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据最具支配性和主导性的位置，而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又无疑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中最为神圣的人物。2000多年来，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已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中华文化之经典，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它不仅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主要精神武器，而且也不失为文人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必读之书。今天，在全球悄然掀起向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回归的思潮下，东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伦理传统，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在西方愈来愈具有影响力。许多西方国家对“孔夫子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上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1]伏尔泰也曾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2]前者确认孔子的学说是当今人类的“生存之道”，后者则是把“孔子法规”确认为幸福之道。不言而喻，当人类面临生存危机、幸福危机的今天，极有必要深究《论语》这部孔子学说代表作中的生存之道与幸福之道，以明了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和“法规”，为何拥有此种智慧、遵从此种法规的时代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奥秘。
关于《论语》一书，先哲时杰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分析指出，《论语》提出了一种独具儒家色彩的幸福学说，倡导的是一种“简约的幸福”，指出：“幸福的生活取决于内心的简约，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外在的财富。”[3]同样是国学大师的林语堂则认为，孔子的思想实则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孔子的智慧已经成为国人乃至亚洲人民的“文化心魂”。而台湾著名哲学家、儒学大师傅佩荣先生则说：“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并断言：“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这无疑是在强调儒家学说，尤其是《论语》对于根治人类时代痼疾的文化价值及其影响力。另一位台湾知名学者陈琦萍先生在其著作《我与〈论语〉》一书的题记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如果您因本书而发现人生的智慧，那么恭喜您已得到一把开启幸福的钥匙。”在陈先生看来，《论语》不仅是一部饱含智慧的生活之书，更是一部治疗人类心疾的药典，可以指引人们找寻到心灵所需的幸福。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提出，《论语》教给我们的是，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指出：“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不难看出，上述学者们已不同程度地论及《论语》的重要地位与时代意义，是在于它所蕴涵的幸福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对于根治人类心疾和时代痼疾的意义。由于《论语》是一部有关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的著作，是“一把开启幸福的钥匙”，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幸福理论。因此，我们试图从幸福学的角度，以幸福学理论为指导，对《论语》进行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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