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领导骨干新论

（二） 五四领导骨干新论
——李大钊1918年底创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至今还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争论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流行观点：

（1）群众自发，没有组织，更没有任何组织的领导核心；

（2）有个人作用，无组织作用，过去多强调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近年来又常讲胡适似乎是五四精神首要代表；

（3）群众组织，前有学生联合会，后有工人联合会，随聚随散，没有领导核心。

这里提出五四核心论新问题、新观点：五四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四位代表，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如果讲精神领袖还应加上鲁迅），他们代表了五四运动的四种骨干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为精神领袖的某种领导作用。

北大四位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四位代表——五四运动四大精神领袖。

1．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主要代表同情马克思主义、劳动群众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蔡元培是倡导北大教育创新第一人；

2．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代表激进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群，陈独秀是创办《新青年》、倡导解放思想的第一人；

3．胡适影响下的《新潮》学生群，包括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青年学生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胡适是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第一人；

4．李大钊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队伍，代表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群。

四种骨干力量比较研究：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领导骨干作用最为突出。

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列出10条论据：

①李大钊1918年底创立北大马克思研究会，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通常认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0年3月成立，1921年11月正式公开。而当年与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两个当事人——北大教授高一涵，北大学生朱务善，提出的珍贵史料表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首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间应提前至五四之前半年多的1918年底。

为了证实这里提出的新观点，兹列举出三位主要当事人高一涵、朱务善、许德珍提供的珍贵史料：

当年与李大钊相知甚深，过往最密，并协助李大钊、一起发起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教授，曾回忆道：“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⁵⁾

后来，1920年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朱务善回忆道：“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像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⁶⁾这说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最初发起时曾使用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的马克思译名，以避免当局注意。这一回忆得到了相关回忆和文献的印证。

许德珩先生回忆说：“为了对马克思主义作精深研究，1918年冬，大钊同志在北大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这一说法与高一涵、朱务善的回忆，基本相同的。

李大钊恰恰在1918年底，发生两大转变，有助于证实上述说法：一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发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文章，如《庶民的胜利》等4篇文章；二是从《新青年》杂志不谈时事政治、转向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统一。

②李大钊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全新的民主观科学观，从根本上推动思想解放走上新阶段、新水平：从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走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启蒙，其中首要问题是彻底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幻想，在“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照搬西方模式的空想。

在此之前，甚至直到1918年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聚会上北大教授演说中，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竭力鼓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十四条”，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这当时还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都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后来历史的发展，加上李大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帮助人们破除迷信，去掉幻想，解放思想。

③1918年五四运动，有两次重要的预演：一是1918年5月20日，2000多名学生集会新华门，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二是1918年底的集会天安门——在这两次预演中，李大钊及受他影响较大的学生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黄日葵等，都起了重要骨干作用。

④1918年10月20日，以北大爱国学生为骨干的学生救国会，为了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了《国民》杂志，其中骨干分子主要是受李大钊影响较大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珩等人，李大钊先生受聘为顾问，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⑤五四运动还有一项重要准备，就是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下，由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时名邓康），在1919年3月，创办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也为从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作了重要铺垫。邓中夏等北大青年学生还协助李大钊组织少年中国协会，团结爱国青年与马克思主义进步青年。

⑥受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较大的一批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骨干作用，如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人。1919年5月2日最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听到巴黎和会消息的，主要是两批学生，一是许德珩等《国民》杂志社的北大学生，二是受胡适影响较大的新潮社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5月3日晚上，讨论决定五四游行的北大学生全体会议上，经大家推选，黄日葵担任会议纪录，许德珩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后果许德珩起草了文言文的五四宣言，罗家伦起草了白话文的五四宣言。

⑦北大学生选举邓中夏、高君宇二人，担任北大学生代表，参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⑧与其他北大著名教授相比，李大钊更直接参与指导五四运动。5月4日下午，他就与一些学生骨干座谈，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并且他还身先士卒，直接参与学生游行活动，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他还与蔡元培校长等人一起，积极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⑨1919年6月12日前后，李大钊与陈独秀、高一涵等北大教授，还直接参与《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与散发工作，陈独秀在散发传单过程中被捕入狱。这一条列活动，对于从“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起了重要铺垫作用。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不久，决定派代表南下宣传扩大影响，其中黄日葵、许德珩等人，沿津浦线一路而下，到天津、南京、上海做广泛联系，为“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做了直接准备工作。

五四运动当事人、五四宣言的起草者许德珩深有感触地说：“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的，则是李大钊同志。⁽⁷⁾

北大教授高一涵，专门写了两篇回忆性文章《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他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亲身参加者，并且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到了六月三日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参加斗争的就不以知识分子为限，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这时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形成了革命运动的骨干和主人。”⁽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