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1840年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1]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和基础。

新中国的诞生，不仅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真正掀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篇章。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强调 “以苏为鉴”，努力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探索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但仍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横空出世，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奠基之功。大家知道，万事开头难，奠基之功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大厦没有牢固的地基，即使盖得再高再漂亮，最后也会倒塌。

一、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基本条件

新中国成立，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民族独立，这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人民追求强国梦想的一个历史起点。新中国的诞生，废除了100余年来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他们在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从此扬眉吐气，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鸦片战争后，我国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只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特别是抗战的胜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次彻底性的胜利，才扭转了这种状况。但在这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陷入内战，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为国家赢得了最后的和平，奠定了大国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这个新生政权。当时美国提出一个理论叫作 “尘埃落定”。什么意思呢？它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维持不了几年，那就等着有朝一日中国共产党下台以后再考虑建交的事，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信邪，也不怕各种各样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活的灵魂，顶住了压力。新中国建立后，不仅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而且还通过抗美援朝、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等事件保障了国家安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 “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 “六二五事变”和 “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 “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1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 “抗美援朝战争”。

1.朝鲜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是一场由不受中国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中国的战争

朝鲜南北双方从成立政府的那一天起，就都说自己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都一直在准备统一朝鲜半岛。南朝鲜依靠美国，北朝鲜依靠苏联。在这一过程中，美、苏双方都比较克制。双方都担心卷入局部性战争，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为了保证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对统一的态度更加积极一些。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同意金日成对朝鲜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并在4月10日至25日与金日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也会迫使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不过，在金日成看来，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还能有二话吗？

金日成准备好以后，于战争开始前2个月来到中国。说准备要发起统一朝鲜的战争，斯大林也同意，过来征求中国的意见。毛泽东给斯大林打了热线电话，证实了此事。毛泽东讲：第一，三驾马车，两驾要动，我们不好不动。第二，提醒金日成，要警惕美国人的干涉。但金日成认为，美国人在远东并未做好战争准备，既然他们没有干涉中国的内战，也就不会在朝鲜采取行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开始后，毛泽东非常关注战局的发展，军委作战室也一直在中南海摆沙盘进行研究，并在8月份提出存在美国登陆朝鲜半岛，把北朝鲜军队拦腰截断的可能性，并通知了金日成。但金日成当时主要听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对我们的提醒不屑一顾。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急转之下。10月1日，金日成在顶不住以后，派特使朴一禹带着金日成用中文写的求援信来中国求援。

2.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初期作出的最艰难决策

据胡乔木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几十年，两次决心是最难下的，一次是1946年同国民党破裂，一次便是出兵朝鲜。

从10月上旬，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出兵的问题。10月2日下午，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多数人倾向不出兵：因为中美实力对比悬殊，认为现在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

新中国成立之际，解放军近500万部队基本是单一的陆军，陆军中绝大多数是步兵，炮兵、装甲兵数量少且使用的是缴获的 “万国牌”武器，国内也缺乏保障其配件及弹药的能力。

1950年中美苏实力对比

二次大战期间，美苏弹药年产量均达200万吨以上，中国1950年的弹药生产能力仅1万多吨。

美国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2400亿美元；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先进武器装备；海陆空兵种齐全，战机3.1万架。

中国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武器装备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军队基本上是单一的陆军兵种，战机60架。

针对多数领导人不主张出兵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应参战：“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 ‘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决定了我国非出兵不可。10月2日，斯大林在得知多数人倾向于不出兵的消息后，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中国可以不出兵，但要做好接收朝鲜流亡政府的准备。这个问题后果很严重。如果朝鲜流亡政府到了东北，谁也不敢保证美国不会打过鸭绿江，这等于把战火引向了中国。

10月4日和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研究。但会议没有留下记录，估计是毛泽东不让记录。据当事人事后回忆，会议首先讨论了不出兵的问题，然后再讨论出兵的问题，有利条件是什么，不利条件是什么。最后，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归纳了三种可能性。中国出兵的三种可能性：打进去，站住了；打进去，但国内被炸了；打进去，打败了。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毛泽东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打进去了，但国内被炸了。所以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飞抵莫斯科，去谈判国内和战场上的空中援助问题。但斯大林只同意对国内的空中援助，不同意战场上的空中援助，怕暴露参战意图。

毛泽东提出的三种可能性，为我们现在的决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多种方案的基础上，经过比较、甄别、分析，从中选出最合理的方案来。而不应该只拿出一个方案去讨论和完善。

