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论的一般倾向

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论的一般倾向

1842年年初，马克思同鲍威尔还有最后一次合作，即共同写作《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该书的第一部是匿名发表的，题为《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实际作者是鲍威尔。关于在该书第二部中马克思的实际参与程度，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直到1842年3月，马克思至少是打算同鲍威尔一道继续对黑格尔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以便进一步证明，黑格尔左派乃是其导师的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马克思之延迟这项工作的完成，或者根本不再打算进行这项工作，其主要原因确实是由于“马克思在政治上的迅速发展，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形式的斗争了”。^[4]《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作为这种政治斗争的开端，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然而科尔纽由这一开端所判定的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却未必准确。他说:“这篇文章也清楚地表现出他［指马克思］的革命立场同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的区别;他的立场是要根本消除反动制度，而青年黑格尔派却倾向于妥协，害怕从理论上的批判转向公开的政治斗争。”^[5]在这里，说马克思的立场是要“根本消除反动制度”，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莱茵报》时期，这种提法本身需要说明，而且看来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构成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本质区别。此外，与其说青年黑格尔派“倾向于妥协”，毋宁说“自由人”^[6]倒是更倾向于某种主观主义的极端;与其说他们“害怕”转向公开的政治斗争，毋宁说他们倒是不屑于(或者贬抑)从事政治斗争。

要证明青年黑格尔派倾向于妥协，那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理论方面，他们倒更应当被称作是“雅各宾派”或“恐怖主义者”。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最为密切的朋友卢格，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决不比鲍威尔更大。因此，在理论上以倾向于“斗争”和“妥协”来区分马克思和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毫无疑问，在亨利希·海涅1833年的著作^[7]之后，鲍威尔乃是对黑格尔哲学做出最激进的革命解释的思想家。鲍威尔不仅试图证明，黑格尔本人彻底毁灭了宗教的观念(从而实在是个无神论者)，而且力图指出，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在政治领域中乃是同样激进的。《末日的宣告》甚至把黑格尔的学说称作“革命本身”，而黑格尔本人则被看作是“比他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更伟大的革命者”。因为在鲍威尔看来，“真正的黑格尔”正是以无神论、革命和共和主义教导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这一点，麦克莱伦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鲍威尔把辩证法变成一种纯粹否定的东西，而对辩证法的侧重点做这样的改变，“在像鲍威尔那样大力赞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人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力图反映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气氛，而且做得相当成功。”^[8]

由此可见，就理论原则而言，即使在政治方面，鲍威尔(以及其他的“自由人”)也决不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如果说，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终于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碰了壁并且败下阵来，从而不得不与现存的东西妥协，那么这种妥协实际上也只是其主观主义的极端否定性的补充结果或反面的表现。正像费尔巴哈在政治上也并不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但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谈到了“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亦即“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9]这话的意思是说，虽则费尔巴哈的社会概念初始是批判的(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共同体社会)，然而他借助于“二重性的直观”所建立起来的批判，实际上却正是无条件地承认现存的东西并与之相妥协，因为批判所赖以立足的哲学直观根本没有而且也根本不可能真正触及到普通直观中的现存的东西。因此，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把鲍威尔以及“自由人”的那种特殊性质的“妥协”作为结果来加以描述和分析，确切些说，不是把这种妥协简单地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并以这种弱点来说明他们和马克思的区别，而是在思想史的必然性上把这种妥协当作其理论上极端激进的批判主义的结果来加以阐述，并依这种批判主义的哲学根据来辨明马克思同“自由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分野。

这样一种理解要求使我们重新回到了《博士论文》同自我意识哲学的最初差别，亦即回到了马克思之保有批判自我意识哲学权利的那种哲学根据——“现实性”的原则在思维和存在、哲学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得到贯彻和表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开展的社会政治批判，至少在哲学立场上，是前此的批判原则(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概念中)和现实性要求(主要体现在特殊地保持黑格尔的“思有同一”原则)之合乎逻辑的发展。

毫无疑问，《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政论一般说来是依照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撰写的。但是，如果以此为根据而断言(例如阿尔都塞):马克思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费希特派，那么这个断言就是不完整的，并且在哲学上尤其片面。只要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论文，我们就不难发现，黑格尔的“因素”决不是在削弱，倒是在加强;而且，真正说来，这种提法本身也并不是妥当的，因为在这里要使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彼此对待(姑且不说彼此对立)，实际上也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依照不同原则而进行的某些分析仍然往往是必要的。

就像鲍威尔把黑格尔当作无神论者、当作“革命和共和主义”的导师来称颂一样，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也决没有把黑格尔和启蒙精神的代表对立起来。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对哲学所作的辩护同时提到了黑格尔、谢林^[10]、费尔巴哈和鲍威尔;而在谈到“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时，马克思则不仅把黑格尔和费希特相提并论，而且把他同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格劳修斯和卢梭相提并论。^[11]

确实，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区别仍然是重要的，而鲍威尔和马克思在理解这些哲学家时的区别尤其重要。对于鲍威尔来说，黑格尔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批判的革命家而出现(纯粹否定性质的辩证法，自我意识);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却更多地被当作一个理性的思想家、一个科学精神的奠基者来引用(具体性和客观性的要求，现实的理念)。如果联系着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博士论文》的背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能够要求批判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结合;倘若像鲍威尔那样把黑格尔纯全变作否定的批判之火，那么黑格尔关于具体现实性的科学要求也就在这大火中化作灰烬了。

因此，关于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政论的性质，梅林的比较一般的说法倒更加正确:“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论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黑格尔曾谈到‘一个坏报纸的可怜的、败坏一切的主观性’，而马克思则回到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莱茵报》上论证了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是他在返回这个问题时，他的政治和社会眼界已经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所打开而大大地丰富了。”^[12]换句话说，即使康德哲学更加契合于法国革命，即使黑格尔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同启蒙精神不相吻合，但是，在《博士论文》中业已存留下来的黑格尔的现实性要求，却仍然是马克思《莱茵报》政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因此不消说，这种批判的启蒙精神与具体现实性的要求之结合，在社会政治批判的领域中，使得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与鲍威尔的隐蔽的差别大大地发展起来，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发展，很快地引导了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公开决裂。

莫泽斯·赫斯甚至在1841年9月第一次见到马克思时，就对他所特有的批判激情与冷静理性的结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结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并不仅仅从属于马克思的个人性格，而且有着深刻的哲学上的根据。赫斯判断说，他见到的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甚至在哲学的、精神的发展上，马克思不但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13]确实，如果说鲍威尔在黑格尔哲学中所着意开掘的是批判的启蒙的精神，从而与之契合的特别是“费希特因素”，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在领受并保有这一精神的同时，黑格尔哲学的具体现实性的要求则是又一宗正在开掘的伟大精神遗产。

诚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博士论文》中，这种具体的现实性要求并未得到彻底的、完整的表述，而且甚至是缺乏概念形式的。但是，这种要求的冲动正在理论活动中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或者用一种笼统的说法，这种具体现实性的要求正在《莱茵报》的政论中发展。因此，分析这一时期的政论应当使我们明了这一要求的真实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