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反传统”不是五四口号

（四） 五四精神文化底蕴新论
——“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不是五四口号、五四主流、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五四时代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文化遗产，但也留下了一个至今未能根本解决的大问题：德赛二先生、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民族精神是什么关系？

为了彻底澄清这个问题，为五四正名，为北大正名，为五四文化精神正名，我们且从“打倒孔家店”究竟是不是五四口号、五四精神谈起。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口号吗？简单否定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激进主义是五四主流、五四精神吗？

长期以来，甚至迄今为止，几乎一直作出肯定回答。

“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运动口号，根本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激进主义、虚无主义不是五四运动主流，更不是五四精神实质——这是我在这里提出的第四个新问题、新观点。

1、“打倒孔家店”是五四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主潮吗？

——这一争论的来龙去脉

把“打倒孔家店”、“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与思想主潮，是国内国际长期流行的普遍提法，并且特别在20世纪80、90年代盛行一时。一些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著作，也未能幸免，如：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三联书店出版了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专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明为纪念五四运动65周年而写成的专著《五四运动史》；1981年，胡绳在人民出版社发表的大型专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988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苑书文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该书更加明确地把“打倒孔家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重要口号：“他们对待孔子的学说，着眼于揭露、打击和批判其危害性，曾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潮与实质的研究，还存在着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以海外学者的研究为主，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大陆思想界。他们在一些较有影响的论著中，则特别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与思想主潮，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

196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威斯康辛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的学术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国内有时也简称之为《五四运动史》。

1979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华裔教授林毓生发表了小型专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这本书经李泽厚等人推荐，1986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

1988年9月，海外新儒学的重要代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批判激进主义、否定五四运动思潮，进一步从海外转向中国大陆，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一些反响。其中李泽厚首先在1994年第5、6期《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不仅把激进主义思想源头从五四运动追溯到戊戌变法，而且提出了名噪一时的“告别革命论”。

以“五四精神=激进主义”为理论基石，我们国内的某些报刊，先后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扣上了三顶帽子：

第一，造成动荡悲剧的激进主义；

第二，民族虚无主义；

第三，破坏主义。

2、“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运动口号

——“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泡制过程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一般代表人物——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连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五四运动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当然，这个提法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可以说事出有因，穿凿附会，狗尾续貂，似是而非。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中，只有胡适一人，在五四之后的1921年6月16日所作的《＜吴虞文录＞序》中，在幽默诙谐地介绍吴虞其人时，有“打孔家店”这个提法：“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受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¹¹⁾

1924年5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吴虞本人的《致〈晨报〉记者》一文，郑重声明这是胡适因读《水浒》而发的一名戏言，不能代表自己对孔子的学术观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五四口号：“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¹²⁾

“只手打孔家店”这个提法，经过20世纪30、40年代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1936年9月，陈伯达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中，首次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个提法，并把它作为五四时代口号。

1942年10月，他发表的《关于“孝”》一文，又把当年胡适的提法做了微妙改造，称吴虞为“一个‘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氏”。

就目前查到的历史资料而言，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追加与附加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倾向僵盘西化论的胡适有一定责任，陈伯达看来是一个始作俑者。

细致分析起来，从胡适的原来提法，到陈伯达的后来概括，至少发生了五点微妙变化：

一是从一句幽默戏言，变成了理论口号；

二是从胡适对吴虞的介绍，变成了胡适本人的文化主张；

三是从五四后期的个别提法，变成五四时代的主要口号；

四是从胡适个人在五四之后的一个个别说法，变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理论纲领；

五是从“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3、全盘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五四运动支流

根据历史文献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彻底否定孔子的，主要是吴虞、钱玄同二人。

主张进而彻底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是钱玄同、毛子水二人。他们既不是五四时期思想家的多数，也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的矛盾文化观化。

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文化观有其特有的二重性、矛盾性，但又都并未全盘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这里，我们想澄清的一个历史真相是，陈独秀的问题主要是简单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从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简单化口号，更没有全盘否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而这一方面，在前人研究中，几乎完全忽略了。

（1）《新青年》（当时还叫《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正是把孔子、墨子，而不是别人，作为中国青年今天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学习典范：“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

（2）陈独秀明确区分了：“孔子本人思想”与现代复辟派搞的“孔教”，矛头所向是反对后人与今人制造封建偶像而搞的“孔教”，而不是否定孔子个人及其历史价值：“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

五四时期青年胡适：两种文化观的思想矛盾萌芽。

胡适一生，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文化观，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二重性、复杂性、矛盾性：他的学生、密友兼传记作者唐德刚，形容其特点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而蒋介石送给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偕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作为五四时期青年胡适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确实已有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的思想雏形与理论基础，因而也有严厉批评孔子、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思想言论和理论色彩；但也有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火花，较为突出的证据，至少可以找出三处。

第一，胡适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6年他曾以《沁园春·誓诗》，直抒胸臆，充分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远大志向。

第二，1917年胡适在美国以英文写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后来在国内出版时改名为《先秦名学史》：一方面他主张积极吸收西方新文化，另方面他也反对简单化地用西方近代新文化全盘取代中国传统文化。

这里对孔子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包括世界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都做了高度评价：“作为我们的研究主题的中国哲学的最初阶段（公元前600年一前210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和最灿烂的时代。这是老子、孔子、墨翟、孟子、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韩非以及许多别的次要的哲学家的年代。它的气势，它的创造性、它的丰富性以及它的深远意义，使得它在哲学史上完全可以媲美于希腊哲学从诡辩派到斯多噶派这一时期所占有的地位。”⁽¹³⁾

第三，1917—1918年，胡适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以近代科学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并在蔡元培倡导的北京大学教育创新中，开出了这门别开生面的新课。

胡适这本书还专门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并把孔子和老子一起并列为中国哲学智慧的双星，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并且决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价值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大家，独有孔子一人的生年死年，是我们所晓得的。”“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我们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总观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不能不有一种感慨，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