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51　如何理解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要点分析

(一)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党在建国时就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这一基本的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针对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真正的独立和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决不能靠外国恩赐，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周恩来也明确指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公开宣布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着重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同时，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争取和平为宗旨的。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就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指新中国的建立必须清理旧中国残留的对外关系遗迹，建立国内的良好环境，以全新的面貌建立、发展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一边倒”就是在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行敌视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三大方针，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安全、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执行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的方针，并不意味放弃独立自主原则。

同时，我们党还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经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许多亚洲国家所接受。这五项原则后来进一步完整地表述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仍处于“冷战共处”状态。根据当时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禁运，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我国外交政策重心由“一边倒”调整为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政策。同时，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坚持睦邻友好，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的进步与和平。

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加强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的军事部署，并企图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美国实行战略收缩，急于从越南脱身，谋求打开对华关系。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提出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即从东边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加上同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努力，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我国外交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对缓和我国面临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具体对外政策，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方针始终没变。

(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又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

邓小平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主张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争霸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提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变化，果断、及时地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以往的外交战略，确定了“真正的不结盟”战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超级大国争夺霸权，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集团。从“一条线”到“真正的不结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在外交工作中，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强调加强同它们的团结与合作；主张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确定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方针；确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开创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要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国的外交实践，解决了我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复杂的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邓小平外交思想。

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继续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努力发展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江泽民还指出，我们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外交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决定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定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反对任何国家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安全和尊严；就是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就是坚持各国的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就是坚持不同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永远不谋求霸权。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真诚愿望和高尚品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宽广胸怀和外交能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赞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对外交往活动的根本准则，是在外交工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依据。

1.坚持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国际事务的原则。

2.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坚持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与合作的原则。

4.坚持爱国主义与履行国际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案例呈现

万隆会议召开^[1]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群山环抱的秀丽城市万隆举行。这次会议后来又被称为“万隆会议”。

亚非会议是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于1954年12月29日联合发起的，共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除5个发起国外，与会者还有18个亚洲国家和6个非洲国家。它们是：阿富汗、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南越和也门。

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有：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承受了殖民统治遗留下的一些历史争端和政治偏见的影响，与会国家之间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误解和隔阂。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也在会外巴望这次会议发生争吵而一事无成。

周恩来总理以高瞻远瞩、胸怀博大的伟大政治家风度，高举和平、团结、反帝、反殖、友好合作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化解了矛盾，排除了障碍，赢得了朋友，为会议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万隆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包含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国人民问题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广泛内容。公报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它们是：(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万隆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发起召开和自己作主的国际会议。会议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原则，为国际社会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这次会议所体现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而载入史册。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它为不结盟运动的诞生铺平道路，对发展中国家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南南合作所作的努力给予极大的鼓舞。40多年来，它激励着各国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案例点评

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在万隆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争解放、谋和平、求发展的强烈愿望，确立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标志的万隆精神。中国一贯坚定不移地把弘扬万隆精神作为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的重要方针。积极倡导和实践不同于国际旧秩序的新秩序观，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形成以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谐合作、共同发展为特点的新型国际关系。

红色链接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诞生^[2]

1947年和1949年，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长期压迫的印度、中国人民通过斗争相继取得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953年9、10月间，中、印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两国政府代表于12月就解决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谈判。

12月31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以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团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周总理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一天一天地会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国时确立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赖嘉文表示完全同意周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

经过4个月的协商，双方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周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写进了该协定的前言，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签署的正式文件。

同年6月，周总理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了印度、缅甸。6月24日至28日，周总理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其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周总理提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

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紧接着，周总理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于6月28日至29日访问缅甸。会谈时，周总理对吴努说：“世界上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只要以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新中国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我们愿意按照五项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周总理建议就此发表一个声明，吴努深表赞同。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发表。宣布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赞扬，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和赞同。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3]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总统(以下简称卡)：对。

毛：谁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确实如此。

毛：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纪事^[4]

1974年4月上旬，联合国大会召开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即第六届特别联大。这是由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倡议、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而召开的一次特别联大。这次联大名为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次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推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斗争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亲自率团出席这次会议。

4月7日，邓小平一行乘专机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邓小平一到代表团驻地，立即召集代表团二秘以上外交官开会研究工作。他说：“这次会议将要载入史册；亚非拉国家受人欺负那么多年，今天提出要建立经济平等关系，这可是划时代的事件，我们中国一定要支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发表演讲。讲话中他不拘泥于具体问题，而是针对当时美苏争夺霸权的世界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还提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由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他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为期一周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包含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张。

邓小平这次纽约之行在国际国内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平易近人、务真求实和高效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抵纽约，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除发表正式演讲外，还会见了几十个国家的外长。他召开内部会议，言简意赅，但指示明确。

在纽约开会的一周时间内，小平一直没有外出游玩。只是在回国前的一个星期天，到纽约郊区转了一下。他说，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那时，小平同志已在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外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建设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了。

结束在华盛顿的紧张日程之后，邓小平到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访问，邓小平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约是1.3万辆。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亚特兰大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南北两军的主战场之一，在战火中成为了废墟。而到邓小平访问之时，亚特兰大已成为美国南方发展最快的城市。崛起中的亚特兰大非常渴望与改革开放刚起步的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为了欢迎邓小平来访，该市首任黑人市长杰克逊为他举办了由当地140多名各界名流参加的盛大午宴。邓小平在致辞时说：“你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和合作之船沿着稳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线扬帆远航。”邓小平的肺腑之言引起全场宾客起立欢呼。

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也是兴致盎然，不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

谈起邓小平访美，给美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的一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当时通过电视注意到了这则新闻。对于美国人来说，邓小平欣然戴上牛仔帽观看美式牛仔表演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表达了他对美国文化的尊重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如今，那家牛仔竞技场虽然因主人去世已经关闭，但邓小平头戴牛仔帽、向美国公众挥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永久象征。

邓小平当年访美的最后一站选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在那里主要考察了波音747飞机生产线。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高级副总裁迪肯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被称为中国20世纪后期发展的总设计师，他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知道，现代文明离不开航空，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就要拥有真正世界水平的航空体系和基础设施。由于邓小平先生的远见卓识，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亲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一种真正的互利互惠关系。”

在短短8天访美时间里，邓小平以超凡的外交才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成熟心态，以及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的充分信心。

【注释】

[1]摘自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2003年8月1日。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418/1246.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htm

[3]这是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的一部分。

[4]《参考消息》，2004年8月12，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