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新规则的铺垫

打击投机：树立新规则的铺垫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1950年，中国大陆全部工业生产总值7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8%左右。在70亿元工业产值中，机械、能源、原材料的产值不足三分之一。沿海地区集中了60%至70%的工业产值，少数近代化的城市和大量衰败落后的农村并存。

有朋自远方来，白求恩与儿童团员。

长年的战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当时，全国到处是战争创伤，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全国大部铁路被破坏，京汉线中断达12年之久。长春在战争中被围困五个月，粮价上涨近九百倍。

新中国建立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仍占财政支出的一半左右。另外，人民政府还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自己的军政人员大约有900余万人，全部要由国家供养。此外，交通、工矿企业需要恢复，失业人口亟待救济，这一切使得国家财政开支巨大。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只相当小米303亿斤，而支出却达570亿斤，财政支出中三分之二的赤字不能不靠增发纸币来弥补，物价仍在上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了经济问题的严峻性。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而社会上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打仗，会搞政治工作，但在发展经济方面只能得零分。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进入前门大街。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陈云就在上海开办商业机构，为党筹措经费，被公认为有经济头脑。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东北经济建设计划，东北各大城市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发展。1949年7月，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

由于各方面需求过大，通货膨胀情况日益加剧，有关方面主张通过削减开支来稳住人民币和物价。但陈云认为，军费开支不能减，为了恢复经济而收购棉花等战略物资所发行的钞票也不能减。陈云决定采取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开展国内汇兑、统一管理税务和食盐外销、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措施，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在上海。上海市场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占全国一半，有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上海解放之际，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原料涨价、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

解放上海后，上海军管会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限期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但世道初变，很多市民对人民币的购买力抱有怀疑，加上有着悠久传统的投机商大行其道，结果黄金、白银、美元作为硬通货畅通无阻，人民币和银元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上海各商业机构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人民币几乎无法流通，信用大大降低。

人民币贬值的后果很严重，一旦人民币也走金圆券的路，变成一堆废纸，新政权的权威就大打折扣。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包围了银元交易的主要大本营上海市证券大楼，依法惩处了一批金融投机的操纵者。大本营被端掉后，在上海各非主要街道和里弄里贩卖银元的小商小贩也受到了处理，上海街头再也见不到银元贩子了。

接着，上海市军管会命令上海的铁路、公路、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征税一律征人民币，并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政府运用强力的与和平的两手，政治的和经济的两手，很快就把银元风波平息了下去，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很快，历来依赖外部物资的上海又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1949年6月，国民党方面开始封锁上海口岸，当时上海存粮仅够半个月的消费，煤炭只够烧7天，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个月。投机商利用外国棉花进口困难和粮煤紧张，掀起了以粮食、纱布、煤炭为主的“七月涨风”。

7月，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大米、纱布、煤炭这三种商品，简称“两白一黑”。他指出，“黑”即煤炭问题比较好解决，只要把运输抓住，煤炭就会源源不断地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纱布问题。这两样东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政府掌握越多，控制市场的力量就越大，人心就不会乱。陈云决定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粮食、棉花和煤炭保证上海需要，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三项措施来控制物价。

上海解放，街头宣传车。

粮食供应问题历来是使执政者操心的大问题。经过仔细计算，上海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了，政府于是开始在上海市场配售大米，每天投放100万斤。同时，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来1亿多斤粮食，在9、10两个月每天投放市场200万斤。

与此同时，华北地区粮食歉收，投机分子利用这个时机倒卖粮食，哄抬粮价。陈云急电东北紧急调粮食支援华北，保证每天发一列车粮食到北京。在北京，有关部门在天坛打席囤存粮，每天都增加存粮，实际上就是做给粮食投机商看的，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使投机商永远也不能操纵上海粮食市场，上海市政府到江苏、浙江等产粮地区订立了长期的粮食交易协定，保证由这些地区长期、平稳地供应粮食，并且用平价销售，投机商高价收购的粮食卖不出去烂在了手中，被彻底挤出了粮食市场。

“七月涨风”平抑之后，经过三个月的平稳时间，国内市场又掀起了比7月更为猛烈的“十月涨风”。这次以纱布和粮食为主，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形成全面暴涨，范围遍及全国，是解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一个月内，主要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好几倍。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是纺织业发达的城市，纺织业占当时上海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2%。在此情况下，陈云一直冷静地观察经济形势，先让上海三分之二的大纺织厂开工，优先供应这些工厂生产的原料，再寻找机会用经济手段打击资本家，等收紧银根、物价平衡之后，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趁机买进。

在陈云直接指挥以及全国调度下，11月25日，上海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并且边抛售边降价。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投机商马上大量购买，有的还借高利贷来购买纱布，期望在纱布价格上涨中获得暴利。但是，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一边抛售纱布，一边降低价格，纱布的市场价格越来越低。投机商受不了，不得不开始抛售棉纱，政府则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棉纱，很快就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降低，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平抑了物价。

物资供应受制于流通环节很深。政府在征集物资之余，抓紧修复上海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动员马车甚至骡车、驴车搞运输，千方百计保证上海的物资需要。投机商和资本家所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也被挤垮，不得不依靠政府掌握的运输部门来做生意，注定了他们在这场市场供应博弈中的命运。

从更深层面来看，国民党的封锁加快了中国经济内向的节奏。上海的发电厂和公交公司原来依靠进口燃油作为动力，外来油料供应断绝后把燃油锅炉全部改建成燃煤锅炉，以煤气车代替汽油车，原来依靠进口原棉的上海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

陈云在上海指挥打的经济仗最终制住了市场的投机风向，到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宣告结束，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