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了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第一枪。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作出参战决策后，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也是高明的。当美军进至鸭绿江时参战，政治上有理；在有利战场突然发起反击，军事上有利；“以志愿军名义”而不以政府军身份参战，尽可能使 “朝鲜战争地方化”，行动上有节。

麦克阿瑟说：“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停滞不前”，“我要让共产党国家血流成河”。而基辛格讲：“如果他 （指毛泽东）不在朝鲜阻拦美国，他或许将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他没有理由作出相反的结论。”

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看法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整个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

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主要对中国来讲，付出远远超出了获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作简单的比例估计，最好作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看 “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

第一点，新中国站在 “第一线”出兵朝鲜，让苏联站在 “第二线”，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1952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大型工程项目，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了15个项目，形成了后来通称的 “一百五十六项”（最后落实为150项）。这些援华项目的设备虽然还算成本费，技术转让却全属无偿，就此中国能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业化的最初基础。

80年代陈云曾回顾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第二点，中国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强美国在战场上取得均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这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与苏联真正形成了基本平等的兄弟关系 （东欧各国与苏联则是父子关系）。

毛泽东不只一次说过：斯大林真正开始信任自己，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那是在朝鲜战争开始后，严格地说，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以后。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终于被公认为强国，获得了近代从未有过的地位，美国也承认自此才把新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过去日本社会上都轻蔑地称中国为 “支那”，看到自己最敬佩的美国居然被中国人在朝鲜打败，才心服口服地改称正式国名。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转告三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辽阔的中国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美国五角大楼认真地研究了这几条，并专门作了情报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美国陆军不能越过17度线。一直到1973年巴黎协定，整个战争被控制住了。

美国人魏德迈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

而另一个美国人迪安说：“任何企图征服中国的国家，最终都被赶跑了，丢尽脸面。这个国家不得了，碰不得。”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则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们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第三，抗美援朝最现实的意义，也是它最重要最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使中华民族真正在心理上翻了身。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百年来对外战争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共产党的凝聚力，自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从此得到了恢复。毫不夸张地说，抗美援朝战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

在旧中国，两万八国联军就能长驱进入北京，60万日军就能占领大半个中国；而朝鲜战场上，百万 “十六国联军”在境外被打退，此战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毛泽东说的 “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豪言，在朝鲜战场上变成了现实。

彭德怀说：“抗美援朝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后人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时，认为有两大成果最值得重视：一是打出了几百公里的安全纵深，二是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不论后来的半岛局势演变如何，我国工业中心东北就此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外部安全屏障，我国所显示的威力也使周边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安全环境。

（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是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由中国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及其有关机构的工作，把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所谓 “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据。

从1950年第五届联大开始，新中国为恢复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美国的阻挠越来越困难。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帮助下，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交大会的提案，即 “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祝福，被赋于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中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2]

1971年1月15日，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首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受到大多数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从此，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坚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次重大突破，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我们这次胜利，是因为我们广泛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黑人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赞成票：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不丹、博茨瓦纳、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加拿大、锡兰 （斯里兰卡）、智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科威特、老挝、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刚果、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瑞典、叙利亚、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英国、坦桑尼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

反对票：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中非、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哥斯达黎加、达荷美 （贝宁）、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加蓬、冈比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象牙海岸 （科特迪瓦）、日本、高棉共和国 （柬埔寨）、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耳他、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巴拉圭、菲律宾、沙特、南非、斯威士兰、美国、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乌拉圭、委内瑞拉。

弃权票：阿根廷、巴林、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塞浦路斯、斐济、希腊、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黎巴嫩、卢森堡、毛里求斯、巴拿马、卡塔尔、西班牙、泰国。

（三）中美关系的突破

毛泽东不仅广泛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还从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高度着眼，为改善中美、中日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使整个西方世界同我国的关系得到改善。进入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的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的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美元危机日趋严重。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其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加剧又使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实现与美国的和解。

1970年10月1日国庆庆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新闻照片，这是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富有深意的信息。1970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访问中国时转告：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同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长谈六小时，说欢迎尼克松访华，不管他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1971年4月，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赛会结束前，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要访问中国，很快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从而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小球转动了地球，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在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的帮助下，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从7月9日至11日与基辛格秘密会谈并达成协议。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并同周恩来举行会谈。尼克松作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访问的呢？是在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这对美国总统而言，绝对是极其罕见，这件事震惊世界。

