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奠基的北大传统新论

（六） 五四奠基的北大传统新论
——三大源头综合创新说

通常是把1898年作为北京大学创立之始。我以为这是北京大学现代革新之始，北京大学，顾名思义，就是北京地区主要的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其历史源头应上溯到公元947年辽南京太学，是世界最古老的国立综合大学。

除了这一源头之外，五四时代现代奠基的北大传统，还有两个源头，不可忽视：蔡元培首倡的引进西学、近代革新传统；李大钊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新传统。

北大传统，北大精神，五四奠基：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革新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强大支撑。

1、北大源头应上溯到西汉太学、辽南京太学

——探索轨迹九部曲

1918、1925年，蔡元培校长：中国古代太学国学是近代新北大的“高曾祖”；

1925年，蒋梦麟代校长：本校由国子监改为京师大学堂；

1948年，胡适校长：北大是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

1964年前后，陆平校长：“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照英美”是北大办学方针；1964、1982年，冯友兰：北大校史应从汉朝太学算起；

1987年，任继愈：北大校史应上溯到西汉太学建立之始；

20世纪80、90年代，季羡林：北大历史应从国子监算起，并上溯到汉代太学；

1986、1988、1997年，萧超然：北大源头直接是晋代国子学，可上溯到太学；

1998年，王东：北京大学是世界最古老的国立综合大学。

四条根据：

第一，国立综合大学产生于古代中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有规律可循；

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产生于1158年；

法国的巴黎大学，产生于1180年；

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产生于1231年；

英国牛津大学，产生于1168年；

到1400年，欧洲各国建立大学22所；

到1500年，欧洲各国建立大学80所；

到1600年，欧洲各国建立大学105所。

第二，从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达最早，中国古代教育最发达，古代国立综合大学创立最早，应是合乎规律的历史现象。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创建于公元前124年的汉代太学。在与罗马帝国同时的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24年，把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开创的私学传统，与齐国稷下学官传统综合起来，首次由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创设了正式的国立大学制度，史称汉代太学。

设立在北京的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创建于公元947年的辽南京大学，后来又有公元1287年的元代国子学。由此开始，北京作为国都之城，国子学、国子监作为国立综合大学的历史，基本上没有中断。

第三，从北京大学的特殊历史地位来看，它的直接前身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国立综合大学，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皇家大学，因而只有它而没有任何别的大学能成为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历史传统的当然承者。

第四，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是世界上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东方明珠，这是北京大学独一无二的历史遗产，由此决定北京大学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地位。

2、五四时代奠基的引进西学、近代革新的北大传统

——蔡元培首倡的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十大新理念

第一，兼创结合（兼容并包与综合创新结合）；

第二，东西结合 ；

第三，文理结合；

第四，教研结合；

第五，“学”“术”结合；

第六，专通结合；

第七，情理结合；

第八，文道结合；

第九，大学教育与民主政治结合；

第十，大学教育创新与弘扬民族精神结合。

3、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的新型大学

——李大钊开创的北大传统及其世界历史地位新探

经过我们的初步比较研究发现：从世界教育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德国大学还是较晚较短的，最早开始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的，主要是4个国家的4家大学：

第一家，1890——1902年，拉布里奥拉最早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开唯物史观等课程；

第二家，1920年，李大钊在蔡元培校长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等课程；

第三家，1921年，布哈林在俄国红色教授学院开设历史唯物主义课程；

第四家，1924年，河上肇在日本东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根据对上述四家大学，乃至整个世界大学教育史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北京大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进入大学教育的最早源头之一，而且具有学理系统性、实践性、持续性、独立创新性、影响力特别强的特点。因而可以，北京大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的现代新型大学。

·第一，源头特别早；

·第二，学理系统性特别强；

·第三，实践性特别强；

·第四，独立创新性特别强；

·第五，持续性特别强；

·第六，影响力特别强。

4、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

——北大走向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新道路

提出“北大源头”问题的实质，是旨在要求科学阐明北大起源、北大历史、北大传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从而真正为北大寻根。

提出北大源头问题，实际是要求充分注意到“北大源头”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分为三的，应当按照历史发展长河，分为三个不同范畴：古代历史源头——近代革新源头——现代马克思主义创新源头。

