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

二、“文明的冲突”

冷战期间，人们根据意识形态来理解世界政治；冷战之后，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传统学界关于世界政治的思想框架的解释力受到质疑。在这种背景下，亨廷顿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框架，其核心结论是“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的部落冲突”。这一理论框架目前已成为当前世界政治分析最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当前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

（一）“文明的冲突”理论中的文化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从文明类型分类、文明冲突模式的深入分析入手，探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的文明力量与文明结构的变化问题。这一理论中的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是“放大了的文化”，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指向的是从世界体系层面看，那些具有显著差异的不同类型的“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他不同意福山的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因此而构成‘历史的终结’”^[54]。他认为，冷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政治冲突不但没有减少，反是复杂化了，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不再以单纯的民族国家或意识形态为表现方式，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化增加而导致的冲突。他分析了当前学界关于世界体系的几类划分方法的不足之处，认为，未来决定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将表现为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或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至于文明何以可能成为致使世界政治力量分合的结构性因素，亨廷顿的解释是“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

关于文明冲突理论中的“文化”所指，学界有两种分析视角，一种偏重于“文化内容构成分析”，另一种偏重于价值适用性分析。从内容构成上看，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认为，尽管亨廷顿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决定因素，包括历史渊源、价值体系、生活方式、世界观和相应的社会、政治思维方式的剖析，从而绘制世界新地图、设计以文化为尺度的世界格局，但他划分文化的基点却是宗教信仰。国内学者李慎之也认为，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实际上主要分析的是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文明范畴。从价值适用性范围来看，学界普遍较为重视亨廷顿的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55]

（二）对各文明体运动状况的分析

亨廷顿看来，各种不同的文化都体现了所谓的“霸权意识”，尽管它们又有所区别，但都会无一例外地影响其文化范畴内的人们的行为。^[56]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文明的冲突理论从全球化/本土化，西方/非西方两个维度来分析世界范围内各文化力量的变化情况。他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非西方国家曾在西方人价值观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但当其成功后又开始“对西方的反叛”，最初通过宣称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法性，后则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这种文明力量变动的结果必然带来文明主体间相互摩擦的增加，对此，亨廷顿从不同层面文化认同的运动规律来展开分析。他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即个人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

（三）文明冲突的类型和趋势

亨廷顿认为，世界文明运动和摩擦的结果是全球政治正在沿“文化线”被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文明间可能的冲突风险客观存在，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例如，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

关于冲突可能发生的领域，亨廷顿判断的根据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有产生冲突的倾向”。他认为，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

关于冲突可能聚焦的内容，可能是那些“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之争”。关于冲突可能呈现的形式，亨廷顿认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形式是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第二种形式是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亨廷顿认为，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明的实体，例如东盟只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

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基于“文化的冲突”理论框架，亨廷顿提出了未来世界体系建构的设想，他首先在理论上深入分析了“西方文明的悖论”，基本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重新分析了西方普适价值的全球战略。他认为，西方普适价值是西方国家应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对普适价值的极端推行可能造成非西方国家的更强硬的抵触，从而增加冲突发生和恶化的可能性。1996年，亨廷顿在《西方：独特的而非普遍的》一文中，提出的“大西洋主义”可视为他为西方普适主义方案所提出的适度调整方案。

（四）对文明冲突的批判

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理论作为国际政治学界一种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在“9·11”事件之后，这一研究范式被广泛地运用于国际冲突和安全研究的分析之中。然而，这一理论也引发了广泛的理论质疑。

目前，学界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有对于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批判。实证研究中，有学者通过研究世界种种冲突类型及构成比例来予以反驳，例如有学者研究了《文明的冲突》中所提及的52起潜在冲突的类型，认为其中只有18起是发生在“文明的断层线”上的冲突；而34起与此无关，是发生在不同人种的集团之间，认为种族的因素还是占据了统治地位。^[57]

在理论方面，对亨廷顿理论的批评集中在：（1）他将“文化”视为一种“物化”的存在，犯了将“文化实体化”的错误，将文化想象成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实在^[58]。（2）这一范式预设了一种单一的分类观，这种单一分类往往趋同于各大宗教之间的划分，是一种还原主义的视角，其世界史观忽略了文明体内的差异，也忽略了不同文明间相互作用的范围与影响。^[59]（3）理论只看到了造成冲突的文化因素，而忽视了文明冲突背后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利益冲突因素，约瑟夫·奈认为亨廷顿只抓住了认同冲突分析的一个维度或一个层面，“宏大文明内部的认同冲突远远多于它们之间的冲突”^[60]。同时，也有学者对其理论的现实意义提出质疑，认为其理论忽视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因素与和平力量，“文明的冲突”将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文明的冲突不仅从世界政治层面讨论了文明冲突，其也深含对美国文化多样性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的担忧。在亨廷顿之后，美国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利坚的非合众化》（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亨廷顿及“文明的冲突”事实上“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61]。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的冲突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文化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