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署 《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两国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双方的贸易关系、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在几年间有较大的发展。从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并给世界政治带来巨大影响。

中美关系的缓和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国采取了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行动，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反响。在日本许多对华友好的政党、社团和人士的推动下，日本政府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1972年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由于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特殊位置，在美国影响下，很多西方国家很快也与中国建交，中国与西欧许多国家出现建交高潮。到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四个小国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北美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71年7月至1972年底，在1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土耳其、伊朗、墨西哥、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4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差不多相当于从1949年至1969年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总和。英国和荷兰亦由于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使其代表机构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整个西方世界同我国的关系得到根本上的改变。这个了不起的外交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地位，也打开了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否则开放就无从谈起。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国家，能够跟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这是很不简单的，说明了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个时期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十八大报告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政治前提，那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搞的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不是什么官僚资本主义，也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我们搞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制度，就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

（一）奠定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它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制度和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是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这样一个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另外，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没有 “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当时的苏联也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考察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 （英国），可以建立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即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因为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已占人口的大多数。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 （如德国和法国），可以建立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即联合统治。因为在这些国家人民中，不仅有无产阶级，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即属于后一种类型，它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比无产阶级专政更为广泛，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独创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只提到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来没有包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当然，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领导者，也不能在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权中有一定的地位，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政权结构，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能够使反动派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使我们的政权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巩固，这对于巩固我们的政权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是很有利的。因此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人民民主面，缩小了专政面的国家学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其大部分人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爱国者。在今天，这些人同样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之一。

人民民主专政鲜明地体现了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并突出了人民民主这一主体，在表述上比无产阶级专政更严密、更明确。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就一直受到敌对阶级的攻击和责难。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强权政治，只讲专政，不讲民主，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强权。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也包含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是从字面上给人一种只讲专政，不讲民主的印象。所以为了更好的体现出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就采用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个提法，使人民更容易接受。毛泽东讲，我们用强权打倒强权，然后可以避免强权，为什么，因为我们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注重教育改造的政权。教育改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采用民主的方法，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改造自己，以脱离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和旧思想。另一方面是对敌人的改造，只要他们不捣乱、不破坏，也给他们工作，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如果不愿意接受改造，就强迫他们，对他们进行长期的教育。在这里，毛泽东对作为阶级的社会集团同阶级中的个人，是有条件地加以区别的。反动阶级、反动派要消灭，而其中的人，绝大多数可以通过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新人。特别是通过对末代皇帝溥仪的改造，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功能的作用。这种思想明显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感化和刑政强制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不排斥各民主党派，而且给予他们管理国家的权力，提供为人民效力的机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体现了我国民主生活的广泛性和政治生活的活泼性。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时期，并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充分体现了它的革命适应性。

二是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就有了 “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当时毛泽东同志就说，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又能集中处理国事，还能保障人民必要的民主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将人民代表大会制确立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

三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也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政治合作关系。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非常珍视这种合作关系，把各民主党派保存下来，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民主党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制度既不同于 “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许多国家实行的 “多党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

四是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四大基本制度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它面临着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我们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这个转变。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土地改革运动即将结束，在对不法资本家的 “五毒”行为进行打击之后，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并举的路线。

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形式。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从低级形式入手，逐步引导向高级形式。比如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合作制理论，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渡形式，逐步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农村，党没有在土地改革以后直接领导农民像苏联那样建立农村公社和集体农庄，而是根据农民发展生产遇到的实际矛盾，以及相应的觉悟程度，先建立互助组。在互助组里，农民仍然各自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独立经营，但是实行集体劳动和某些牲口和农具的共同使用。就其所有制来讲，仍是个体私有的经济，但是也实实在在地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萌芽。随着互助组的发展，内部又产生了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于是党又引导农民走上了以土地和生产资料入股分红、统一经营、实行一定按劳分配制度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解决了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但初级社土地和生产资料还是归农民所有，仍然没有解决集体劳动和个人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又实行高级社，使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类似于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是采用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实现的。先是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掌握了企业的产品。然后是公私合营，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国家不仅控制了企业的产品 （流通），而且还要控制企业的生产过程。

