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间冲突的现代根源与前景

文明间冲突的现代根源与前景

塞缪尔·亨廷顿因其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和1996年的论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由于“9·11”以及后续事件的发生而被大大加强了。如果说“文明的冲突”模式在当时就立即被称赞为理解21世纪全球政治现实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和“理性的杰作”，那么在经历了数年的国际政治事件之后，它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得到有力证实的辉煌预言和卓越洞见了。不言而喻，关于这样一个文明间冲突的主题，它所激起的反对就如同它所引发的赞成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尽管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正像潘忠歧先生在介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时所综述的那样，除开不少国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亨廷顿的挑战之外，“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与亨廷顿把儒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的冲突不无关联”。^[1]

这样的概述是否准确，或者，中国学者对“文明的冲突”模式是否存在误解(如亨廷顿在该著的中文版序言中所抱怨的那样)，并不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因为，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中，并没有出现对亨廷顿模式的严峻挑战，换言之，并没有出现对这一模式的真正批判。确实，亨廷顿构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并且借此框架提示了当代人类正在遭遇着的重大问题。但是，正像问题本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着一样，那个试图触动问题的思维框架(模式)虽然为人们所赞成或反对，被肯定或否定，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哲学的批判。批判，其本来的或基础的含义无非是: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而对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模式——它旨在提供一个对正在呈现的世界政治现实的分析框架——来说，这样的批判工作似乎还没有被认真做过。因此，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通过对亨廷顿模式之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批判地揭示文明间冲突的现代根源与前景，并在此基础上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来谈论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话，我们一开始便紧紧围绕着亨廷顿的著作，但批判的立场将很快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些相当不同的问题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