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和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2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无论是原始经济时期、农业经济时期，还是工业经济时期，追求GDP的增长这样一种发展观一直统治着人们的认识。发展主要是按经济增长来定义的，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为根本目标，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失业等固有的社会矛盾，而且加剧了南北差距、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更为广泛而严重的问题。

这一时期，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中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本身除了“量”的增长要求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总体的“质”的方面有所提高和改善。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这次会议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将环境问题严肃地摆在了人类的面前，唤起了世人的警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开始把环境问题摆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统一审视，寻求一条健康协调的发展之路。

1987年，联合国委托以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著名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念——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基本原则：①公平性原则，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②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不超越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③共同性原则。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过程不可能一样，但都应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

尽管人类探索的脚步没有停止，但由于人类行动的脚步过于缓慢，全球的环境状况仍在日趋恶化。20世纪80年代，人们相继发现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和“酸雨沉降”三大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意识到这些问题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里约会议让世界各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并在发展中开始付诸实施，这是人类发展方式的大转变，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当然，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只是在开始推行，道路崎岖而漫长，但重要的是找到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政府立即开始行动。会后一个月之内，中国政府就向全国各地转发了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国环境问题十大对策》，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行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当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中国21世纪议程》，组织了52个部门，300多名专家参加起草工作，国务院于1994年3月正式批准了这项报告，成为世界上率先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从而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为了促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政府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并在全国广泛开展了“绿化祖国”的活动。政府加大了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心。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需要调整好三对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之间的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以近代的机械论世界观为基础，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自然是毫无内在价值可言的；人的使命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使之成为人类的奴仆。然而，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无穷欲望视为自己的价值目标，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要走出或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美丽和稳定。

第二，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代际平等”。确实，环境危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不安与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环境危机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还威胁着后代人的生存。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由于人口的稀少以及人们所掌握的控制与破坏自然的力量非常有限，因而他们对自然的开发离自然的承载极限还非常遥远。相对于稀少的人口及有限的开发力量而言，自然的财富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无须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毁灭后代的生存家园。加之人们的知识非常有限，无法准确地预见其行为的遥远后果，所以，对遥远的后代的关怀基本上没有进入古人的思维视野。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完全改变了人类的代际图景。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剧增，人均资源消耗量与废物排放量的剧增，人类对地球的开发正在接近地球的承载极限；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增加，我们已经能够准确地预见我们的行为对于后代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因而，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地球上的有限资源的问题，便跃入了当代人的思维视野。因此，在分配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时，我们必须要用代际正义的原则来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要选择那种能够使对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可能的能源使用战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给后人留下一套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还要给他们留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生态环境。

第三，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当代人的努力。当代人之间能否公平地分配环境保护的成本与利益，能否建立一套鼓励人们的环保行为的制度安排，这直接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当代人之间尚且不能实现某种最低限度的公正，那么，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会真正关心遥远后代的利益。因此，当代的集体努力与个人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关键。

《我们共同的未来》把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这是由于，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贫困是对这种权利的剥夺，它使人作为人的价值得不到实现。同时，贫困与破坏环境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因此，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距，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也是实现代间代内平等的内在要求。

要在全球的范围内实现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的目的，国际社会就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在民族国家层面，政府应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严格的环保法规，鼓励企业与个人的环保行为。在国际层面，人类应建立一个更加公正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和平，反对军备竞赛，使各国能够更多地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保护我们这个“唯一的地球”，而不是用于研制“先进”的杀人武器：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增强欠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能力。同时，我们还应积极配合各种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发起的保护地球的民间环保活动。

中国政府强调指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些年来，我国已经在工业生产建设中确立了“三个转变”，即从侧重污染的末端逐步变为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由重浓度控制转变为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由分散的点源结合转变为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相结合，努力形成一种既满足环境保护要求又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的最优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