采用逐步过渡形式为什么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按照我们原先的估计，社会主义革命是异常残酷的。因为要把自己长期占有的生产资料 （资本家的工厂、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让给国家和集体，这是基本利益的割舍，肯定会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但最后的结果，却以和平的形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出现了农民牵着戴着大红花的牛，高高兴兴送到合作社，资本家敲锣打鼓把公私合营的喜报送给毛主席的动人场面。不管他们内心多么矛盾 （有的资本家白天送喜报，晚上抱头痛哭），但在行动上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并且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逐步过渡的方法，逐步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的熏陶，用榜样的力量，使人们逐步习惯社会主义。这样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是太突然，同时又避免了因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对生产的破坏。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发展，是创造性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第一次把马恩的设想变为了现实。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的问题，马恩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暴力没收，二是和平赎买。马克思更看好和平赎买，他认为，如果能对资产阶级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那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两次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第一次是1918年上半年，第二次是1921年，但是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比较反动，不接受和平赎买，因而列宁的计划未能实现。毛泽东根据马列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是能够实现的。一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的一面，根据其两面性，我们有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二是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巩固的工农联盟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能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所谓赎买，主要是经济赎买，同时也包括对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经济赎买，不是由国家拿出大笔钱去购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并保留资本家原有的高薪。这样，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国家共付出了32.5亿元的代价。毛泽东讲，花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充分证明和平赎买对无产阶级是最有利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由于这个制度代表了新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凝聚了亿万民众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念，而且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从而催生了万众一心、风雨同舟的前进动力，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保障。

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后 “30年”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那时所建立的制度根基，就不可能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包括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经济制度改革。

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还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这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某些基本制度，以及60年代前期制定的许多条例，比如 “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此外，还包括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根基，这方面受到 “左”的影响少些，制度层面的基础更好一些。

三、为民族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理论准备

这个理论准备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由三个层次构成：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原理、具体结论。最高层次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些原理和具体结论随着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失去其原有的价值，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永远起作用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同样如此，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是邓小平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当年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的理论依据。

（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仍然有指导意义

比如说毛泽东在1956年到1957年之间写的一些重要的文章，包括 《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针。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的思想

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制订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的，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随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毛泽东逐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主要体现了对物质文明的追求，没有提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1956年9月写进了党章。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提法。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的谈话中，提出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提法。但文化的现代化不好量化，所以到了1964年底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对于工业化是一种进步，但仍然偏重于经济和科技，还是一种传统的现代化的概念，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的内容，还不是全面的现代化。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但三个高度的提法并不恰当，一是不好界定，达到什么程度叫高度。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要建设高度的物质、精神、民主，也不可能做到。所以从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起不再使用三个高度的提法。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上，中国现代化的提法由四个现代化变为了 “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的概念。

在确定发展目标的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了实现目标的大概时间和战略步骤。1955年的全国党代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用50年时间，即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在1955年10月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大约用50到75年，即10到15个五年计划，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讲，要用50到100年。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受赫鲁晓夫15年赶美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的设想。受到挫折后，毛泽东恢复了比较稳妥的估计，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基本定格在100年，即到21世纪中叶。1961年9月，他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1963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 “两步走”的发展步骤。第一步，先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勾画出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这个思想后来被邓小平继承下来。毛泽东讲一百年，邓小平也讲一百年，都是指从进入初级阶段，到21世纪中叶。但赶超目标不同。毛泽东讲用一百年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邓小平将赶超目标定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在步骤上，毛泽东讲两步走，邓小平一开始也是讲两步，到十三大才提出三步走。一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二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达到小康。三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学说

第一，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其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解决，只有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的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既突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格加以区分，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将过去以解决阶级斗争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转变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还指出，对于不同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不能套用一个公式，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比如在经济工作中，提出实行对全国城乡各个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观点；在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中实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另外，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解决这些矛盾，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重要原则。可惜这些好的思想和方针，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下去。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篇文章在以后的历次修改发表时，都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伏笔，以至其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和基石。

3.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

讲到工业化道路，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轻型工业化道路，即从轻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一种是重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苏联在进行工业化时，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则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理解是片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都是走的轻型工业化道路，也有走重型工业化道路的，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 （也有人认为日、德是走轻重结合的道路）。由于当时干什么都要先考虑姓资姓社问题，所以我国在选择工业化道路时，接受了苏联的看法，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当时之所以选择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更多地、主要地还是考虑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中国重工业基础薄弱，而重工业是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技术装备的，在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如果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会影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再加上当时的国防需要 （国防全靠重工业支撑，当时的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战），所以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历史的选择，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孤立地谈工业化道路。

