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1月25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对于美国拨款政治的研究，正是为推进中国公共财政的民主化、现代化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的实例。作为全书的收束部分，本章将继续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概括前面各章的观点，努力为美国国会拨款政治做出初步评价；另一方面，尝试基于美国国会拨款的个案，以议会财政权、民主财政等理念的思考为基础，为中国的实践和未来总结一些经验。
第七章 总结：评价与借鉴
“如果预算报告只说教育、外交、卫生分别要花多少钱，给人大报个总数，而且是部分的总数，这种预算方法，与世界相比不是落后几十年，而是一两百年……公共预算是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也是政治改革，中国还没有真正开始。”
——已故的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2009年3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感慨。
2010年1月25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与会代表惊喜地发现，他们将审议的2010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将不再被回收，并可以带到会下继续审议。不过，代表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问题：愈发详细和复杂的预算报告的确增加了透明度，但却让专业知识相对不足的代表们读起来有些“吃不消”了。[1]无论如何，这种“吃不消”显然是可喜的，因为它足以说明蔡定剑教授所说的“改革”正在“真正开始”着，只是涉及方面较多，不能一蹴而就。对于美国拨款政治的研究，正是为推进中国公共财政的民主化、现代化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的实例。作为全书的收束部分，本章将继续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概括前面各章的观点，努力为美国国会拨款政治做出初步评价；另一方面，尝试基于美国国会拨款的个案，以议会财政权、民主财政等理念的思考为基础，为中国的实践和未来总结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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