只具有比拟的意义，因而丝毫不能用以说明马克思已经从“经济的观点来考察精神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在这里虽然说到“人脑在人体之内”，但却丝毫不能用以说明他已经在哲学世界观方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样。

由此可见，在这里试图通过马克思所用的某种比拟来暗示未来理论进程的必然性，实际上是不可取的，而且就理解和说明这种必然性而言，也是无济于事的。这里的关键恰好在于:马克思作为《莱茵报》主编所面临的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解决方案何以从“法学的和伦理的角度”向“经济的和社会的观点”转变?这种转变的必然性何在?此外，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所逐渐达成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观点”性质如何?^[5]

我们认为，上述转变以及转变的必然性就在于，“物质利益”问题实际地、本质重要地介入到马克思先前的单纯理性的世界观之中，而且“物质利益”问题的介入第一次以超出这种世界观体系的方式向单纯理性的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因此，如果说这一问题之介入的可能性来自于马克思同鲍威尔的区别，来自于理性的思维与存在的世界之一致性的要求，那么反过来说，“物质利益”问题的实际介入立即就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那种关于一致性的理性要求本身。因为马克思所面对的“物质利益”问题，不仅就其自身而言是内部分裂的和矛盾的，而且是与思有同一的纯理性概念相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