虽然我们和苏联一样，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但我们的工业化道路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一，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不能离开农业来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果不发展农业，只片面地发展工业，中国广大农村的落后势必影响到整个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把农业提到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期后，毛泽东又提出了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第二，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按照社会产品的最终用途，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生产资料，一类是生活资料。马克思认为，两大部类之间只有按比例协调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才会迅速。由于重工业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的 （不是全部），农业和轻工业主要是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因此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大体上就是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部类划分的原理，具体为农轻重的划分，是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典范。

第三，毛泽东提出靠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促进重工业发展的思想。这个思想，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工业化的弊病提出来的。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走的是一条靠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前苏联等国家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缓慢，同其工业化道路有关。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而对关系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农业发展重视不够，教训深刻。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东欧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提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应采取后一种办法，即通过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第四，毛泽东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是沿用苏联的办法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即重轻农，首先安排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的发展，然后围绕它再安排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但这样做，重工业很容易挤掉轻工业和农业，大跃进就是钢铁挤了轻工业和农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强调国民经济计划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里讲的按农轻重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的是国家制定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发展，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再根据农业和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在安排重工业的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不是单纯地为了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化的一个良性循环：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促进重工业发展，反过来重工业又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和轻工业放在重工业前边，是不是意味着重工业不优先发展呢？毛泽东认为，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的，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不是就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来说的，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和物质分配的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这样安排是在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重工业优先发展。

4.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所有，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但是历史的发展和马恩设想的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爆发，而是首先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起初按照马恩的设想，想比较快地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代之以产品交换。但是过了不久，就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转而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小农自由贸易，发展城乡间的商品交换。列宁逝世后，很快停止了执行新经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规律。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价值规律。这一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斯大林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也起调节作用 （认为价值规律只在商品流通的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作用）。

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论述很少。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废除商品生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震惊了毛泽东。所以从1958年秋天开始，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价值规律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当时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走出北京城，沿着京广线，搞了一些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初步认识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二是走进书房，阅读了一些经济学著作。主要是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此书毛泽东在1953年就读过，但1958年重读，读得比较认真，收获较大。另一本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成员有田家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等，读了苏联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毛泽东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并试图划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界限。毛泽东讲：“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不要怕商品。第二，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第三，关于商品的范畴，毛泽东突破了斯大林把商品范畴仅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多次指出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如拖拉机。毛泽东认为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卖给公社的生产资料是商品。第四，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强调“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3]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我们既要看到毛泽东对商品经济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也要看到其理论的局限性。正是由于其局限性，使其最终走上了限制商品生产的老路，出现了对商品经济由肯定到否定的失误。

5.关于改进经济体制的思想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改造的途径和方法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改造的目标和模式上，由于缺乏经验，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在改造中建立了一种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过分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开始改进经济体制。主要是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一是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二是改革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第一，在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思想。在 《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提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第二，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在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县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第三，在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一提到 “两参一改三结合”，也许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会感到陌生。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当时，毛泽东把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 “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 “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并使之在一段时期里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管理制度。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管理企业、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因素，是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而 “两参一改三结合”里面包含了许多积极的因素，细究起来，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并不过时。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管理思想随着 “文革”的发生，被我们抛弃了。而恰恰是我们弃而不用的东西，现在日本的许多企业仍在使用。我们国内的企业请日本人来介绍管理经验，他们讲的第一课就是 《鞍钢宪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非常著名的，他们创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的理念。他们说这一套理论是跟 “两参一改三结合”分不开的，吸收了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精华。这是因为 “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倡把工人群众也吸收到管理中来，这是团队合作的精髓。

在改革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方面，首先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通过了陈云提出的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其次是在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思想。

讲到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应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和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日而语。那时的改革在总体上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甚至有些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出于完善这种模式，改革更多的是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

