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要不要迁移

1.2　企业要不要迁移——几种理论观点的回顾

（1）新古典区位理论

新古典区位理论试图基于经济考虑构建一种寻找企业最优区位的一般的标准化的解释模型，其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经济人（homoeconomics），并能获取完备的信息，而经济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并没有体现在上述模型中。在新古典区位理论中，“利润空间”的概念十分重要（Hayter，1999）。它定义了企业能够获取利润的空间，“利润空间”可能由特定区域的客观特征（如交通基础设施）决定，也可能受集群经济的影响，如专业化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地方生产网络，消费市场规模等，超越空间边界，生产成本将变得高昂或收益将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存。新古典区位理论认为，在均衡情况下，处于“利润空间”中的最优区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企业迁移也就变得没有必要。然而，企业和环境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方面，企业内部因素可能导致扩张的需要或生产过程的变化；另一方面，外部因素（如要素价格的变化，外部效应等）可能导致企业收益边界的变化，进而引起利润空间的改变。因此，有理性的企业会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区位，而当企业不再位于“利润空间”中，它就促使企业从当前区位迁移到新的区位，后者可能是有利润回报的区位（Pellenbargetal1，2002）。此时，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那些推力因素，即促使企业离开现有区位的因素所驱动。在多数情况下，企业现有的区位仍处于“利润空间”之内，只是决策者发现其他区位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那些拉力因素，即吸引企业到其他区位的力量所驱动（VanDijk＆Pellenbarg，2000）。除了推力和拉力因素外，企业迁移决策还取决于一些促使企业留在现有区位的阻力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到企业迁移所造成的固定和可变成本（如厂房、基础设施等）的损失、劳动就业关系的维持、地方政府的压力等。然而，基于新古典区位理论的企业迁移决策只有在决策者具备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的假设下才具有说服力。由于上述假设，企业迁移成本，包括房地产选择和获取成本，现有设施的拆除、转移和重置成本，新设施的建设成本，新雇佣劳动力的招聘和培训成本等并没有考虑在内（McCann，2001）。而且，企业内部发展因素（如企业扩张）作为导致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也没有考虑在内。此外，利润空间通常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变化不是很显著，因此，区位因素并不是企业迁移的决定性因素。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在19世纪60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区位的地理特征自然会造成信息的空间不对称，并且经济人在很多情况下会做出非完全理性的行为。事实上，由于受到信息不充分或信息收集成本过高等因素的影响，企业迁移并不一定会选择最优区位，而往往处于“准最优区位（suboptimallocation）”之中。总之，新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关注企业迁移最优区位的选择以及外在区位因素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而对影响企业迁移行为的内在因素缺乏深入的研究⁽⁴⁾。

（2）决策者行为理论

Pen和Pellenbarg（1999）指出应从行为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决策过程和决策者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决策者行为理论对诸如生产成本、收益、价格和利润等客观经济标准不是十分关注，而是关注于创业者的决策过程。决策者行为理论认为区位选择是战略或长期投资决策的一部分，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主观的。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在于强调内部和外部的决策者的作用以及与企业迁移相关的决策过程（Hayter，1997）。该理论把企业看成是具有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机构，决策过程通常受不完全信息、主观解释以及其他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情形的影响。因此，企业迁移对区位的选择并不总是最优的。决策者行为理论更强调内部因素和个人特征的重要性，如Simon（2000）指出一个决策者由于个人能力，并不能收集和掌握所有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并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满意人”（Satisficer Person），通常会选择次优区位，而最优区位决策只是理论抽象而已。决策者行为理论的核心在于企业如何感知、编码、评估那些影响感知和选择过程的信息和因素。

（3）制度理论或演化理论

新古典区位理论和行为理论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因为它们都把企业的决策行为置于静态的环境之中。经济活动是受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影响而“嵌入”在社会制度或网络之中的（Granovetter，1999，2008），而不仅仅是企业行为。制度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特定环境下企业之间的联系而非单独企业的行为，强调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之间的联系不仅包括货物与商品的前向和后向的联系，而且包括与创业者、顾客、公共机构等之间的非正式网络。企业迁移是在动态环境下的决策，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企业迁移行为是企业投资战略的结果，也是企业与供应商，政府部门，工会以及其他机构就价格、工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谈判协商的结果（Pellenbargetal1，2002）。该理论认为“外部”或“制度”要素（空间调整，如扩张、兼并、收购、接管、信任、互惠、合作和惯例）在企业的结构与功能、市场的运作以及政府干预形式等经济的各个层面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Martin，2000）。企业迁移的演化理论应用达尔文的生物学概念，如变异、选择和路径依赖来分析空间经济发展（Nelsonand Winter，1998）。这种演化概念在经济地理中也分别被称作创新、竞争和惯例。克鲁格曼（1991）认为在经济格局的形成中，偶然性、路径依赖、历史和特殊事件起决定作用。一旦早期的区位优势形成以后，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可产生累积效应，这种非理性的经济分布在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下，具有“锁定”（lockingin）效应。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对于企业迁移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先前的区位对企业迁移决策以及迁移路径具有强烈的影响，企业的初始区位将限制可能的迁移选择，新的区位通常位于初始区位的附近。路径依赖或惯例使创业者不愿进入他们缺乏经验的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如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Brons and pellenbarg，2003）或者改变区位。他们倾向于通过过去在特定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知识，惯例和能力来展开竞争，并且这种能力很难被别人模仿（Boschma and Frenken，2004）。因此，创业者更容易依赖在特定市场领域获取的知识和经验，而忽视其他收益较高但同时也潜藏着风险的发展路径，这很容易导致“锁定”和次优行为的发生。此外，演化理论中，经济变化与对变化的抵制或惯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并不能选择新古典理论中所谓的最优区位，受历史行为的影响，如沉没成本、信息偏差和感知等，限制了它们的最优选择（锁定效应）。总之，新古典区位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成一个“黑匣子”，以理性的方式应对环境的变化；行为区位理论中企业是涉及冲突，不确定性，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决策主体；而制度和演化理论中，企业被认为与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从新古典区位到行为区位，制度和演化理论的转变也意味着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典型的“硬”要素向行为区位、制度和演化理论的“软”要素的转变。促进核心至边缘迁移的政策措施属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成本节约要素。相反，行为区位理论强调软要素（如企业的个性考虑）的重要性，如在决定是否迁移时，非完全信息使较远的区域变得未知，更容易迁移到较近的区域。此外，制度和演化理论强调企业行为受不确定环境中提供决策依据的惯例和制度的影响，非物质要素如信任和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作用显著。上述理论是相互重叠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Brons and pellenbarg，2003）⁽⁵⁾。

通过以上分析，企业迁移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决定因素可归纳如下，如表1.1所示。

表1.1　吃企业迁移理论流派及其决定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白玫（2005）研究成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