北京大学的古代历史源头，也是一分为二的：它的直接历史源头是北京地区的古代太学，公元947年辽南京太学；而它的最初历史源头则可追根溯源到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时代创立的西汉太学。

说到底，这个问题牵涉北京大学历史定位的大问题：按照流行说法，北大在世界大学史上只是一个仅有区区百年历史的后生晚辈而矣；而新的提法则肯定北京大学是北京地区乃至中国古代太学的唯一当然继承者，因而它是世界教育史上渊源最深，创立最早，最为古老的国立大学，这是北大独有、价值连城的世界文化教育资源优势。

不仅如此，这个问题还更深层次地牵涉到北大传统定性问题：流行说法把北大传统单一化，仅仅强调学习西方、近代革新传统，而新提法则强调北京大学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三大源头、三种传统的兼容并包、综合创新。

5、北大科学发展的双重根系与双重目标

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重点大学，都应当有双重根系支撑；一是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一般根系；二是本国文化、民族文化的独特根系。

一个国家的重点大学，应当是民族灵魂的镜子，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精神的支点。在国际化，全球化大趋势下，国家重点大学保持民族化、本土化根基，对于民族生存发展更具有生命攸关的战略意义、全局意义、长远意义。大学必须为保护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而努力奋斗。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古代太学的唯一当然继承者，现代中国主要的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不仅要有国际化、全球化的文化根基，而且应当有深厚独特的民族化、本土化文化根基，这个问题难道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吗？

由此决定，北大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应当提出“世界一流”的单一目标，而且应当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双重目标，有机统一”。

6、北大是向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意义何在？

由此决定，北大发展的根本途径，不仅要积极引进西方大学的现代成果，而且应当立足当代世界与中国实践，实现“古代太学传统——近代西学传统——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三大源头、三大传统的综合创新！

追根溯根，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的历史源头，应当追溯到公元947年辽南京太学，甚至进一步追根溯源到公元前124年创立的汉代大学。西方20世纪的西方中国学权威——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费正清，也都把北大称之为中国与世界最早的国立大学、皇家大学。

中华古代文明为什么能以四大发明领先于世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教育有当时发达最早的四个世界之最：第一，孔子教育思想与实践堪称古代世界第一；第二，中国古代蒙学是古代世界发达最早的小学启蒙教育；第三，中国古代大学（包括后来的国子学）是古代世界发达最早的国立高等大学教育；第四，从汉唐以来中国就有了发达最早的官吏考试制度。

讲北大的历史传统不仅牵涉到北京大学定位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问题。试想一个国家，如果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只有区区百年历史，又怎么能在世界历史中称得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

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现代化起飞时代，往往也是这个国家大学教育革新主地世界教育潮头之日：18世纪英国现代化起飞起了带头作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在18世纪世界教育创新中起了带头作用；20世纪美国现代化起飞起了带头作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现代革新也在20世纪世界大学改革的浪潮中起了潮头作用。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创新。展望21世纪，可以十分肯定地讲，中国现代化起飞，大势已成，不可逆转！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上述一般规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大学的教育创新，必将在21世纪教育革新中起到潮头作用。

由蔡元培先生首倡与奠基，由北京大学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进一步探索、弘扬的新教育观、新大学观、新的多元化大学功能观，势必成为21世纪大学革新、教育革新的潮头所向。

21世纪的北京大学，不仅是世界最古老的国立综合大学，而且必将成为富有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世界创新型的大学！

我写出《五四精神新论》，提出上述新观点的主旨是：

为五四正名；

为北大正名；

为五四先驱、北大先贤正名！

为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正名；

为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名；

为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正名！

更重要的是：

呼唤五四精神；

呼唤北大精神；

呼唤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

【注释】

(1)《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版，第482页。

(2)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惑言》，见《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下册第642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上册第168、169页。

(4)《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卷，第659页，第699页。

(5)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册，第340页。

(6)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中国社会科学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8页。

(7)许德珩：《“五四“运动60周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第18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7页。

(9)《胡适文学》，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304页。

(10)吴虞：《致＜晨服＞记者》，载《晨报》，1924年5月2日副刊，今存《吴虞文集》。

(11)胡适：《先秦文学史》，见：《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下册第775页。

(12)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见：《陈独秀文章选 》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上卷第51页。

(13)见：《张申府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卷第189、190页，第430页。

(14)见：《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0页，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