（三）探索中取得的理论成果，成为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首先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之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重申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思想，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既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是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论断，又记取毛泽东超越发展阶段的严重教训，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 “中间地带”和 “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理论，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形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1951年5月，西藏代表团在北京同中央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在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承认保留原有政教合一的制度不变，这实际是 “一国两制”思想的先河。因西藏上层集团叛乱，中央才于平叛时决定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马上收回香港，这并不是我们没有力量，实际上，当时收回香港易如反掌，只要把水、电一停，香港就瘫痪了。当时之所以不收回香港，是因为早在西柏坡时，中共中央就有一个腹案，决定先不收回香港。外国人对此很不理解，等到朝鲜战争一爆发，他们才恍然大悟，认识到中共确实棋高一着。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但只能封锁中国大陆，而不能封锁资本主义的香港，这样一来，保留香港就为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保留了与西方国家交往的一条国际通道。所以当时对香港采取了 “暂时不动，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对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开始打算武力解决，但从1955年开始，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8年炮击金门后，10月6日和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先后发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告台湾同胞书》和 《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进行和平谈判。中国人的事只能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办法。这些办法，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 “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即坚持一个中国。四目是指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四、为民族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我们国家经济基础很落后，“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毛泽东曾经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情有过一个形象而简略的概括：“一穷二白”。“穷”者，广大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获得很好解决。根据联合国 “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分析，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及整个亚洲平均水平的2／3，不足印度的一半，4000万灾民等待救助。“白”者，工业化的 “家底”实在是过于薄弱。当时中国人均钢铁占有量是0.58市斤 （只够打一把菜刀），而美国是中国的1628.7倍，英国为1082.7倍，苏联为453.6倍。新中国的建设就是在此基础上起步的，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必须接受的历史遗产与现实起点。1956年，毛主席跟民主党派负责人讲话的时候，讲了一段很生动的话，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他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这就是当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一个缩影。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重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一点在50年代，对于毛泽东及其中央领导集体来说非常清楚。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由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经济、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苏联、东欧国家多出500多项，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

其三，我们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新中国刚成立，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路该如何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范围当时最为成功的就是苏联。因此，当时我们只能向苏联学习，而且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向人家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起步阶段处处模仿苏联、学习苏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确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对迅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做出重要贡献。例如，1979年工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32倍，工业企业固定资产30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之和的近40倍；1949年，我国只有12万个生产规模小、设备也相当简陋的工业企业，但到1979年，我国工业企业近40万个，增加28万；和1949年比较，1979年的发电量增加了65倍、原煤产量增加了近19倍、原油产量增加了884倍、钢产量增加了211倍……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更高水平的工业化具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然而，工业化的 “苏联道路”既帮助了中国，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多重隐患：首先，高度集中和计划化的管理模式使地方与企业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在经济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高度集中和计划化有助于发挥 “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然而，完全排斥市场和商品生产的作用，必然使经济丧失一定的活力。其次，“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使劳动者从事生产的动力处于不断衰竭的状态。再次，片面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不应有的忽视。从 “一五”计划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额占工业总投资额的89％，而轻工业投资只占总投资额的11％。忽视轻工业和农业，最终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存问题都难以获得很好解决。另外，还存在整个经济管理与运行中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按规律办事，在赶超性战略指导下积累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等严重缺陷。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毛泽东首先发现苏联的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1956年就富有远见地提出，我们要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宣布：“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城市一些纺织和轻工机械，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都要靠进口。经过27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1975年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仅占28％。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

1952年到1978年，我国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亿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5100万立方米，电力从70亿度增长到2560亿度，原油产量从基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04亿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869.3万吨，农药从2000吨增加到53万吨。

到1966年，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从无到有，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中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中国工业的许多空白。1976年中国工业部门的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毛泽东在1964年6月6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讲：构成中国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是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和 “三件最重要的事”。“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80多万公里的公路，2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多数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滇、桂、川、黔、青、闽、新、宁和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取得一定的增长。

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兴建水库5万多座，仅淮河治理就修建水库3400多座。这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水库不太行了，大家可以考察考察这些水库是什么时候建的？大跃进的时候建的，到现在用了50多年了。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也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中国与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平等原则下发展经济往来创造了前提。

（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说过：“印度不如中国的地方，一个是没有很好的基础教育系统，另一个是没有基层医疗卫生系统。而中国这两大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则这3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5]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小学入学率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而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由1961年的40％，上升至1978年58％。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上升至1976年的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升至1976年的861.1万。1963年前普通教育开支约占教育总开支的45％，1963年后大幅提升至1969年的95.4％，1976年为67.1％。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流行的传染病主要有：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肺结核、脑炎，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大面积的传染区也不是医药所能止住的。毛泽东不信邪，把消灭传染病作为党和政府的一个大事来抓，大批医疗工作队进驻了病区，成立了许多类似血防站、肺结核防治所的单位；免费送医送药上门；免费在全国普及接种；宣传、行动，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在短短时间里，彻底消灭和基本消灭了传染病，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创造了人间奇迹！

