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安全语言战略思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全球政治将沿着文化线被重构。作者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适性，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1]
20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幌子，推行普世文明的理念，对其他社会实行文化同化或统治。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重要的意识形态，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美国总是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寻找异己并进一步要消灭异己，从自己的国家为本位出发寻找对手，是美国所遵循的世界观的内在逻辑。[2]美国的战略文化中浸淫着源于宗教的“使命感”，他们在把世界看作是分裂的、对立的同时，又把世界的完整性看作是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美国人在全世界积极推广和保护新教资本主义，其目标是建立全世界范围的基督文明秩序，这个秩序就是美国人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3]美国不能容忍社会变革，不肯尊重与美国不同的文化模式，[4]美国人对于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
从社会现实层面上来分析:“9·11”事件后，美国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和学者不断地、痛苦地思考美国到底干了什么事让阿拉伯如此痛恨美国。美国人拼命地搜寻恐怖分子反对他们的原因。由此，美国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呈现出动态化的发展态势，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美国人随时都能与外界取得联系；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美国开始考虑自己国家的贸易安全问题。在“9·11”的灾难性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基地组织及相关的恐怖活动非常重视。另外，在国际事件的处理上，美国考虑的重心已经向中东和亚太地区转移。在中东地区，美国高度关注中东和平进程，维护伊拉克的稳定，限制伊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打击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基地组织势力。在亚太地区的边缘，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努力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位置和利益，竭力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始终关注并控制北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另外，各种大大小小的全球性事件也会接踵而至，如全球气候问题、能源依赖与调配问题、网络攻击或犯罪问题、空间安全、自然灾害、普遍流行性疾病的潜在威胁也会困扰美国。
美国推行的“关键语言”战略是美国对抗非西方文明的强力武器，师夷长技以制夷，美国大力提倡的“关键语言”和非西方文明、文化的学习，其目的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要征服一个国家，首先要征服一国人民的心，语言和文化是进入人民心灵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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