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思辨正义的诉求和困惑

马克思从1833～1843年3月所写的著作，反映了马克思从中学时期到《莱茵报》停刊为止的思想发展，反映其逐渐从思辨哲学走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这段时期的马克思受到以下背景的影响：第一，特里尔，德国经济最发达但又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其间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第二，文化背景上，黑格尔思想，德意志古典哲学，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盛行；第三，其家庭背景造就了其向善，向正义的理念；第四，受到青年黑格尔派要求个性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无神论观点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的影响；第五，资本主义初期阶段，阶级矛盾凸出，劳动人民命运不济，工人运动频发。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一开始就沉浸在思辨哲学的氛围里，有着对思辨正义的诉求和理想。

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正义”，但其对自由的向往，尤其是打破“相对的定在”的自由和发展的向往，证明其对思辨正义的诉求。此时的马克思重视人的自我意识，超越定在，走向否定、排除，走向自由。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尽管有着对思辨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是他已经有了唯物辩证法的萌芽，要从“抽象的个别性”走向“定在中的自由”，要使“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力量”，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倡导法哲学意义上的正义，提倡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从政治斗争层面去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由此可见，马克思此时认为国家乃是“正义”的代表和化身，同时在思维方式上，还沿袭着黑格尔的“思有统一性”，把事物的本性归结为理性，把正义的实现归结为抽象的自由。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证中，马克思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各种自由从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1]由此可见，马克思承袭了德意志关于人的自由是人的本质的传统，但已经认识到了现实里面的自由是多样的，分化的，在对论战的分析中，已经认识到了后面的阶级利益。因此，马克思从对普遍的思辨自由的诉求，逐渐地落到了现实中自由的批判，认识到了道德后面的阶级利益，代表马克思逐步地突破思辨唯心哲学，走向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个在莱茵报时期，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人民思想后面的利益动机呈现得更加分明。

在《关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看到了私人利益之于人的行为的重要性，看到了法律背后的利益关系，这就逐渐突破了黑格尔的把理性、正义看作国家的本质的观点，为唯物史观的建立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在《辩论》中，马克思认识到了国家中的公民只享有虚幻的自由、人性、法理感和公平感。由此可见，马克思看到了国家并不是正义的代表和化身，看到了在政治国家里面，公民享有的自由和人性的虚幻性。由此，马克思开始了对思辨正义的拒斥和批判，并开始深入探讨自由、平等、人性等背后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