在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成功探索出一个依靠群众、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1978年五届人大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 “合作医疗”列入宪法。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曾派专家组来我国考察农村卫生，认为 “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式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赞誉中国 “在落后国家的经济水平上达到了先进国家的卫生水平”，取得了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文革”期间，国家在医疗方面的花费只相当于GDP的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却大部分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改善中国人民健康水平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国家。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阿马阿塔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

（三）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1965年9月17日，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1973年，袁隆平等人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截至目前杂交水稻在我国累计推广60多亿亩，增产稻谷6000多亿公斤，每年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7000多万人口。袁隆平因对杂交水稻的杰出贡献于2001年获我国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4年获世界粮食奖和以色列 “沃尔夫奖”等16项国内和国际大奖。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0月，中国首枚导弹核武器 （东－2）实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随后， 1975年我们返回式的卫星第一次成功回收。

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并于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不少人对 “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了解得少。战略核潜艇，意味着我国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这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 “杀手锏”。

中国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的薄弱基础起步，十几年里便完成了 “两弹一星”的研制，实现了大幅的跨越式发展。1964年中国有了原子弹。有一位国民党将军在南非乘公共汽车，按规矩公交车上有色人种必须坐在后面。中国核试验成功当天，售票员告诉他今后他可以坐在前面了。问其故？售票员回答说：你们中国是有核国家，有原子弹的国家是大国。这位先生泪流满面，从此心向新中国。

海外华人更是扬眉吐气，倍感兴奋。一位在法国开饭馆的华侨曾讲过这样的经历：此前邻居常将垃圾扫到他的门前，以示对黄种人的轻蔑。中国“两弹一星”的消息传来后，他的门前再没有人堆来垃圾，警察也向他道贺说：“您有这样的祖国，以后不会有人再找您的麻烦！”

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话十分中肯。

当年毛泽东就是从战略上看到它的意义，所以下决心 “勒紧裤腰带也要搞”。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是跟两弹有密切联系的。

另外，这个时期，培育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人民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在廉洁奉公、惩治贪污腐败，反对封建迷信，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我们党和人民还表现出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民族精神，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像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等。这一代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强盛，做出了自己最大努力，甚至有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对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们不给予积极的肯定，一方面违背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对他们也不公道，所以对成就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五、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失误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得失，这既是一个难点问题，也是理论界常有争论的热点问题。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把握住 “探索”这个词的特定内涵。探索是一个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因此探索具有正确与错误相交织、成功和挫折相伴随的特点。

把握住这个特点，就为我们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毛泽东的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探索建立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如何赶超发达国家，探索如何维护劳动人民的权益，如何保卫国家安全等等。他的成功也罢，失误也罢，光辉也罢，瑕疵也罢，都是在这种探索中产生的，而丝毫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每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毛泽东也不例外，而历史的局限往往是很难突破的。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时候，当然受到了同样的限制。搞社会主义在中国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上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所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规律肯定要受到时代的和知识的限制，所以要求毛泽东本人超越一切限制是不公允的。

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倘若1956年以后，毛泽东不提出独立探索的任务，中国继续按照苏联的一套搞下去，加入它的大家庭。那当然不会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会同苏共决裂，搞反修防修，也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损失。可是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大家庭崩溃之时，中国能否避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结局，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倘若不能避免，其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比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其次，对毛泽东晚年失误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当采取辩证的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对毛泽东晚年失误，我们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间接受益的一面，要变废为宝。毛泽东经常讲一句话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第一，这些错误至少告诉我们走了岔路，此路不通，不能再走，这就使我们受了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三种选择，一种是继续走 “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一种是走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道路，还有一种是另外走出一条新路。我们党之所以没有走前两条道路，而走了改革开放的新路，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了文革期间，包括文革以前犯错误的痛苦经验。

第二，物极必反效应。人往往只有跌了大跤，吃了大亏，才能对错误有深刻的认识，才能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 “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民主革命的认识，也是在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付出了血的代价以后才成熟的。所以有人讲没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犯错误在先，就没有毛泽东成功在后。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 “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端，这就为纠正他的错误准备了条件。所以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开放不行。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

第三，对于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毛泽东应该负主要责任，但绝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毛泽东，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

邓小平曾经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责任。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黄克诚1959年在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斗争中，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工资降两级，20年没有工作。但1980年11月27日，他却不顾年迈体弱，几乎双目失明，以抱病之躯在中央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四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心思想就是谈谈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

黄克诚针对某些人不赞成 “错误大家有份”的认识说：“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我们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却把错误都算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责任，这是不公平的！我认为，毛主席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大家也应该来分担自己该分担的那份责任，这才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精神，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毛主席的担子也就轻了。”

“同志们可以想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 ‘文化大革命’以及错误地开除少奇同志的党籍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大家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会多数同志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么大的错误呢？如果我们抓具体工作的同志都能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掌握党的重大政策，就不会犯全局性的错误。可是，我们一味地迎合上面，有的同志还想邀功，盲目地执行错误政策，这才使错误发展到严重地步。当然，毛主席要主要地负领导的责任，但我们也要负一定的执行责任呀！”

第四，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错误，但其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也就是说功大于过。这是1981年历史决议的论断，也是被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就他一生来看，这些错误同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相比较，毕竟是次要的，毛泽东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为什么说功大于过，我们可以把功和过作一个比较。首先从功和过的分量来看，毛泽东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创立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的篇章。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没有改变国家性质，使新中国倒回到旧中国。其次，从功和过的时间来看，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算起，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有整整半个世纪之久。在前40年，他的功绩是主要的，只是在最后10年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才是主要的，把这二者相比较，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再次，从功过的历史影响看，毛泽东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尽管历史还可能有反复，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将使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受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在不断地得到纠正和克服。

30年的实践证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公正的，可以说是求得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人人都满意不可能，因为由于经历不同、年龄不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毛泽东的形象。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待毛主席的看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要说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最有发言权和说服力的是和毛泽东一起在战争年代打拼几十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一起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同志。他们是局内人。

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

比如说，假如历史上没有希特勒，那么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有二次大战。假如历史上没有斯大林，那么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石油之后，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没有日本天皇，那么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这个话是他多年的深刻体会总结出来的，是他的心里话。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讲：1981年 《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经过了毛泽东时期的人吃的苦最多，但中国中老年人中真正忌恨毛泽东的反而比较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曾与毛泽东共同经历了那个时期，大家都是那段国家特殊岁月的参与者，而且那段时期是他们一生经历国家变化的真实组成。对毛泽东持尖锐批评态度的，很多是没有那段经历的年轻人。他们把那时的中国同今天的中国直接比，甚至同各国社会最先进的部分比，并且深受西方对毛泽东负面评价的影响。他们当中最激进的人用很难听的话说毛泽东，但他们有点像两三岁的小男孩从幼儿园里学了骂人的话那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决议》发表以来国内外的历史实践启示我们：能否正确评价领袖人物，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如何回答，直接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如果把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说成漆黑一团，如果把毛泽东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否定，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就会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就会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迷失前进的方向。

20世纪后期，美国的反共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 《大失败》一书中，曾经建议苏联的自由化分子集中力量攻击和丑化斯大林，批判 “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一旦把斯大林全盘否定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就站不住脚，苏共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就会失去历史的依据。苏联的自由化分子正是按照这个反共战略，在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等人的支持下，从历史问题上打开突破口，展开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直到导致苏共解体、苏联垮台。这个历史性悲剧所提供的严重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 （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 （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 （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这个时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前后，有些人可能为了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后30年的成就，就采取了否定前三十年这样一种很不科学的方法，割裂两个30年的关系。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没干好事，一片漆黑，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搞阶级斗争瞎折腾。

有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人，肚子饿了，他去买一块烧饼吃，吃了一块根本不饱，又买了第二块又不饱，接着买第三块，第三块吃了一半的时候，肚子饱了，他就嘀咕，他说当初我要是买第三块烧饼多好，既省钱又可以吃饱。但是它犯了一个常识错误，就是如果没有前面两块烧饼垫底的话，第三块烧饼是吃不饱的。用这个寓言来比喻我们今天同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关系，没有那一代领导人打下的、提供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没有那一代领导人的艰辛探索、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就没有我们今天。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上篇”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则是 “下篇”，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历史时期，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飞跃。

说联系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它们 “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决不能把它们彼此割裂开来，更不能把它们根本对立起来，“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说区别，前一个时期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后一个时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前一个时期的探索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目标、正确的道路，结果没有成功，后一个时期的探索接续了前人的实践，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找到了改革开放的突破口，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2] 熊向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历程》，中央党史资料，第59辑。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35页。

[4]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33－734页。

[5]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